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我有这么一个想法。讲“理性的狂妄与技术万能论的破产”。
讲三个问题：中心是要说明，技术的发展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需要很好的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大数据和信息的问题。因为咱们讲大数据主要是讲信息问题，在信息的问题上，大数据解决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还不能解决？我倒觉得很值得考虑。因为，上世纪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辩论，哈耶克和米塞斯他们批判兰格，中心就是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经济计算的问题，依据有两个：一个主要是信息问题，一个是激励的问题，就是利益的问题，就是说它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今天来看，恐怕这两个问题仍然存在。比如信息问题，大数据和原来没有大数据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刚才张维迎讲了，市场是解决分散信息问题的一个很精巧的工具，通过价格的维度，就解决了信息这个问题，人们就可以进行选择和行动。计划经济没有市场价格，计划价格是模拟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供求，
所以计划经济不可能解决信息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值得考虑。市场虽然解决了信息分散的很大一部分问题，但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市场交易还有很多非价格信息问题需要解决，恐怕这一点还是清楚的。比如，就业市场、升学市场、婚姻市场、人体器官交易等，都需要解决一些非价格信息。计划经济遇到的信息难题主要是分散信息无法完全集中的问题，过去计划经济集中信息，不仅手段不足，而且主要靠强制。过去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集中信息只能用人手人脑，甚至靠拍脑袋。而今天不一样了，有了互联网，有了大数据，云计算，集中信息有了工具和手段，但是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它解决了信息的传输、信息的储存、信息的共享问题，但是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来源问题。计算机、互联网本身不产生信息，信息仍然是分散在各个人手中的，要集中起来，得人家自愿提供。如果没有信息来源，集中信息仍然是一句空话，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根。所以，大数据解决了一些问题，解决了信息集中的手段问题，但最根本的信息来源的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信息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恐怕在大数据的基础上仍然不能建立起计划经济。谈到集中信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谁来集中？集中了干什么？怎么集中？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计划经济是国家集中信息，用行政命令，是强制性的，你必须把信息交给我，于是提供的信息全不全，真不真就是另一回事。但是在市场中集中信息，你不可能强制，要自愿提供。既然是自愿，就有可能集中一些信息，有一些信息也集中不起来。所以大数据再大，也不可能的是完全信息，而计划经济的基础和前提是完全信息和完全控制。
牵扯到信息问题，《大数据时代》一书里面讲到互联网大数据出现以后，信息发生了三个变化。一个变化是说，我们原来找数据是搞小样本抽样，现在有了大数据，不需要小样本。第二个变化是说，过去的研究主要是寻找因果关系，现在有了大数据，解决了相关关系问题，不一定再去寻找因果关系。第三个变化是过去研究讲究精确性，现在有了大数据不一定要精确。大数据出现后确实有这三个变化，但是仔细想一想，大数据只把研究的重点转移了，原来三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精确性的问题还要不要？因果关系还要不要？这仍然是代替不了的东西，也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样，大数据有大数据的作用，小样本有小样本的功能，事情还是个多元化为好，大数据也不是万能的。
《大数据时代》还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大数据主要是预测。的确，大数据是可以做预测，有些预测还很准确，比如，现在的天气预报就相当准确，我今天来开会之前，看了丰台的天气预报，预测说9点雨停，10点以后太阳出来，现在看看确实如此。但是有些东西能准确预测吗？特别是涉及到人类行为的一些问题，恐怕很难准确预测，因为人们的行为不同，且根据环境条件的不同时时在变。
大数据恐怕解决不了计划经济的信息问题，搞技术的人应该认识到技术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局限在什么地方？互联网本身的局限在什么地方？尽管大家在讲信息社会，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解决了很多问题，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是有些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有些事情恐怕是不能改变的。当年关于经济计算的争论，还有一个激励问题。平台和APP之间并不是一个组织机构，由于信息是开放的，不存在事前隐藏信息和事后隐藏行为的问题，因此，激励问题变成了租金的分享问题，分享比例的变化，不在于激励已经参与的人，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而在一个机构内，由于大数据，也许为激励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较多的信息，但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无论是大数据也好，还是互联网人工智能也好，激励问题也是一个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人的利益问题，利益都是个人的，都是主观的。既然都是个人的，都是主观的，没有办法进行度量，你想想怎么解决？从人们的随机选择来看，条件在不断变化，人们的权衡和选择也在不断变化，大数据集中的是过去的信息信息，怎么能解决这个未来的问题呢？肯定解决不了。这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人工智能确实现在可以模拟很多东西，模拟人的智能，但是模拟终究是模拟，而不是真正的东西。就跟市场一样，模拟市场仍然是一个比照的东西，而不是真实的市场。人工智能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好，机器在哪些方面确实比人要强？比如，现在很清楚，下围棋，确实人下不过机器，机器里面各种算法不知道有多少种，一秒钟之内不知道可以运算多少次，人脑不可能达到那样，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机器比人强，可以代替人，诸如此类的事情恐怕不少，而且会越来越多。但是有些东西它永远代替不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说人工智能能完全代替人，代替人的智能，那么，人就没有必要了，人和人类社会恐怕就存在不了。所以，凡机器做得比人好的，就发展人工智能，让机器做，凡机器做不到而人能够做到的，就由人去做，因而不是机器或人，而是机器+人。这也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哈耶克讲人的理性，人工智能中也有理性，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确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理性可以分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与理性不及，如果这样分的话，计算机大数据可以解决什么？可以解决工具理性的问题。比如围棋算法那些东西，在工具理性问题上，人不如机器，人工智能确实可以代替人，帮助人做很多事情，不需要人去做。但是在价值理性上，我觉得机器代替不了人，人的价值判断，人的取舍选择，机器代替不了，因为价值判断完全是个人的偏好排序。现在有人提出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基础重构计划经济和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要代替人的选择，说到底，就是要用某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选择代替大多数人的选择，由某个人或少数人为全社会做决策，这就不是自由选择，而是强制命令。更为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很多理性不及的东西，连人都不知道，都没有或不能完全认识和不能控制，也就是说，连理性都不及了，人都解决不了，你想人造的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还能解决？但是这些东西又是真实存在的，人在行动的时候又离不开它，它在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变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实行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恐怕值得认真考虑。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技术发展、技术进步与人类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它的变迁的问题，确实涉及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人讲的要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基础建立计划经济也好，实现共产主义也罢，都涉及到人类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变化的问题。既然在这个问题上，人的理性都不及，既不能设计，也设计不了，它是无数人行为互动的一个结果，是谁都不可能决定的东西。那么今天你要用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设计，来构建，这可能不可能？技术发展，技术进步的确了不起，但决不可能抱着笛卡尔时代过时的旧观念，认为理性万能，可以设计未来的人类社会秩序，这完全是一种空想和妄想。你可以提出一些“伟大”的设计，但是人们在行动中互动的结果，并不按你的设计去做，也不是你设计的结果。
过去，计划经济、共产主义是空想，今天有了新技术，有了大数据，有了人工智能，又要重谈这个老调，重谈这些空想的东西，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同样是站不住的。其做法只能是用一个人或者用少数人的设计来强制其他人来接受，其结果只能灾难性的。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引用荷尔德林的那个话仍然适用：“把人间变成地狱的人，正是那些想把人间造成他所想象的天堂的人”。，想想当年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作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提出15年建成共产主义，最后结果怎么样？搞出个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今天如果还要这样做，恐怕灾难不会小于当年。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过分的夸大理性，真是走到了理性狂妄的地步，想以技术决定一切，改变一切，技术万能。其实，人类没有什么是万能的，技术也万能不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认识这类问题可能更根本一些。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不仅要作政治和道德的讨论，而且要做学理的分析。谢谢。
以下为讨论部分：
张曙光：我觉得政治控制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控制人身，一个是控制思想。这两个东西恐怕不完全一样，控制人身有很多强制性的办法，限制行动自由，代替你作决策和选择，按人配给，监禁等，控制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封锁消息、新闻封锁，这是最有效的办法。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控制了新闻以后，很多消息都没有了，被屏蔽了，你所了解的东西都是某个人或某些人想让你知道和了解的东西，很多你想知道、你应当知道的东西，不让你知道。这样，你的思想被他控制了，你的判断和选择，你的行动也就被他控制了，这时，你的行动和选择正是他所要求的，实际上，你的人也就被他控制了。但是有了互联网以后，这种控制的漏洞就太多了，就控制不住了。就是说，有了互联网控制人身的办法增加了，有了定位系统，你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但控制思想的漏洞就更多了，新闻控制不住了。人们借助互联网知道了更多的东西，就可以自己去思考，去判断，不再盲从和迷信，这就是刚才张维迎讲人的理念、思想的重要性。如果思想控制不住了，恐怕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另外，马云和刘强东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做出这么个表态，也许对他们的生意、他们的财产等有好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我倒觉得也值得思考。他们做企业很成功，但不见得做其他，比如玩政治也能成功。为什么我们成功的企业家是这个样子？国外那些做大的企业家很少有这样的表态，个别也可能有，但是像乔布斯那么有名的人物，恐怕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生存环境不一样，企业家的思想和行为也不一样，这个问题恐怕也值得思考。
[ 张曙光 著名经济学家。本文为作者2017年8月23日在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新经济沙龙——“‘大数据+人工智能”能否支持计划经济？”的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