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非常感谢天则所能够邀请我参加这个会。其实本来就是想听听。我讲一点等于说是感想，也谈不上学术。其实在我的视野中，中国的商业和商人其实是非常发达的，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很多，像曾国的洪高，还有就是有身份的读书人也进入了商业领域，比如说子贡、管仲都是商人，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佳话。
我们好像很不重视商业，商业是很低迷的一个活动。其实不是，即使是到了秦汉以后，就是专制帝国成立之后，即使有国家政策的重农抑商，但是商人其实一直很发达。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们中国商人之间以及老百姓之间的交易是有契约的，产权也是被认可的，但是这些人跟皇帝之间，或者跟政府之间的产权就没有办法说了。只要皇帝要，你就没有办法拒绝，不仅是征税你没有什么还价的，比如说像西汉开始时国家很穷的时候，就让你休养生息，等你富了，汉武帝就开始算计你征财产税，如果隐匿财产，交不上来税别人就可以告你，你告发了这部分就归你了，特别狠。这种情况显然商人没有任何抵抗力，关键的是他没有想过抵抗，我们历史上这样的事情特别多。比如说北宋是被某些人认为是儒家宪政的典范，不仅是宪政，而且是典范，但你看宋徽宗搞花石纲的时候，有很多很珍奇的花木就成为皇帝了，没有一个人想到过比如说我去抗争一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有人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跟具体的官员勾兑，我去偷税，没有一个人说是不是我们抗争一下，你凭什么这样随便征税，凭什么随便到我们家拿东西？就是说在皇帝的面前你所有的产权都是化为乌有的，毫无意义，他要拿你的就拿了，尤其是商人，而且是比较富的商人，一下子就拿走了，而且没有什么人想抵抗。
那么明代的抗税，比如说像江南少数地区抗税那是因为皇帝派出的是非法的收税，就是太监，他们才可能抗一下，而太监又在中国的政治中是一个地位非常低的一个群体，所以才可能有一点抗税。除此以外你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他没有想到过对这种非法的索取有过抗争，没有想到过这个东西是我的，在皇帝面前也是我的。皇帝要是要我也无法拒绝，可能也不仅仅是商人，即使官僚也是如此。那么是不是说商人的地位低？中国历史上有一度商人比别人地位低，但是到了明清实际上地位已经是平等了，商人已经不再是贱民了，甚至还给商人特意留出了商机，地位已经不低了。到了清朝特别好玩的就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实际上我们中国军队打不过英国军队，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英国军队想打哪打哪，想攻哪个军队攻哪个军队。谎报军情这是中国人一贯的传统，谎的非常离谱，但是你这个大城镇不能丢，小城市都无所谓。怎么办？就跟英军谈判，说你不要攻城，你不攻城我给你钱，广州一城就付了600万辆的守城费，英国人不想占领你的城市，他就是想打开你的城门。我们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超过4000万两，后来南京条约的时候赔款也就是2100万两，你这个赎城费已经给了1300万两，尤其是广州一省，当年它的财政收入有多少？怎么突然之间拿了这么多钱出来？实际上没有话说，这个不是借，欧洲的封建主义要打仗没钱你要开字据，打了账你要还钱，但是我们中国根本不会借，我们就是拿，商人没有半个不字，但是你看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你就得给钱，这些事情他就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
后来到了1910年的时候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清朝的覆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收回路况权，在此前各省的路况权，尤其是各省的绅商们他们自己的权利，然后铁路权1911年就开始收了，虽然不是无偿的收了，他是有条件的赎买，但是这种事就是国家跟这些绅商做交易，但我不能不做交易，都做交易，这就引起了绅商们的强烈反弹。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是我的，此前所有的朝代商人们都认为他们受的是皇恩，他们能有一口饭吃，能发财是皇上的恩赐，所以皇上拿走没有问题，就是皇上养了，朝廷养了人民，不是人民养了朝廷。但是这个时候人们就发生变化了，他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是纳税人，以前从来是纳税但是没有人意识到是纳税，这个时候意识到自己纳税了，他不干了，所以普遍的反弹。实际上我们知道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绅商们站在了革命的一边。最典型就是湖北省商会的实际控制者，在辛亥革命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天他就加入，就是因为凭什么把铁路权拿走这个事情，他非常愤怒。这个变化是我们近代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那么我们想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中国这么发达的商人阶层，这么强大的资本主义因素就发展不起来一个像欧洲、像英国这样的，就是我跟你谈判，我代表纳税人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话语遮蔽，对于这种实际的社会需求关注不够，他把你遮蔽掉了。所谓欧洲的商人能够有这样的需求，他能够有这样的欲望，订了契约，他也是基于自己的需求。中国商人老被无偿拿走能不痛吗？老被胡乱征税能不痛吗？但是这个需求确实没有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这个文化根本缺乏这个东西。那么什么时候有了？我们说欧风东借过程的外界信息输入，真正把产权和纳税人意识输入进来了，这个时候才会发生变化。此前他根本就没有这根弦，想不到。我也不是特别排斥儒家，但是儒家说你有宪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是差十万八千里，如果一个宪政连人的私有财产的这个弦都没有，这哪是宪政？这不客观，完全是很荒唐的一个说法。当然你也不能说就是儒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我们只能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没有长期的这套论述，所以我们多少次都接近资本主义萌芽，其实已经不是萌芽了，已经发展的很不错了，但是关键时刻就没了，始终不能形成英国那种态势。我就说这些，谢谢。
[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本文为作者2016年6月25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腾讯思享会与《东方历史评论》协办的「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主题报告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201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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