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在财富创造上有卓越的表现，但是经济理论上仍然落后，表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个只立不破的改革。比如目前仍然抱有老的观念，认为劳动创造财富，但是改革30年以来中国致富之路的实践不是靠劳动创造财富，而是交换创造财富。是开放自由的市场使中国富起来。
什么是财富
金钱、商品、健康、环境都可称之为财富，但由于经济学有其局限性，在经济学里的财富针对的是可交换的财富。茅于轼教授认为财富最好的一个表达就是金钱。金钱就是财富，因为钱可以买一切东西。钱之所以能买一切东西就是因为市场可以自动达到一般均衡。金钱就是财富，所以赚钱就是创造财富，并且在市场这个双赢的制度安排下赚钱不存在剥削。
一个企业或是一个摆摊的个体，把一天的收入减去成本，所得的剩余就是其创造的财富。如果亏损就是财富的消灭。GDP就是一个社会财富的总量，是每个人创造财富的总和，也是一个社会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因此计算GDP的两种方法，一种是把每个人赚的钱相加，另一种是把所有最终商品相加，两种算法是相等的。
赚钱就是满足市场需求，企业就是提供商品和服务来赚钱，这就是在市场这个制度安排下赚钱的途径，市场的活力也正因此而体现。由于市场存在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把剥削消除，比如劳动力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所以市场是公平的，不存在剥削。只有破坏市场规则才会有剥削。
平等自由的交换能创造财富
平等自由的交换是双赢，所以必定有财富的创造。一个人赚了100万，必定有别的一些人也赚了100万（或多或少），并不是社会就少了100万。200多年前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创造财富，但是前面需要加上“劳动用的好”这个条件才能成立，因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财富的创造，劳动没有用到合适的地方便是消灭财富。正如计划经济时期，付出了很多劳动都被浪费了，国家越来越穷。劳动用对地方就是要在市场制度之下，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劳动用在什么地方、用多少。因此真正创造财富的条件是市场有效。
交换之所以能够创造财富，就在于交换不是等价的，同样的物在不同人手里有不同的价值。一切交换都是一物从低价值的一方转手到高价值的一方。每一个交换都使得物品改善了它的用场。这就是“物尽其用”，提高了效率，增加了效用，因此交换创造财富。比如，香蕉换苹果，双方的效用都得到了增进。同样，一个企业转手了，从原来的不赚钱到赚钱，还是同样的产业，但是因为新的老板看到机会，能够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因此创造了财富。
金融业创造财富
金融业从表面上看没有劳动，是用钱赚钱。茅于轼教授指出金融业是创造财富的，其对社会的贡献就是“钱尽其用”，是把钱用在了回报率更高的地方。金融业转移大笔的钱，因此能够创造巨额财富。
一国的金融业的好坏极大地影响其经济发展。中国的金融业将钱用到亏损的国企，而真正能赚钱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钱，这是非常糟糕的。茅于轼教授评价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金融业基本上起了好的作用，很多高楼大厦、飞机、地铁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都离不开金融业。
金融业非常重要，但是它扩大了贫富差距。因为用钱生钱普遍是富人做的事情，所以这使得富人越来越富，财富差别就扩大。面对财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并不能不要金融业，而应该讨论如何财富分配。
金融业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危机。金融业发生危机的原因是由于它是一个延时的交换，其交易都是延长到未来的，因此产生很多不确定性。所以金融危机的产生是不确定性产生的。当延长到未来的交易100%能按时兑现，那么这个交易跟当时完成的交易没有区别；当延长到未来的交易没有100%兑现，并且宏观原因造成大批人还不起债，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宏观原因比如房地产泡沫、国家不良债务等等，这些都是延时交换的不确定性带来的。
投机是靠股票价格的变化赚钱，投资是靠企业分红赚钱。投机是在时间上调剂余缺，这与把香蕉从南方运到北方卖这种在空间上调剂余缺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投机能够创造财富。过度的投机搞乱了价格信号，把市场变成了赌场。比如秋天粮食丰收，粮食价格比较低，等到春天的时候粮食少了，价格上升，就卖掉粮食，这是创造财富。但是很多人都这样做，在秋天买粮食投机，秋天粮食的价格上涨，最后秋天的粮价涨得比春天还高。所以投机能赚钱有一个条件，就是少数人投机，而且这些人是专家，他们能正确判断市场。
交换与分工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强调了分工的好处，但是“如何分工”、“分工分到什么程度”这两个问题只有市场才能回答。分工能够发挥比较优势，能够提高效率，其目的就是为了市场，就是为了交换。首先，分工能发挥比较优势是由于价格优势，如果价格错误分工就不会发挥比较优势。比如，中国改革以前没有正确的价格，机械工业部分了八个部门，分工分得很细却没有效率，因为其分工没有发挥比较优势。其次，分工能够提高效率，为什么不一直细分？杨小凯的博士论文就是讲交易费用怎么限制了分工，当交易费用很高大于分工的好处就得不偿失。因此分工的背后是市场，是交换。
交换改变了人类历史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是争权的社会，是独裁社会，是单赢社会。18世纪人口数量和人的寿命都产生了巨大的增长，这就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得双赢代替了单赢，人们从斗争变为互相合作，人权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取消了法律层面上的特权，人与人自由平等的交换，社会财富迅速增加。
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从世界发展的趋势看，市场分工使人和人的区别扩大了。结果造成财富的不平均。市场制度最大的毛病就是贫富不均，市场不照顾人的生理需要，只看谁有有效购买力。收入分配是市场决定的，谁也无法改变。
但是茅于轼教授认为当前中国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于市场之外的因素。中国市场的问题就在于有很多特权，因此有很多有钱人并不是靠市场机会赚钱，而是靠特权赚钱。这造成了中国更大的贫富收入差距。
一个贫穷的国家经济起飞后，产生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社会容易陷入混乱而无法继续增加财富，这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克服了中等收入陷阱，社会进入高收入阶段，否则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的并不多。因此财富差距过大正是妨碍我们走向高收入的障碍。
我国解决贫富差距的政策问题
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就是政府在征税方面重点应该放在富人身上，在花钱方面多照顾低收入者。非政府组织也应发动民间力量纠正过大的差距。政府应该从慈善机构退出。让给民间去做。
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是，富人的税从比例上相对比中等收入、偏低收入的人少。因为现在的税主要来源于流转税，只有在买卖东西的时候才发生。富人大部分钱储蓄起来或者再赚钱，这部分是无法征税的。并且税务局不了解真实的收入情况，因为年收入12万以上的个人报税，税务局也不会进一步查证。征税的问题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更偏向于富人，比如政府干部本来收入就高却仍然享有医疗费用全免。另外纠正贫富不均的方法不能用暴力的杀富济贫。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就是保护私有产权。我们要吸取改革以前的历史教训，走杀富济贫的老路只能是通往奴役之路。
我们政府做了很多相反的事，是帮助富人，而不是帮助穷人。茅于轼教授反对经济适用房，因为这个政策让税收补贴了能买得起房的有钱人，而没有照顾到买不起房的穷人。茅于轼教授主张大学收费要提高，提高收费的部分帮助低收入的大学生。因为能进大学念书的大多家庭比较富裕，而穷人根本上不起大学。这就是把税收补贴较富裕的大学生，而没有照顾到上不起学的穷人。
我国社会不稳定在于正义的缺失
茅于轼教授从和香港的对比看大陆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稳定，认为香港的贫富差距比大陆大，但是香港还很稳定。因此大陆社会不稳定不是因贫富差距造成的，而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比如随便侵占耕地，政府不讲道理。比如上文提到的我国的个调税起了反调节作用，对工薪阶层在征税，对富人的收入征不到税。还有我国的民间慈善得不到政府的鼓励，发展十分困难。
消除贫困是一个长过程
茅于轼教授指出消除贫困在全世界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对全世界消除贫困的贡献率达到了80%。但是反思一下，我们之前贫困的问题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如果在制度得当的条件下本不会那么穷。所以解决贫穷的问题，首先要增加财富，其次再考虑公平。
垂直流动性
社会不公有两种，一种不公就是收入的不公，还有一种不公是地位的不公。收入的不公是终点的不公，是市场造成的，很难改变它，因此要对此种不公抱有宽容的心态。而地位的不公平是起点的不公，机会的不公，这是需要减少的。这就是说要消灭社会地位的不公平，消灭特权，应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保持一个适当的差距也是社会所必要的，这个差距太大会导致社会动乱。但没有差距，追求绝对的平等是通往奴役之路，比如大锅饭是缺乏效率的，最后将变成穷人之间的残酷争夺，形成另一种社会不公。
维持一个适当的贫富差距就是有一个良好的垂直流动性，使人们从低收入上升到中高收入有一个畅通的渠道。消除特权，使每个人机会均等。我国在改革初期流动性比较好，现在越来越差，原因是既得利益阶层越来越稳固。美国的流动性比较好，因为在美国只要好好干，不需要什么社会关系，就能进入中产阶级。相比之下中国却不太容易，要看机会，要拼爹。
分配的公平与否有两种标准，一种是每个人收入都差不多，一种是贡献多收入多，这两种公平的观念完全不同，但是两种公平观都需要重视。
因此，茅于轼教授也倡导为穷人做事，是真正的帮助穷人提高收入，而不是用口号讨好穷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