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刚从美国回来，10点左右需要先走。刚才听了张老师用理论系统讲述了大数据下计划经济不可实现的问题。我在理论方面不太行，当然作为一个产业的旁观者我也有几点感想。我觉得用计划经济言论探讨互联网价值这本身不能成为一个问题，就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说这是一个很荒谬的问题，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反应出一些新的问题开始出现，可能引发大家一些担忧，不过这些担忧不会成为现实，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我们必须面对。
自2013年“斯诺登事件”后，互联网的大数据影响力开始显现。斯诺登即是利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超级计算能力对超级网络平台获得的数据进行追踪分析。发展超级计算能力需要很大投入，一般的企业干不起来，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可以对全球进行监控。目前这些网络超级平台，如安卓平台活跃用户超过20亿，苹果的活跃用户大概10亿，微信大概也有10亿。越来越多的平台掌控了10亿级的用户，而且这些用户实时动态数据变成主要商业模式和主要的竞争力。另外一块，就是数据本地化，包括用户数据加密。当这些数据资源进一步丰富后，一些问题就会显现出来。目前总体来说在互联网大数据掌控方面，政府、平台和用户之间的权益也好，权利也好，到底怎么分配？这是目前互联网最重大的，最复杂的，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我最近去美国、欧洲比较多。针对大数据的保护和利用，欧洲和美国的观点在本质上不一样，中国的观点也不一样。马云讲这句话，我觉得与其说是马云的思想，还不如说是马云作为一个平台的傲慢，因为他确实掌控了平台上用户的所有数据，他考虑的是利用技术可以对这些数据的再利用。在中国没有太多制约政策，他的数据收集已经非常过度的集中。比如前两天报道的，个人向阿里贷款，就需要把自己的数据包括通话数据，与谁通话，通话多长时间等所有数据都要收集在一起。实际上这些已经违背了数据收集的基本准则，我认为像欧洲对数据管理模式的很多规则慢慢也会变成全球通用。
我觉得不用担心国家会怎么样。这个问题会反映什么？根据我自己在互联网领域20多年的经历，我觉得担心国家会怎么样这样的想法反映了刚才张老师说的观念问题、价值观问题。这样的担忧最不应该由互联网界的人提出来，互联网的人是最自下而上的，他们的思维决定了他们是最不应该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个人说，中国互联网的20年，产业快速发展起来，但是真正的互联网精神却丢失了。作为人类新文明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开放、共享、自由、平等、创新”价值观被大家抛弃了。美国从安德森，到杨致远，到Google创始人拉里，到后来的扎克伯格，大家可以看出来每一个巨头的崛起，本身就是互联网精神最好的体现，而且一代比一代更有互联网精神。互联网精神是他们得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方面，以技术创新，以模式创新更重要的一方面，而中国没有。BAT的创始人们，在商业上也不错，但是他们没有在价值观方面成为中国这个时代的一个榜样，一个引领者。我觉得这可能是造成我们价值观不但没有被引领，还可造成错乱跟倒置的原因。
马云的计划经济说，刘强东的共产主义说，都只是无心之说，一时兴起，信口而出的东西，各有各的语境，各有自己寄托的寓意所在。这跟马云喜欢李毅、喜欢王林是同样的性质，是无形之说。不过这也确实反应了一些问题。当然我觉得中国问题很多，但是乐观的东西也很多。走遍全球去看，真正有10亿级用户大规模同时在线的，这么一个巨大互联网创新的实践场只有在中国，在世界上别的地方都没有。
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的思科也好、微软也好，市值5000亿美金，那时候我们创办10亿美金的互联网公司都是一个天大的梦想。现在苹果最高可能到七八千亿，Google大概有五六千亿，Facebook和亚马逊大概五六千亿，阿里巴巴和腾讯超过四千亿。20年的时间，我们在商业上都基本与美国公司达到了平起平坐。而且随着下一个30亿网民时代的到来，中国的优势会继续显现。因为下一个30亿网民基本上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只有10%，20%是来自中国，30%来自印度，另外40%是来自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下一个10年，我们只要国家层面和互联网超级平台不犯大的错误，我们一定会超过美国。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势很好，当然好多问题也很让人担忧。
至于国家的经济政策与互联网发展的关系，我想用我的一个自身经历给大家做个说明。最近几年，我自己在做一个叫“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的项目。2019年是互联网50年，我想在2019年底之前把过去50年对中国互联网发展最关键、最重要的500个人的口述历史全做了。我把它称为“人类网络文明的寻根问路之旅”。希望通过这些人来总结，到底什么是互联网精神。什么是互联网精神，只有通过这些人才能讲清楚因为这些人自身就是互联网精神的代表。
我觉得这其中的一件事可能跟这个话题相关。前两天我在美国，把最重要的几个互联网之父全部做了全面的口述历史。其中还有专家Michael R. Nelson，是戈尔时期美国新经济真正操盘手。有人说他是戈尔的老师，他说不是。针对克林顿时期的政府政策，他都能提出新的想法。他说，当年他们在克林顿时期的政策、战略比业界要领先3-5年，比别的国家要领先3-5年。虽然他们做了这么多，但绝对不去做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他们认为发展一定是市场经济决定的。他们所要做的是基础设施服务，一个是信息高速公路，从高性能计算到信息高速公路，做了这么一个基础设施推进。另外1996年的《电信法》，把电信的发展本质了解清楚，然后免掉了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税收。就是几把火就让整个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我觉得这个对我深有体会，因为我看到国内政府部门，如对待人工智能的发展，他们提出了智能制造2025，规划在2025年达到多少目标，把未来规划出来。我觉得一些官员和专家何德何能，中国企业家干了十年还不知道干得对不对，他们几天、几个月就把路线规划出来，这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另外关于互联网，这也跟张老师说的政府作用有关系。我跟张老师不一样，我认为政府应该起到作用，这个当然有所为有所不为。关于互联网企业跟原子弹有什么关系？所有具体做互联网工作的人，做了几十年，从一开始从来没有考虑核弹的问题。但是在访问几个管理者的时候他们就很明确说，如果不是玩核弹不可能给你这个钱玩。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虽然大家各说各有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完成一个伟大的事情。
我办了个杂志叫《网络空间研究》，最近几期是都是在关注超级网络平台，包括数据治理这些话题。我觉得这是目前全球互联网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我也希望以后可以和天则所一起深入的研究。另外我比较担心的是学界平衡问题。在早期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业界、学界、政府，这三个力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平衡。我们政府部门从总书记到各个部委的部长，都是比较懂技术。我们学界的力量，专家组在很大的问题上是有话语权，可以定方向。这20年发展过来，政府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力量强大了很多，但是学界现在这一块是没有平衡的。我觉得这种力量失衡，会造成目前很多公共政策失衡，我觉得学界光骂制度是不是不行的？我个人觉得学界没有尽到学界的基本责任。一个是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力量，另外是在互联网这个事情上或者在人类新文明的事情，我们整个社会缺乏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不可能政府来给我们提供，也不可能业界来给我们提供，应该我们学界来把控这个知识体系。
马云是1964年的，刘强东大概是1974年的，这个时间段，基本就是当今互联网巨头的时间年龄跨度。回到历史深处，这一代人，童年还在文革当中，上学（尤其是高中和大学）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大学毕业了，互联网就来了，最好的时机、最好的领域就等着他们开垦。所以，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等很多热闹的词汇，对这一代人并没有真正的切肤之痛，而只有童年记忆中的浪漫和热闹（我自己对于村里生产队的生活就很怀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境。批评马云和刘强东的大多数是更早一代人，对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自己的切肤之痛。但是，与他们痛恨的对象一样，他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上纲上线。而这恰恰不是马云和刘强东们真正意图所在，他俩更多指向新技术、新模式和新经济的变革本身。
所以，与其严肃地进行批评，不如当作他们的一个玩笑，更接近话语的真实！当然，作为互联网的领袖们，应该多说一些符合互联网精神的话，去更多关注学界互联网知识体系的建立，可能更符合他们的身份和价值观。
我大概说这么多。
[ 方兴东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本文为作者2017年8月23日在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新经济沙龙——“‘大数据+人工智能’能否支持计划经济？”的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