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陕西人，对陕西出这么多荒唐的事情感到羞愧。因为前几年陕北油田的事我也参加了，现在又出了这么一个事。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有好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讨论。
这几年发生的山西煤炭重组的事情，陕北延长油田的事情，以及从今天这个事情，都可以看到，过去讲的“肥猪”理论到现在依然通行。当着经济发展出现困难，资金不足，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就让民营经济发展，让民间资本出来救市，一旦民营经济做大了长大起来了，也就是说把“猪”养肥了，对不起，杀掉，实行国有化，或者以各种各样的名目把它拿过去，剥夺掉。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保护产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恐怕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根子很久远，从头上讲，我们的合作化、公社化就是从剥夺产权搞起来的，那时候就埋下了祸根，一直到1981年的历史问题决议，居然还不能否定，还不能认这个错。我曾经在一个会上说过，不否定合作化和公社化，我们就不可能确立起产权保护的规则；同样，不否定1957年反右派，我们就不可能尊重人权，因为这是历史的惯性。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历史的惯性是很大的，改革开放后期之所以出现这么多倒退的事情，就是因为没有一股力量可以扭转这个事情。怎么扭转呢？一是当权者感到有危机出现，按现行办法不能继续生存，二是发生某种事件，现行链条在某个环节断裂，才有可能使高速运行列车转弯和变向，不然，惯性还会继续下去。
第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高院受理三年，最后弄了那么一个东西，“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实际上是高院听命于陕西省政府，这中间可能有很多幕后交易，很多大人物都会参与其中，否则，高院也不会这样为难。我觉得，这就是咱们现在的法律的独立性。很明显，在现在的情况下，权大于法、党大于法，这个问题不解决，讲 什么建立独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完全是在唱高调。我们有什么独立的法律体系？难道独立的法律体系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从陕西省政府来说，根本不是当事一方，不管怎么说这是西勘院和凯奇莱的官司，在这个事情里面，省政府竟然卷入这么深，不仅是一个法律主体，而且是一个法律之上的主体，各级政府都可以代替和包办法律的事情和社会的事情，他自己的话就是法律。你可以看到，陕西省政府秘函就是这样的，他施压，高院就听命于他，为什么要听命于他？你是可以独立行事的，为什么不能独立判断。所以，我们改革了30年，在这个问题上进步不大。
第三，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为什么陕西省政府要出面？我觉得这里面最主要的是某些人的利益问题，因为19亿吨煤探明以后，进而可以获得开采权，如果不能继续取得开采权，就要给探矿方支付相应的报酬，如果一吨一块钱，就是19亿，两块钱就是38亿，现在把探矿权白白送给第三方，第三方必然要给好处，你给我多少？这是中国官场的一个秘密，陕西省政府从凯莱奇公司夺过来，送给刘娟的公司，刘娟不给他回报？我不相信这个事情。给了多少？我们无法知道。所以，我觉得这背后是利益，而且是官员的利益，是操纵这个事情的人的利益。其实资源是全民财产，应该人人有份，如果陕西省把这19亿或38亿拿出来，分给陕西老百姓，凯莱奇公司也许还可以同意，但是没有这个可能。事实上公有的资产，你既然去招标，让人家来探矿、来开采，你出卖采矿权也好，出卖探矿权也好，这一类收入都落入私人腰包、落入单位腰包，成为单位小金库的东西，中国通行的状况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陕西省这些年确实做了一些“好事情”，这些“好事情”也很有教育意义，说明了我们目前是什么状况，我觉得如果不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中国改革的前途是堪忧的。
（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1月15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产权与公权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已经作者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20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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