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我撰文对“通古今之变”做了番讨论，而“究天人之际”也非简单对仗之辞，太史公另有深意。我之所以把这句话放在后面讨论，并非它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较难理解，其重要性绝不在“通古今之变”之下。
所谓“天人”之“天”，就是神。在当今中国的文化语境下，谈到神，便是玄。其实，广义而言，神是人对自己有限性的理解。我们现在都承认，人的理性有限，尽管人们会不断增加对世界、对宇宙的认知，但无论何时，无论人类理性的成就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仍是有限的。与无限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更进一步，人类理性注定有一个上限，无法彻底参透无限复杂之宇宙。例如人类作为三维半的生物，是不能直接感知更高维的。这种状况被称为“理性不及”。这一说法在经济学中是有传统的。凭借这种不可知论，我们才能知道计划经济为什么错。
反过来，所谓“神”，就可以被理解为在人的理性范围之外的全部信息。正面地说，就是全知全能，至善至美。在人类早期，理性不及的感觉更强烈，因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各种原始文化都有神的概念。到后来，尤其是轴心时代，出现了所谓高级宗教或高级文化传统。宗教自不必说，一定有神的概念。只是神的形态不同。一种是所谓人格神，即神具有人的形象，比较典型的是基督教。这可能也有偶然的原因。耶稣在历史中确有其人，后来被视为先知，最后升格为神。伊斯兰教的神，即安拉是没有形象的，但却有人格；也有先知，如默罕默德。佛教之佛也有人格形象，只是与伊斯兰教相似，佛教也不赞成为神立像，但后来的信徒们还是不顾禁忌立了佛像。
比较而言，中国出现的文化传统似乎没有神的概念；严格地说，应该是没有直观的神的概念，即人格神。如果按照前面的广义定义，神是超乎人的理性的规则和秩序，显然道家有“道”，儒家有“天”，“天道”则儒道都用，就是广义神的概念。“天道”虽然没有具体形象，却有类似于人的意志， 有其喜怒哀乐。人间出现不义，上天会震怒，降下灾异。这最典型地体现在“天人感应说”中，老百姓也常说“天打五雷轰”。所以蒋庆说，公羊学认为“天具有隐形的人格，是一种能够表达意志的天。”（《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第220页）不过，由于没有具像，“天道”相对而言还是抽象难懂，这也许是为什么儒家或道家较其它宗教形式更少普及的原因之一。
而在另一方面，天或天道表达出的理性不及的宇宙规则与秩序，又与自然神的概念颇为相近。在西方，自然神论即使不被认为是基督教的一支，也是从基督教中生长出来的一种思想传统。这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关。牛顿、开普勒等人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描绘天体运行，让人想象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是通过设立规则而实现的。这个上帝在创世纪时规定了宇宙规则，并设立了奖惩制度，然后就去睡觉了。这与所谓启示宗教的上帝很不相同，他经常会直接干预具体事务，使人们看到特异景象。如在《圣经》中描述的神迹一样，其特点恰恰是通过违反常规来显现上帝的威力。
天道或自然神的基本思想是，这个宇宙是有秩序的，但理性不及的人类注定不会看到这个秩序的全部图景，只要我们坚信有这种秩序，并相信那个至高无上的神设立了并维护着这个秩序就够了。当然这并不排除，人类不断扩展对这种秩序的认识。如儒家一直强调要“探究天道”，而基督教世界没有停止过向宇宙的深处前进。而天道或自然神观念的存在，又时刻提醒人们，对于因探究取得成就而日益自信的人类，在只能不断接近而永远不可企及的天道或自然神面前，他们是如何渺小，并因此应该保持谦卑。用生物学家库安的话来说，“那是人生的最大的快乐，想到自己已经对能探究的加以探究了，然后平静地崇敬不可探究的部分。”
换句话说，就是“对理性可及的探究，对理性不及的敬畏。”为什么要敬畏？这不仅反映出人类在完美且无限的天道面前的自惭形秽，而且也透露出人们的一种信念，这就是如果人类注定不能知道、不能理解，只要遵从天道，遵从自然秩序，就会有好的结果。这与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很类似。当人们问这个宇宙为什么如此这般，最终使人类能够诞生且发展时，答案是，只有如此，才会有问这样的问题的前提。在人类诞生之前很久，这个秩序就使恰当的太阳系中的恰当的地球形成了，就使前人类的生物不断演进；在近代理性主义发展之前，这个秩序就使人类社会发展到使人们的理性能够发挥的程度。这种信念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亚当. 斯密说，自然生成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
到这时，我们就理解太史公的“天人之际”是什么意思了。这就是人与神的边界，这个边界主要是沿着人的有限性划定的。“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恰当的人神边界到底在哪。为什么要探究这个边界呢？这是因为，人的有限边界究竟在哪，也依人的看法不同而不同。如果人神边界不恰当，就会导致灾难。在历史上，或者过，或者不及，人们都因偏离恰当的天人之际而受到惩罚。当代让我们记忆深刻的，是哈耶克批评的“致命的自负”。这是因为人类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就因此头脑膨胀，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也可以因此而设计一个“理想社会”。结果就出现了计划经济的灾难。
这个以人代神的过程并非只发生在经济领域，近代以来，这是一个人类精神史的重要事件。这个过程是如此地潜移默化和不动声色，以至于如果没有沃格林的工作，人们也许还不能清晰地看到。沃格林作为一个受到纳粹迫害，逃到美国的奥地利犹太人，如同汉娜•阿伦特一样，对极权主义作了哲学上的思考。在哲学中，这种以人代神的思潮被沃格林称为“灵知主义”。这是原音译“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的意译，是指起源于古希腊的基督教的一支。它的主要观念是，当下这个社会秩序是坏的，对它的否定要从否定它的头，即它的神开始。而人只有靠自己的知识才能拯救自己。也就是说，人的知识要高于那个主导秩序的神。
按照沃格林的说法，现代灵知主义的第一步是“谋杀上帝”。当然这是一种隐喻，意思是在人的观念中否定上帝的存在。他首先列举了黑格尔，霍布斯和莫尔的例子。沃格林说，在黑格尔那里，“理性被认为具有神圣的属性，而上帝被等同于在思辨和历史中展开的自身的理性”（《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64页），他又说，“黑格尔把人的逻各斯与基督的逻各斯等同起来，以便使得这个富有意义的历史过程变得完全可以理解。”（第11~12页）这就是把人理性可及的对宇宙秩序的理解与理性不及的超越的宇宙秩序混为一谈。因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已经不是天道或自然秩序的对应概念，而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替代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被黑格尔谋杀了。
谋杀上帝后做什么？就是自己来冒充上帝。沃格林引用了《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夜之歌”后总结说，“不是他想要成为神；出于不可思议的理由，他是不得不成为神”（2007，第33页），之后他又直截了当地说，“那谋杀上帝的人自己会成为上帝。”（2007，第55页）实际上，谋杀上帝或否定神，就是否定人的有限性，否定人的理性不及。没有了神，人们仍然有着存在宇宙秩序的假定，如果人们不承认自己注定不能理解，就必须给出答案。既然他们认为自己的理性可以替代神，甚至比上帝更优越，不管是否公开说出他们自己要冒充上帝的话，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冒充上帝，把有限的自己假扮为无限的神。
上帝被谋杀了，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变成上帝，而只是那些给出替代方案的人，按照沃格林的说法，就是那些灵知理论家。莫尔给出了《乌托邦》，霍布斯给出了《利维坦》。他们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拯救世界，而是要获得权力。为此，“每一个起草改造世界之方案的灵知思想者都必须首先构造一幅世界图景，抹去其中那些会使改造方案显得无望或愚蠢的特征。”（沃格林，2007，第79页）例如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出要消灭私有财产，但他“很清楚这种完美状态是不可能在此世实现的：人对财产的贪心深深地扎根于原罪之中”（第79页）。霍布斯有意忽略的是人心中的“至高的善”（第80页），这类似于孟子所说的“善端”。没有善端的人类之间只能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如果人类没有了趋利避害的经济人本性，乌托邦就是一个理想之邦；如果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只是战争这种极恶，利维坦就是一个拯救人类的避难之所。而乌托邦和利维坦都是一种有权力中心的社会组织。因此，没了上帝，就剩下权力了。在霍布斯看来，“那个正在以新的世界鼓舞着这些的先知们的‘圣灵’，其实不是来自于神的圣灵，而只不过是人的权力欲而已。”（转引自沃格林，2007，第81页）他自己也是如此。“霍布斯对他的构造怀着至死不渝的热忱。他把它推荐给一个大权在握的人，让他去压制精神的表面的自由及其秩序”。（沃格林，2007，第82页）普通人不会因上帝被谋杀而被解放，却因篡夺上帝之位的掌权人又有人类的局限而遭受苦难。
因而，灵知主义就走向了国家主义。这方面，海德格尔表达得很清楚。他认为西方世界偏离了正常的存在，因而，他的使命是，“在我们命定的历史总体之中，把人的历史性生存领回到存在的权力那里”（转引自沃格林，2007，第45页）。后来他果然将960个教授“领回”到“存在的权力”——希特勒的纳粹政权那里，向它宣誓效忠。他的“存在的权力”就是这种极权的国家。这正是迫害了沃格林和阿伦特以及残杀了他们600万同胞的国家。
灵知主义走向极端，就是无神论。如果说黑格尔只是混淆了理性可知的宇宙秩序和理性不及的宇宙秩序，马克思则完全否定存在着理性不及的宇宙秩序。他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甚而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只是思维过程的外衣。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转引自沃格林，2007，第112页）在这一讨论中，他似乎混用了两种“观念”概念。一种是人脑的产物，这对应于我们所说的理性，以及理性可知的宇宙秩序。另一方面，观念或精神也是指外在于人脑的宇宙秩序；不管是有没有人，还是人脑能否理解，它都存在着。这就是原来的神的概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部分地指这样的精神。
否定神的存在正是马克思的意思。他很赞成费尔巴哈的说法，神是“人的镜子”，在神的身上，人投射了“他的最高级的思想和最纯洁的感情”；因此神就是“人的本质”。“人的唯一的神就是人自己”。（转引自沃格林，2007，第138页）这样的看法可以用于对祭神传统的乘胜追击中，如宗教。“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这句话没有错误。只是宗教的创立本来就不是用来创造人的，而是提醒人类自己有限性的制度。既在观念上否定神的存在，又在制度上摧毁人类有限性的防线，人就变得顶天立地，是一个“大写的人”了。这是很令人振奋的。
只是在实际中，这个“大写的人”也不是每一个人，而是那些声称用理性把握宇宙规律的人。马克思也明确地说，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人的本质，理解哲学所揭示的宇宙规则。有些人群因在生产关系中的特殊位置，而具有执行新神的任务的优越性。无产阶级是“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若不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转引自沃格林，2007，第145页）。而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这个“头脑”，也不能完成解放的任务。而哲学，按照马克思的语言，也是人造的。因而“大写的人”或新神，只是极少数人。
而其他人并没有提升为“大写的人”，只不过换了一个“神”。原来的神还是真神，就是那个无论哪个人都理性不及的宇宙秩序，而新神则只是一个与他差不多的凡人，理性有限，却声称掌握了宇宙规则。而实际上，虽然新神否定了原神，也不能消灭人类理性不及的宇宙秩序，它依然在发挥作用，而不以人脑能否理解，能否接受，是否承认它的存在为转移。当新神违反了他理性不及的宇宙秩序时，仍然会遭到上帝的惩罚。而他给人们带来的所谓的宇宙真理，却由于他的理性有限而有很大偏离。当人们敬畏和遵从这个新神时，要做一个普通的人而不得。因为灵知理论家虽然用实践和经验否定了外在精神，自己却顶替了这个位置，与实践和经验相对立。
在中国二十世纪人民公社时期，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
按照沃格林的分类，这显然算作灵知主义作品。它被收进小学课本，让人读来很觉豪迈。但是“征服自然”实际上是违背自然秩序的漂亮说法，而且被征服的“自然”不仅包含外在世界，而且是人的内心的自然，即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因而，与这首民谣相伴而行的是中国农村的灾难。其中这个“我”显然不是指每一个普通农民。既然无所敬畏，就不需要尊重产权，市场，农作物的生长机理，以及人内心的自然秩序；就可以“一平二调”；就可以“一大二公”；就可以压低农产品价格，并由国家强制征收；就可以由行政部门指挥农民种什么，种多少，什么时候种。我们发现，没有神的限制，并不是所有人的解放，而是没有了对掌权者剥夺别人的限制。
当然，对“神”的否定和对宗教的憎恶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因为神的概念和宗教传统毕竟是人的产物，所以这只是人们对神的理解，而不是神本身。更何况还有人会借用神的名义以牟其私。在宗教组织中处于高层的神职人员还可能借此腐败和滥用权力。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天主教会的“赎罪券”了，还有就是天主教宗煽动的十字军东征。在另一方面，用过分强调的神压制人性和人的理性。这包括用宗教的名义对世俗生活和快乐的压抑，也包括用宗教裁判所来压制科学的探索。“谋杀上帝”也许就是对这种过度神权的反抗。
另一方面，人们在近代以来自信的增长，也来源于人们所创造之物的神奇性。从制度角度看，民族国家更有效地提供了公共物品，带来社会的繁荣，显现出超出人们理解力的作用，也自然会带来对国家的崇拜。从技术角度看，现代动力机和机械的发明，工业化的发展，都证实了人们对宇宙秩序的理解有了大踏步前进，由此产生对人自己的更强的自信心。人们有理由更相信人而不是更敬畏于神。然而，这种“天人之际”的调整显然过了头。强调国家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认为国家无所不能；增强人的自信也不意味着认为人的理性无限。由此带来对神的否定，对人的有限性的无视，则是灵知主义灾难的根源。
更可怕的是，过分以神压人的宗教与“万能”国家的纠缠与结合。例如十字军东征就是宗教与国家的结合。当宗教与国家纠缠时，就形成了十六、七世纪复杂的欧洲政治。英格兰女王伊莉沙白一世与苏格兰女王玛丽之间的恩怨以及政治斗争，背景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斗争。叛乱与战争多因宗教而起。尤其是一神教之间，宗教冲突更为剧烈。在欧洲，犹太人一直受到基督教社会的排斥和压制，他们或者被迫改宗，或者被逐出国门，或者被迫害致死。二战时德国纳粹的对犹太人的屠杀只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应该说，人类为宗教冲突而杀的人比为利益冲突而杀的人要多得多。当然，当宗教与利益重叠时，结果更为可怕；如日本人在神道教的鼓舞下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滔天罪行。
这种以“神”杀人的偏颇，在近代以来受到“政教分离”的医治。如近代以来欧洲国家纷纷摆脱罗马教廷而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经历着政教分离的过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国会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彻底消除了宗教借助于政治力量发展的因素；日本战败后，盟军的“神道指令”规定日本要政教分开，这一原则后来写进了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直接后果，就是废弃了宗教赖以扩张的世俗手段，使宗教变成一种非强制性的制度，很显然也就缩小了宗教的边界，纠正了神权压人权的偏差。
在另一方面，基督教经历了宗教改革，用新的扁平化结构替代了宗教科层组织；再加上基督教的世俗化过程；使得基督新教在现代社会中确立了一个恰当的位置。它不再像中世纪天主教那样掌握过多的世俗权力，并产生对人性和理性的过度压抑。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宗教的变革也就减少了人们对它的反感和抗拒，使它生存了下来，也使它的正面作用得以发挥。它保持着警示人们自身有限性的存在，即神的存在，使人们能够地冷静地看待人类的理性成就，而不至于头脑膨胀，忘乎所以，干出蠢事来。
在非宗教领域，也仍有抗衡现代灵知主义的文化传统，从而使这个世界还没有变得那么糟。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学，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起家之初就奉行自然秩序哲学。法国重农学派的原文就是由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词组成，意即“自然秩序哲学”。虽然经济学表面上显现出是用理性主义方法解释经济现象，并依据发现的原理提出制度和政策的建议，但经济学的核心精神是自然秩序哲学。它的含义是，人类无法完全理解和把握自然秩序，后者的很大部分是理性不及的。当人们不能理解自然秩序时，最好的策略就是遵从自然秩序；而遵从自然秩序，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
而在二十世纪，现代灵知主义在经济领域中有着压倒的优势。那时的人们，正如哈耶克所说，“相信在科学的时代只有人造的伦理制度、人造的语言，或甚至一个人造的社会才能算得上是合理的”，“这一点倒是目前要求全面经济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第24页）面对这种思潮，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主要还是借助于认识论。哈耶克指出，价格体系是一个节约人们知识和信息的体系，“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第82页）而计划当局永远不可能掌握这些分散的、局部的和特质的信息。正如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哈耶克说“价格体系正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而学会利用的体系”（第83页），类似于一种自然神。
我们也知道，儒家既在人类可知的领域强调理性主义，又在人类不可知的领域保持敬畏；儒家的“天”是一个非人格的自然神，它除了提醒人们自己的理性有限、天外有天，并不直接干预人类事务。至多只是通过灾异表示自己的态度，以提醒人类纠正偏差。因而儒家在天人之际是有恰当分寸的。只是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却在现代灵知主义的击打下溃败了，没有起到抗衡灵知主义或唯理主义的作用。才会出现那样的用有限理性替代无限神性的行为，那种违反自然秩序的社会自杀行为，以及自以为聪明的愚蠢举动。因而复兴儒家的自然神传统，有助于恢复中华社会抗衡现代灵知主义的文化基础。
今天回过头来，才知太史公“究天人之际”实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人的理性边界在哪里，人如何看待他们注定不能完全认知的宇宙秩序，当他们不能理解自然秩序时该怎么办，以及这种提醒人们清醒的神该是什么样的形式，都在探究之列。历史走到今天，兴衰成败已经告诉我们，恰当的天人之际会使社会发展和繁荣，人们自由而幸福，反之带来的灾难就是大范围的和普遍的。在今天，我们更要警惕的是现代灵知主义，它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还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不少知识分子仍然因无神论信念而实际上夸张了自己和人类的理性，他们热衷于指责某些自发的现象，并想象着自己高明的干预会带来比自然秩序更好的结果。因此，在这时，“究天人之际”就是对自身理性的检讨和对宇宙敬畏精神的重新确立。
2016年9月于五木书斋
[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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