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天则研究所的活动。也特别感谢大午集团，这是我第二次到大午来学习考查。时教授喝酒比我厉害多了，所以我不敢以酒为因素，看是不是酒对皇帝早死也有影响。我先说一下这个背景，我的主要背景是研究金融市场、金融理论等等相关的话题。那么过去这些年，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原因，或者是我生长背景的原因，对历史的话题感兴趣。
这些年下来，大概是十几年前，我就在复旦大学同冯凯教授等一起收集关于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间借贷历史资料，后来不断延伸，一直到五六年前，我对中国原来富有的人怎样投资理财的这个话题感兴趣，后来为了找历史资料，找了半天都没有，只有通过皇帝抄家书，把十八、十九世纪那些富人到底有多少钱买房产，有多少是放在土地上面。
看到这这些历史资料以后，我们了解到原来那些皇帝什么情况下才做大刀阔斧的改革。我们知道，雍正皇帝抓了很多人，杀了很多人，当时康熙皇帝相对来说整治官员非常非常少。后来我们就组织了很多学生，想进一步看看不同朝代的皇帝，在什么情况下更有可能反腐，什么情况下对反腐的兴致不是太大。当然我们整理的那些资料还是非常丰富，到目前为止大概收集了从秦朝以来有一万多个被整治官僚的相关资料。
那么在整理过程中间又延伸出来了一个副产品，就是我们发现不同朝代的有的皇帝是特别早就在权力斗争中牺牲了，也有的皇帝是正常死亡。所以我们想进入这个话题，我们能够找到的那些皇帝的资料作一个很系统的分析。所以这就是研究的背景。
跟这个研究背景有关的，就是四年以前我在清华大学开始办量化历史讲解班，想通过这些讲解班更广泛的说服很多年轻的历史学者，也包括经济学者和学生，尽量用量化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话题。这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中国学术界，也许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很高的发展时期，因为到今天，大量的历史资料，不管是家谱、县志，都陆陆续续的被电子化了。
那么这些被电子化的大量的历史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方面面的重新去审视中国过去的历史问题的机会。所以今天我想就简单说一下，通过我们针对皇帝非正常死亡原因的研究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研究可以告诉大家我们量化研究的方法，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
比如今天上午，我们这一组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就是任教授对制度建设的问题展开的，关于制度研究其实不仅仅可以去从性质角度讨论研究，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可以从定量的角度去做这几点，当然可能会问关于制度定量研究到底该怎么做，怎么样去度量，制度是改善还是倒退，带来的是哪些影响，如果说没有办法做这种量化的处理的话，那我们就可能没办法走出定性研究制度变迁的这些话题。
过去几百年或者几千年，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是不是非常高的、或是越来越低概率，在我们看来这说明中国有一些制度变迁，肯定是作对了一些东西，以至于在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上也可以反映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想法。这个研究通过这种量化的分析也许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些原来想不到的结果或是一些认知。
我还是进入主题，我们做研究另外一个背景，其实是关于欧洲的，至少公元六百年一直到公元一千八百年，欧洲的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有多高，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也作了比较多了。所以这也给我们在比较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方面可以提供很好的基础。
我想简单说一下我们取回来的样本是怎么来的。因为关于中国，过去两千多年，中国版图不断变化，所以有个很实际的问题是，哪一些国王，哪一些王国算是中国的君主，哪一些是不算了，根据现在正确的标准的话，以中国版图最大的时期，1820年的地图作为标准的话，至少中宣部是不同意的。
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后来我们想那不行，有的人说中国有两百多个皇帝，另外一些人说中国有八百多个皇帝，到底有多少，实际上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尤其是从秦朝开始到汉朝，不管是西汉、东汉，到后来的唐朝，一直到清朝、到现在，这个版图不断变化，所以定义这个什么是中国，哪一些王国是曾经所属中国的，哪些又是引起争论很多的话题。
所以我们用的标准是这样的，第一是用1820年的中国版图作为基准，任何时期，只要一个王国它是包括在那个版图里，同时那个王国的皇帝是具体什么时候做的皇帝、什么时候不做皇帝的，这些信息必须要很明确，否则我们就不能把那个王国的皇帝包括在里面。我们用到的资料主要是来自于二十五史，还有《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国历史地图集》很多不同版本的地图，就是把当时那个时间点不同的王国大概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以那个为基础，包括我们参照1820年的版图作为参照来确定。
总的来讲，最后我们的统计包括了109个王朝、658个皇帝，那么在658个皇帝里面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明确知道的死于非命的，另一类是有争议的，比如像光绪皇帝，到底是毒死的、还是正常死亡的是有争议的。这样一来在我们做皇帝死于非命的百分比和概率的时候，总是会有两个数值，一个是完全确定的，还有一个是既包括确定怎么死的，也包括有存疑的那些。那些死于非命的皇帝的样本，大家可以想想，这后一个样本概率可能要高一些。
我先说一下658个皇帝大概的基本的情况。一个是，每个朝代持续的时间平均是186年，每一代皇帝的数量平均为16.3个，中位数是12个，也就是一半的朝代多于12个皇帝，另外一些不到12个，其中也有一些只有一个皇帝，那个朝代就灭亡了。
平均皇帝年龄是42.3岁，中位数是42岁，这个数字应该说比普通人肯定要低，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两千到三千倍左右。这是说明做皇帝其实很不容易。所以从这些数字看的话，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肯定要低的。
当然关于普通人，两千年前、一千年前中国普通人的平均寿命到底多少，这个数字现在也非常难估算，尽管可能根据很多家谱、或者大样本的研究，皇帝上位的时候平均年龄是26.8岁，中位数是24岁，最小的很奇怪，一岁不到，最大的登基的时候年龄最老的皇帝是67岁，皇帝在位的时间平均是12.3年，中位数是八年，一半皇帝超过八年，就不一般了。大致基本的统计情况是这样的。
在658位皇帝中间，有234位是非正常死亡，另外有11位是疑似非正常死亡，两者加在一起，确定为非正常死亡的皇帝是占35.6%，如果把有存疑的非正常死亡的皇帝放进来，是37.2%。和欧洲中世纪相比，欧洲公元六百到公元一千八百年期间，大概有过一千五百一十三个国王。欧洲1513个国王里面，22%的人是死于非命，所以比中国37%左右要低很多。
所以我们在研究制度的时候，这个本身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体验，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至少到中世纪一千多年，欧洲国家的制度演变，至少让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比中国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要低很多。
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研究，把清朝1661年一直到1900年的两百多年，中国老百姓死于非命的概率作了一些估算，大致上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死于暴力的概率，大概一年是十万分之一左右到十万分之一点五，而皇帝在整个两千多年历史里面，每年死于非命的概率，大概是十万分之三千，也就是说皇帝每年死于非命的概率比普通人、至少比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普通人要高将近三千倍。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掌握极权的皇帝，他不能够像我们老百姓那么善良，如果他像我们这么善良的话，他自己先被别人干掉了。第二就是中国老百姓层面死于暴力的十万分之一到一点五的概率，比欧洲同期的十万分之六到十万分之七，死于非命的概率要低很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就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的老百姓层面，也许是由于乡村自制，儒家文化长期影响，老百姓层面暴力倾向性、死于非命的倾向性远远比欧洲同期要低很多很多。
但是在国王和君主层面，正好是反过来的，这说明在社会老百姓层面，中国原来的文化的发展，可能是超前于欧洲同期，但是在涉及到制度文化层面的这些发展，尤其是对于权力的制约，权力的交接制度这些方面，就落后于欧洲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给我们两个多小时的讨论确立了一个角度。一方面通过这种量化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更具体的、相对来说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比较好的评估和对比，另外，不管是老百姓还是政府，也让我们面对和了解一些社会历史的大致情况。
除了这些数据对比，最后也顺便补充一下，剑桥大学现在对于战争时期什么是战场的定义，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和方法来定义的，如果看到每年死于暴力的概率超过十万分之五百的数据，那么就是战场，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中国的皇帝在一年里死于非命的概率有十万分之三千，所以皇帝面对的战场是六倍于剑桥大学定义的现代战场的标准，这也是说明当皇帝真的不容易，所以就是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没有去做皇帝了。
另外一个，我们从研究里面看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一面，也跟上午的话题有关系，就是中国从隋朝开始，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其实一直在下降，我们以前喜欢说中国的制度一直超稳定状态，两千多年没有什么变化，其实从这些数字看的话，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从隋唐以后，特别宋朝开始，明显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一直下降。但是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没有条件让大家看到我们漂亮的图，因为那些图可以很清晰的告诉我们，中国的制度文明化的进展还是有不少，特别是宋代以后。
当然我知道张鸣教授在后面笑，他有他的看法。我刚才说到了，跟欧洲相比，两边的这个差别很大，可能大家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中国的皇帝六百多个，37%左右是死于非命，那么这些死于非命的皇帝到底是谁把他们打死的，因为不管是根据亚里士多德，还是我们原来的教科书里面，可能了解到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皇帝必须要做好，必须把国家治理好，为人们带来富裕的生活，否则的话，老百姓要起义的，要把他的头砍掉的。但是我首先可以告诉你，针对那个平民起义把皇帝杀头的占比，不到两个百分点，就是死于非命的皇帝里面，只有1.7%个是被平民起义成功以后杀掉的，剩下98%死于非命的皇帝都是因为别的原因。
其中杀皇帝最多的是周边的大臣，周边的大臣杀掉皇帝的，占总的死于非命皇帝的38%，其次是敌对国家，入侵的敌军进来以后杀死的皇帝占27%。如果把宗亲，不管皇帝的儿子，还是兄弟，或是其它宗亲都放在一起，同时也把外亲，还有其他的亲戚放在一起的话，大概这些跟皇帝有亲戚关系、有血缘关系的，他们被杀掉的人数大概占总的死于非命皇帝的30%，总体上把皇帝周边的人，包括亲戚和周边大臣，还有这些宦官加在一起，他们被杀掉的数量是占了死于非命皇帝的71%，所以可以看到实际上对于皇帝最大的威胁，不是平民百姓。
当然这个里面可能有身边的大臣借助于某一些平民的暴动等等，以这个为借口加快了宫廷内部斗争的形成。但是总的来讲，平民对皇帝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真正的威胁还是来自于周边的人。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自己去理解吧，就不多说了。
当然有一点，我们可能也会非常关心的，就是皇帝选好接班人，指定皇太子，还是不指定皇太子，对于在任的皇帝，他的生命风险到底有多大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把那些皇帝分成两种类型，一组是指定了接班人，不管是正式的皇太子，还是像清朝康熙以后秘密指定继承人，不管怎么样，确定了有继承人的皇帝，大概他们死于非命的概率是17.4%，而没有指定接班人的这些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是45.8%，差不多将近一半的这些皇帝是死于非命的。所以邓小平不再指定接班人，实际上贡献还是很大的，希望这个规则不要改变了。
而且皇帝自己有儿子的，和没有儿子的差别也蛮大的，至少有一个儿子的皇帝，那么他死于非命的概率是17.9%，一个儿子都没有的，死于非命的概率34.4%，之所以是34.4%，不是像平均的37%那么高，是因为很多存在的时间很短的那些王国，那些皇帝详细的资料，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没办法找到很详细的信息，具体有多少儿子的信息很明确的，只有430个皇帝的数据是有的，还有两百多个皇帝信息不够完整，这也是我们做量化研究有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约束，没办法，找不到数据就没有别的可以改变的了。
我们做一个很详细的回归分析。我知道在座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回归分析就吓死了，其实回归分析、尤其是现在很容易做的，只要你会用电脑，用那个表格，你把数据放进去就可以做一下回归分析，这个回归分析基本上是前面说到的情况的一个补充，另外是把所有的因素更具体的放在一起的时候，看哪一些因素对于这个皇帝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有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包括刚才我们说到是不是有确定的接班人，有确定的接班人死于非命的要低百分之二十个百分点。总的来讲事后看那些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会比较低。
再一个如果是上一任皇帝死于非命被打死的，接任的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也要高很多。所以时间上有高度相关性，也是另外一个特征。换句话说，如果皇帝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现在这个皇帝死在枪杆子下的概率也会高，在其他的情况下也会高出很多。这个和我们平时的印象应该也差不多的。
另外就是皇帝登基上位的时候，年龄越大，它死于非命的概率就越低，越是什么一两岁、两三岁就被任命为做皇帝的，那么他死于非命的概率，比其他的情况要高很多。大家可以从中看到，通过这种量化的分析，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特别是制度历史一些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具体量化的这些估算，也告诉我们一个概率，它的一个结论，而不只是定性的，因为有的时候讨论这个定性的概念的话，会很容易让我们摸不着边际。
另外再强调一点，尤其跟欧洲进行比较的话，让我们看到，在中国社会老百姓层面，过去暴力的倾向性，人民化的发展，可能比欧洲同期很长时间里面要走在前面，但是在制度文化建设方面，一直落后很多。那么这些结论还需要我们做更多更详细的研究，背后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有哪一些制度建设，哪一些制度安排，哪一些新的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导致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中国跟西方的差距，还有就是中国跟西方有哪些差距不断在缩小，这个都是我们会进一步做更多的研究的内容。
所以我也是想，本来想借助这次的历史研究这个会议，给大家作更多的推广的工作，我现在大家也看到了，之所以花这么多力气，要把这个讲出来，就是我真的是有很强的兴趣和干劲儿。所以我现在一有机会就尽量去讲量化历史研究，到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特别是哪一些是以前不可能认知到的，方方面面，谢谢，我就讲到这儿。
[ 陈志武 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本文为作者2016年6月25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腾讯思享会与《东方历史评论》协办的「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主题报告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2016-11-24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