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专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军 图片来源：中评网
2017年刚刚结束，这一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虽然其中绝大多数与我们每一个人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但作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作为看客和围观群众，有时也会感同身受，觉得有话要说。
如果要选出三五个词来形容过去一年给普通中国人的感受，那么，笔者以为“低端人口”、羞辱和幸福感应可列入，它们并不相同，但却相互交织，或有形、有力，或无形、无奈，一共构成2017年时间之轴的突出元素。
在2017年发生的多起引发社会热议的事件中，无论是虐童事件，还是拆广告牌，亮“天际线”的行动，都远不及“低端人口”来得更具冲击力，因为这一提法本身就具有直捣人心的效果，更别提动真格的行动了，令人惊心胆颤不说，还夹杂着震惊和愤怒的成分。不过，若将这些事件置于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背景下去观察，却不难理解。
从时间上看，北京清退“低端人口”的行动，发生在中共19大结束不久，这似乎与19大报告对“美好生活”的描绘不太合拍。在社交媒体上，对“低端人口”事件出现了一边倒的鞭挞之声。共识基本达成，即任何人，包括政府，都不应居高临下地以为自己掌握着高人一等的智慧，不由分说地替别人决定什么是“美好生活”。本质上看，这次行动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卷土重来。虽然改头换面，口号变了，但作法却与从前没什么两样。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温和牢记一条实践证实过的结论，那便是，依计划经济理念治理国家，带来的注定是一场灾难。
从清退行动中，我们看到“执政为民”只是一个悬在空中的口号，不愿落地，真实的情形或许是执政为官，唯上是举。因为只要上级高兴了，无论下级和普通百姓多么不满，甚至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手握“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政府也有办法强力摆平，并营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到了迫在眉睫的关头，否则，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恐难以实现。
“低端人口”还让笔者联想到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政治哲学论著《正派社会》（The Decent Society）的观点：我们亟待建立一个没有羞辱，让人体面、有尊严地生活的社会，这便是正派社会，也就是文明社会。如果说羞辱是一种恶，包括无家可归、贫穷、血汗工厂、被压榨和剥削以及缺少卫生条件等，那么，尊严则是一种善。与赋予人们荣誉和尊严的善比较而言，铲除恶，尤其是废止一切羞辱社会成员的制度性安排和行政法规，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玛格利特进一步拓展了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分析逻辑。在玛格利特看来，根除羞辱应以公平和正义为前提，因为如果公平和正义缺席，羞辱社会成员的现象和行为就会成为家常便饭，难以禁止，而尊严则会沦为毫无德性的摆设，成为特权阶层的华丽外套。在此，我们也需要重申罗尔斯的精髓，即公平是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任何（缺少法律依据地）限制和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歧视他人，多数人暴政，以及无视个体间命运差距的作法，统统违反了正义。
再回到中国的现实中来，无论语焉不详的“美好生活”如何定义，它都应该是能带给人们幸福的一种生活，也是彰显社会正义与公平，同时没有羞辱的生活。相反，如果正义和公平缺失，羞辱泛滥，尊严不保，生活就不可能幸福，也绝不会美好。
2017年3月20日是“国际幸福日”，联合国在这一天发布了《2007年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07）。这份188页、总计7章的报告用了整整一章来论述中国。通过对1990年至2015年数据的分析对比，发现当今中国人的幸福感还不及25年前。尽管中国的GDP翻了几倍，人民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由于就业保障、医疗、教育、收入分配、房价等等一系列因素，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并没有提高。
从衡量一国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尺度看，幸福感被公认为是一个比GDP好得多的指标，因为它综合、全面，涵盖了GDP无法统计的方面，如社会公正、公平以及认同感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使命就是要不断提升公民的幸福感。遗憾的是，中国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幸福感原地踏步甚至下降，与经济总量节节高升形成了鲜明对比。环视全球，中国这种情形即便不是孤例，也算得上极其罕见。因为只有那些长期陷入内乱，经济停滞和濒临崩溃的国家才会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出现幸福感下降的情形。
毫无疑问，上述结论是令人沮丧的。面对这样的负面报告，政府的正确姿势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更何况这是一份由联合国组织权威专家撰写的严肃报告。借此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才是应有的态度。然而，中国媒体对此报告却鲜有报道，更无认真解读。这大概是由于官方严控的媒体通常只报喜不报忧，即使这种“忧”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考虑到此类消息可能由“境外势力”所为，中国官媒也只能唯恐避之而不及了。
可以预料，如果一个社会缺少公正和正义，便人心难稳。当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安全感都成为问题，此时再谈幸福和尊严，岂不过于奢侈和不着边际？
2017年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刘x x的去世。刘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因为争取民主权利，主张言论自由，曾数度失去自由。最后一次是在2009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1年监禁。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使得他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人。2017年7月13日服刑期间因病去世，享年62岁。
以往，中国政府通常会将重大的政治犯作为一张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牌，在某些场合，释放并允许其前往西方国家“治病”。据维基英文网介绍，魏京生和王丹 – 另两位广为人知的中国政治犯，都是在西方国家领导亲自介入，在北京申办夏季奥运会主办权期间和联合国人权会议前夕，分别获得自由的。这些举动被视为中国政府释放善意，传递给西方的礼物。当然，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政府也获得了西方国家的让步，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可以设想，如果当时有关部门允许这样一位病入膏肓的人赴国外医治，不仅能够展示人道主义关怀，改善中国的人权记录，而且还能避免刘一旦在中国监狱去世带来的种种被动。毕竟，中国政府曾有过允许正在服刑的政治犯保外就医，前往西方国家的先例。
不知何故，曾经的惯例未被用到刘x x身上。在刘被确诊罹患癌症，来日无多之后，有德国民间组织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刘赴德接受治疗的报道。毫无疑问，如能成行，刘x x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重获自由和尊严，这应该也是他最为看重的。然而，国外专家和刘及家属的想法未被采纳。
正如我们看到的，事态以最坏的方式发展着，许多人将刘x x的去世归咎于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和拖延，而相关部门不顾家属意见，对刘后事的强行操控和匆促处理，又被贴上了胡乱作为、非人道的标签。整个事件前前后后，政府部门的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显得僵硬、被动和缺少人性关怀，也因此，损害了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
在刘x x去世前后，由政府严控的中国媒体几乎全部哑声，相比之下，国外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都进行了长篇累牍的跟踪报道。国外媒体对刘x x事件报道之密集，覆盖之全面，分析之深入，属近年来罕见。《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2007年7月9日在一封公开信中将刘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曼德拉”，但结局却和曼德拉有着“骇人听闻的差别”。
或许，用下面这段话来形容刘x x是恰当的：你可以喜欢他，也可以憎恨他，但你不会忽视他。
从某个角度看，无论是清退“低端人口”的行动，还是刘晓波，都是场悲剧。这是因为，倘若刘和“低端人口”生活在玛格利特构建的“正派社会”，则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也不应发生。这不仅是因为“正派社会”已实现言论自由，人身权利得到保障，不可能出现政治犯，而且还因为任何羞辱社会成员、损害人尊严的行为都会被禁止。
出现了，就不再是正派和文明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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