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
我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政治文化的。前两位教授都是研究史学的，我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视角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是理论创新，但是创新不容易。几十年来改革开放也没见到多少创新，我倒看吴思这个创新正在形成，非常赞同。
我们的文化传统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创新思维的条件，所以我想出一个题目叫作“走出中国特色的中世纪”。为什么这么说？
中世纪这个概念是欧洲的历史概念，指的是公元5世纪到15世纪，大概一千年左右的时间。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政治状况和文化的特色完全都是欧洲式的领主制、基督教会和贵族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欧洲中世纪有很大的不同。我所用的“中世纪”实际上是历史学界借用一个概念，相对中国古史而言，这个词其实是不合适的，故而我把它叫做“中国特色的中世纪”。
特色在哪里？中国特色的中世纪，第一是它的政体形式，叫做官僚制中央集权君主政治。这种政体本身具有高度发达的政治理性，其制度体现就在于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和高度文明的文官制度。秦统一前是相对松散的君主政治联合体，构成“天下共主”的分封制度，即所谓“封建制”。秦统一的时间很短，13年灭亡后西汉建立，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从这时逐渐形成了文官制度，这个文官制度从选官开始，就是面向全社会的。最初是选拔，叫做察举制，隋朝形成科举制。
科举制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一文官制度是怎么形成的？我认为主要得益于一种思想，得益于儒家为主的传统思想。其间的逻辑过程是这样的：
一种思想培育出来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叫做士人阶层，或者叫做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是文化载体，对上是权力基础，对下是民间领袖。然后从这个群体，这个阶层当中生成官僚的主体。以士大夫为承载的政治理性和文化传承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延续。帝王可以换，朝臣可以换，但是文化的接续一脉相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当然还有其他的，如宗法制、地主制，土地自由买卖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的特色，不同于西方中世纪的制度与文化。
这种状况给思想文化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特点？我认为其结果是用一种高度政治理性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来覆盖全社会。实际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承中有一定的自由思维。西汉有今古文经之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争论激烈。唐代中期出现“疑古之风”，就是要打破历代经师们的权威，回归原点，重读经典。这是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然后出现了自由讲学的书院制度，愈益广泛，到宋代非常发达。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理学兴起，形成后来的学术发展。也就是说，宋明理学是在一定程度的自由思维基础上形成的。
但是，这种自由思维是有问题的，就是它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我概括出五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三项：君权至上、父权至尊、伦常神圣。无论是什么样的思想，对于这三项基本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凡是违背了的都没有好下场，如三国时期的嵇康、明代李贽。思想文化内涵的政治价值准则是涵容于思想文化之中的，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历史上也有无君论。
君权至上原则意味着国家整体政治权力为君主掌控，君主拥有权力掌控所有的资源，包括军权，包括社会财富，包括思想文化与精神。例如祭天，能够与天对话那是王的特权，普通平民百姓只能祭灶。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自由思维，你可以有一些学术上的创新，但是你不能越界。你违反了那几项基本原则就不行了，所以造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普遍的权威人格的形成、身份等级制度和身份等级原则的普遍化。这是中国特色中世纪的实际状况。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状况有一些说法，比如说五四时期因为“新文化运动”反对儒学把传统破坏掉了。五四运动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史料好像只有一条记载，并不是普遍认可的东西。那么我的问题是，孔家店打倒了吗？它真的是被破坏掉了？
我们的文化传承除了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还有两个传统。一个是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文化传统，我们现在的法治，警察制度，包括政治上的一些制度实际上是民国时期沿用发展而来的。再一个就是延安时期的革命传统，现在的思想教育是“支部建在连上”，这就是革命传统的延续。这三种传统有一个说法，说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破坏不了的。
就中国所谓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来说，“文革”时期破坏的是那些合理的、优秀的、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规范的那些东西，如仁义道德、宽容、诚信等。我们传统文化里那些糟粕的，那些专制的、权威的、身份等级的，讲究出身论的东西反而是延续下来了。这种“出身论”的延续并没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结束。我们在高校工作，高校要招教师、招研究生，招这些人第一件事就是问这些人的出身，是不是985。硕士生调剂的时候要本科读的是211学校、985学校，同时考的硕士生学校也得是985、211，这样，如果没有被录取，那么你可以调剂到我们山东大学来吧。当代中国的这种“出身论”简直不得了，太过分了。
据上，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延续下来的是身份等级和权威崇拜，以及认可政治权力的官本位这些东西，这些中国特色中世纪的观念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如果没有现代的法制，没有现代公民社会的生成，这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我们也就很难在思想观念上走出中世纪。
以上是一些观点，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
[ 葛荃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2016年6月25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腾讯思享会与《东方历史评论》协办的「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主题报告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2016-11-24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