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
吴思老师是当代中国最有思想创见的历史学家之一，前些年提出了“潜规则”、“血酬定律”，现在再有“官家主义”，用概念来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框架越来越完善。“潜规则”这个词现在已经被收入了《现代汉语辞典》。“官家主义”这个概念吴老师刚才已经做了系统的解释，并且我看吴老师整个思路是要用它来解释历史和现实，所以这是提出了一种解释历史、现实的框架，这个框架对于以前解释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框架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框架触发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和现实。原来我们大家都熟悉人类历史发展五个阶段框架，这个框架的前提是一个社会的特点是由经济基础、阶级来决定的，封建社会是地主和农民，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和工人，这个主要社会矛盾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原来的解释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解释框架很显然跟中西方历史事实脱离，就是这种框架不能概括历史事实，它的解释力非常有限。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这个解释框架把社会主要矛盾弄错了，吴老师这个框架我把它纠正过来了。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人类历史各个阶段最关键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被治理者的矛盾，即人类社会为了维持基本秩序，必须有一个具有暴力潜能的组织——亦即公共权力，但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也可能利用其拥有的暴力威胁、伤害被治理者的个人自由，这是人类社会自国家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的困境，简单说就是官民矛盾，这是任何一个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政治文明的发展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宪政的目标就是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官民冲突在历史的表现是，官占据主要地位，吴老师也提到了中国古代官家系统的三个层次——皇帝、衙门、官吏个人，整个社会完全由官家系统控制。用这个框架来解释，可以突破原来五个社会阶段的解释思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创见的思路。吴老师的目标是用“官家主义”解释历史和现实。当然我个人觉得历史和现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现在的最大特点是党国体制，这个体制是帝国被终结之后产生的，从孙中山到现在的党国体制，这个体制比传统的官家系统更复杂，因为它的权力结构更加复杂。按照我们一般的政治学的权力的观点，立法、行政、司法是三权，加上舆论权第四种权力。党国体制出现了党权，其他还有好几种权力，这个权力的复杂性就对原来官家的形态有所改变，这个改变会导致在适用中国传统历史经验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新变化、新情况，我个人的想法是把这些新的情况、特点综合进去以后，再用来解释现实可能会更有说服力，这是我的一点想法。后面看看大家有没有提问。
时殷弘：
共和概念通过简短的术语来讲，简短术语就是一个词两个词，任何一个特点都有它的局限性，主要是特点的定义。你比如说按照现在早期西方所谓威权主义，奴隶制是典型，从它的历史内涵来看，西方所有的现代早期政治学都认为这个就是绝对主义，包括几个要素，一个王权跟过去社会相比比较重要，但是关键这个王权本身受制约，而且行使公共权力的那个关系成分相当复杂，不是只有官僚，军队、贵族，贵族有大贵族、小贵族，还有其他主义。比如说我们说官家主义给人印象最突出的就是皇帝之下，中国那个极其庞大的组织，但是实际上传统中国是行使权力并不只是皇帝，比如汉朝前期最突出的是外戚，后期还有宦官，同时还有很多官僚。其实中国的乡绅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官家主义，但是关键就在我们对于定义要比较契合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同时又显现出其中的统一性，我觉得主要不是词汇的问题，是概念的定义问题。其实西方历史搞到现在，关于欧洲大陆、欧洲专制主义，西方历史学家的规定是相当内在丰富、相当全面的，其中有些跟中国是有类似的，所以关键就是我认为什么术语都可以，主要是术语的定义和概念的定义，必须有内在丰富性，同时又有兼容性。
龙登高：
我针对刚才两位主讲人谈点感想。第一个就是千帆教授所谈的我觉得有一个约束条件，那就是私有产权及其基础之上的独立经营和自主选择，如果是存在这样的制度或约束条件，那么极权主义可能就是很难维持的。
第二，与此相关，当存在着这种私有产权和自主经营、自主选择的时候，那么极权社会是不能渗入基础的。这就是刚才吴思先生所谈的官家主义，这是在官僚体系当中，而在基层与民间，事实上是一个在私有产权基础之上的自主体系，包括家族，包括乡绅，以及下面我们要谈的公共设施建设。也就是如果政府没有控制资源和主导配置，那么官僚体系对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
第三， 1949年之后不一样，就是基层社会的改变，支部建在连上之后，同时基层社会和上一层官僚社会之间的关系也要改变。在王朝时期，朝代鼎革或上层变动，与我们湖南的基层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解放后不一样了，运动运动不断地运动，它是连根拔起的，而这恰恰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革命，而在传统时代如果你对基层将支部建在连上，其高成本将会使你的统治无法延续下去。
最后补充一点，今天我们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果都归咎于传统，不客气地说这是诿过于先人，替今人脱罪。而在逻辑上，20世纪的革命已经将传统在制度层面上大体消除了；怎么能说是传统造成今日的问题呢？中国传统曾在历史上创造辉煌，传统也有其约束条件，而革除传统则造成现代迷思。
[ 本文为2016年6月25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腾讯思享会与《东方历史评论》协办的「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上洪振快、时殷弘、龙登高三位教授的评议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2016-11-23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