茅于轼：道德的延伸-市场中的非自利因素

天则经济研究所 2013-08-01

2013年7月13日至14日,“天则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第四期在大连举行。本期讲师有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茅于轼、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以及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赵农，参加学习的学员共有35名。此次课程的主题是“科学思维”与“道德的延伸”，另外秦晖老师做了主题为“人权与福利”的讲座。

7月14日上午，茅老师讲课的主要内容为“道德的延伸”，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个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运用这个方法可以看清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另外茅老师又用战争的事例，指出为什么要以民为本而不能以国为本。这些内容都属于道德的延伸。

道德的作用体现在市场中的非自利因素。其一，社会的信任是经济繁荣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中国现在的社会信任度低，假话多。其二，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不仅仅在于自利，更是因为责任感，责任就是一种职业道德。其三，个人的情商也是非常重要的，人与人是镜像关系，人要做受欢迎的人，就应该得理让人，及时认错，宽容。就事业而言，情商比智商更为重要。

屁股决定脑袋的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这个话题与道德是有关系的。茅老师认为阶级分析就是人的立场跟他的利益有关系，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坐在什么位置上，就怎么想问题。比如资方要压工资，劳方要抬工资；买方要压价，卖方要抬价。

所以，计生委不会放弃计划生育。原因就在于屁股坐在计生委的位子上，就要为计生委的利益出发。计生委不一定说的是符合道理的话，但一定会坚持计划生育，因为计划生育会带来巨大的权力，这就是阶级分析。如果废除计划生育，计生委这个系统中的好几十万人就要失业。所以，对计生委来讲，计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斗争，决不会放弃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改变，不能靠计生委，这就是阶级分析。类似的，国土资源部不会放弃18亿亩耕地红线，国资委不会说国有企业的坏话，都因为有巨大的利害关系。

茅老师提倡要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国为本，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人的立场跟他的利益有关系。官员、外交官说的话不一定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是为了官员、外交官的利益。比如，钓鱼岛问题，外交官们无中生有、挑动是非，变成头条新闻，为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钓鱼岛是个荒岛，也没有人居住，钓鱼岛的争端不是出于老百姓的利益。比如每天的报纸头条——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军演，报道很多却跟老百姓的利益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大部分是跟政治家的利益有关。提倡以民为本，第二个原因就在于国家利益引发战争，而考虑百姓利益会避免战争。

所以茅老师的看法是：一块领土归属于谁，应该是看怎么样对这块领土的老百姓有好处。如果归属了某个国家，这块老百姓生活的更自由、更富裕，那就是合理的。一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没了，还怎么谈国家。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在毛泽东的时候，很多人都偷渡到香港去了。日本被美国占领，凭借美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也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例子。

人类为什么自相残杀

茅老师指出人类社会大规模杀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家之间为了领土斗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家的领导人镇压反对他的人。人类是最有理性的动物，但是却是最大规模自相残杀的动物。茅老师认为要解决大规模杀人这个问题，应该把国家改变成社区，变成很小国家，几万人的国家。这样一个小国家就变成社区，不可能去造原子弹，也不可能造航空母舰，它所需要的武器就是对付强盗小偷，像手枪、冲锋枪，就够用了。所以将来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不会是大国家，因为这样的结构很难避免大规模杀人，要变成小规模的政府，避免领土问题，可以互相合作，相互交换。作为一个实施权力的单位，也只能够在一个小范围里头实施。

市场中的非自利因素

一个社会的好坏不能光有自利。茅老师从弗里得曼的消费矩阵讲起，阐释了以“花谁的钱”、“为谁花钱”为划分组合出的四种情况，综合其利弊得出“花自己的钱为自己花”是最有效率的，从而推出弗里德曼得出的结论：公费医疗、公费教育的福利国家是不好的。这里虽然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却忽略了公平。茅老师又从消费矩阵推及到赚钱矩阵——用谁的劳动为谁赚钱，指出效率最高的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

茅老师指出，重点是不管赚钱的矩阵或者是花钱的矩阵，不可能都变成自己花钱为自己，自己劳动为自己，越是复杂的社会，这个比例会越小。现实中，在现代国家，很大一部分消费不是自己消费为自己，而是别人来消费为别人；大部分劳动也不是自己劳动为自己赚钱，而是劳动为了企业。

所以说，不能光有自利，还要有责任，就是职业道德。资本主义能成功的根本原因是责任感，绝对不是只有自利而成功的。责任恰好是非自利的，是牺牲自己的。把工作做好，这是道德，是道德里的非自利因素。

社会的信任度与经济繁荣

日本的福山写过一本书，《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核心内容讲人跟人的信任不但是社会美德，而且能创造经济繁荣。他考察了不同的民族，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他发现德国、日本，然后是美国、英国、荷兰这些国家信任度高，而中国，然后是黑人信任程度低。他总结出来的是信任度高的国家经济能够得到繁荣。日本划船不需要交押金，摆出来的商品也没有人偷，所有的水都是没有污染的，德国的地铁是不查票的，这些都是高信任度的表现。

茅老师也相应地谈了谈中国的道德状况。总体来说中国现在的道德状况比文革的时候好一点，但是恐怕是几千年的最低潮。社会信任程度低，说假话的多，社会处于恶治状态，扭转起来想当困难。

免费不能免成本

任何东西都是有成本的，在免费的背后就是别人承担着成本。所以茅老师反对能够收费的项目免费，这只是把成本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占别人的便宜。当然有些情况是合理的，比如富人救济穷人，收费成本太高的项目不收钱等等。

茅老师提出我们应该特别警惕这种捡便宜的心理。比如政府利用大家喜欢拣便宜的心理，说某个举措是为了优惠大家而且不要钱，其实都是有成本的，只不过表面上是政府承担成本。实际上政府并不创造财富，他用于承担成本的钱都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就被欺骗了。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就是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最后主要的受益者是政府官员或者是大企业的员工，真正贫困的人根本享受不到。

瞄准中低收入的很多政策都是错误的，瞄准低收入才是正确的。瞄准中低收入，最后却演变成瞄准中收入，甚至是高收入。现在的廉租房、公租房、限价房、经济适用房，最后都集中到了城市人口，因为他有一个中低收入，把一个“中”字放进去了。

从社会的激励机制看，市场的好处就是谁要享受，谁就付出努力，谁就创造财富。福利的坏处就是鼓励人们想办法去钻空子，送红包，就得到了好处，把人的聪明才智用错了方向，这是最大的坏处。

道德让我们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人是有对称性的，别人和自己是镜像关系，你对别人怎么样，别人对你就怎么样。人与人之间磕磕碰碰，首先检讨自己的问题，你对别人不好，别人对你就不好，你对别人好，反过来别人也会很好的对待你。我们要做受人欢迎的人，不能做令人讨厌的人。所以人的一生要想顺顺当当，就看你对别人是否宽容，有没有成人之美，能不能得理让人。茅老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得理让人不是懦弱，而是留给别人一个很好的印象，对于别人来说也会因为你的宽容心存感激。得理让人会使得我们这个社会更容易相处。茅老师以德国和日本对于二战认错的程度不同，指出认错要及时。如果不承认错误，就会越来越难，但是错误已经摆在那里了，是掩盖不了的。

宽容、得理让人、及时认错都是情商的一部分。就事业而言，相比较智商，情商更为重要。可能看起来是吃亏的，但是有些人一辈子做不成事，就是因为得理不让人，有错误也不敢承认，对别人不尊重。不能迁就别人，不会宽容，这些只会毁掉一个人。

在上午的课程最后，学员李健提出了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缺乏逻辑，而西方人不缺”引起了热议。有同学认为中国是人治，自古以皇权至上，而不遵守法理，既然是人治，人说了算，有权的说了算，那么法理、道理、逻辑自然就被人们放到了一边。还有同学认为中国人也是讲一点逻辑的，但是比较注重短期利益、局部利益，看得到的利益就是讲明哲保身，所以不会有勇气去讲道理，讲逻辑，在长时间的过程中逻辑就被淘汰掉了。

最后，7月14日下午，秦晖老师开展了题为“人权与福利”的讲座。他从人权的基本含义出发，以及宪政化过程中的博弈，指出民众的“福利问责”与他们争取自由的诉求是一样的，都是推动剧变的动力。然后讲解了福利国家必须首先是民主国家的原因，当代福利国家的成就与危机，以及福利国家发展前景和对我们的启示。

7月14日下午，赵农老师就茅老师和秦晖老师讲课的内容，与同学们进行的深层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