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跟冯兴元老师合作的关于诺思的纪念文章，其实诺思到中国来过，他刚刚去世一年，他到中国来过，我们纪念他其实有特别的含义。就是我们今天在的东西方，在中国充斥着所谓的中国特色论，在西方有所谓的政治正确多样性，对多元的宽容这种“政治正确”，那么我们这篇文章就是通过纪念诺思，就是来要说明这种特色论错在哪里，这种宽容多元的到什么底线在哪？ISISRS是多元吗？那不是多元，对ISIS那要追杀。同样对于某些经济和政治制度，某些教育和理论，我们多元宽容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去看看义以赛亚赛尔•柏林的书，他是多元主义者，我们的特色论到底真的是特色的吗？如果认真看了在诺思的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就会恍然大悟，所谓的特色论，所谓的多元主义，我们的宽容政治要到何种限度？所以今天纪念诺思，不仅仅是纪念诺思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极具有现实意义。
诺思是新制度学的创始人，我分五个方面说一说。一是中国的转型现实对诺思的理论有特别现实的需求。二是诺思的理论贡献，三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大家反复并还要继续使用的思想遗产，即开创就是新经济史学派，并他作为创始人他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史。我重点主要是要阐述第四点，诺思的思想遗产之二，即就是专项演化制度的经济学，这在东西方，在美国，，在中国包括这些搞制度经济学的，他们都对诺思的演化思想不够重视，认为他还是把主流的最大化方法运用到历史和制度分析，就是一个新的制度诞生是用了最大化，能够有最大化收益，成本收益比较，新的制度被采纳，这是在制度里面的一个应用。但是我们要说诺思的思想贡献迈向演化的演化经济学，或者说演化的制度经济学，这一点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中国对诺思的理论有着特别的需求
中国的转型认为诺思的思想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资源“分布式并行计算的”经济政治社会系统）：民情、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自治发育成长。
经济学家们援引的理论资源：新古典经济学（国有企业也要搞成本收益计算）、新制度经济学（联产承包的产权改造、民营企业的兴起、国有企业“抓大放小”）
中国经常讲几年规划，要迈向一个什么目标？它通常指的他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经营分析的框架理论，他也没有打算做长期的，诺思要分析经济史分析几百年，他立马就发现这个紧箍咒我戴不了，所以对中国来讲，中国是的一个转型，这个转型必然是一个长时段的观察，不是一个十年五年的观察。中国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要迈向一个现代国家。一百年以来从清末以来，我们可以说从明朝的时候就一直在做这个努力，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就是说一个“现代国家”四个字没有完成，诺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就是一个现代国家，一个“分布式并行计算的”经济政治社会系统（我后面会解释），需要民情、经济制度转变、政治制度转变、社会自治发育成长。
我后面会解释。他要求民情、经济制度转变、政治制度转变、社会自治发育，这这几个方面一起成长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任何一个单独方面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经济学家们援引的理论资源有新古典经济学，以前税和利润都不分，还有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联产承包的产权改造、民营企业的兴起、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比如说把产权固定化变成一个准私有制，这都是制度经济学通过产权的明晰。我们借鉴了很多经济学家的理论资源，科斯、诺斯、张五常、阿尔钦安、德姆塞茨、威廉姆森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用于中国改革实践作出贡献对中国的改革起到极大的促进措施，中国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做出了一些突出的贡献，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陈志武老师，此外还有杨小凯、茅于轼等等他们在前面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的基础上运用中国的素材，可以说影响了中国的改革进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林毅夫研究组（林毅夫、蔡昉、李周组成）、张军与樊纲因其过渡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而共同获得2015年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此外，杨小凯、茅于轼、吴敬琏、汪丁丁、韦森、张曙光、张维迎、盛洪、周其仁、周业安等著名学者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在前面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的基础上运用中国的素材，可以说影响了中国的改革进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下转型并没有完成，不同的经济学家又提出了不同的思考，比如说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这是不同的思路。本人提出开放重于改革，开放就是改错，反腐败不是当务之急。这个跟诺思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他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中国改革没有特色，不要你别跟我提这个特色那个特色。
二．诺思的理论贡献
刚开始他一只脚在新古典经济里面学，一只脚在新制度经济学里面。所以他首先的贡献还是把新古典最大化范式，把他的分析制度，制度的演变往往是几十年上百年的，所以经济史由此把新古典的最大工业成本收益分析运用到经济史里中间研究，运用到制度中间研究，发展了新经济史学派。他的代表著作，1973年的《西方世界的迁徙》、1981年的《经济史论结构变迁》搬迁、1990年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1993年的《实践历程中的经济绩效》。从他的著作中，你看他特别强调时间，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判断标准。哪个经济学家把时间排除掉，把时间因素不考虑的经济学家就是一个机械论，他不适合研究经济的现象，考虑时间，考虑主观社会科学的事实，这两个东西，主观的和时间的两个因素，我们可以锻炼这个经济学思考的深度，可以鉴别。
2005年他写了《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了，这部著作我特别强调，这篇著作已经翻成中文了，是诺思从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转变成一个演化经济学家，是一个范式的转变。就跟哥白尼似的，原来说地球是中心，后来说太阳是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部著作也是是目前为止他最后一本跟人合作的，讲到一个概念框架，一个有记录以来人文历史的概念框架，在这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的转变。
三．诺思的思想遗产之一：开创新经济史学与走向经济史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诺思是研究近因和功能的经济学，他的因果逻辑是一个很短时间的因果，要研究经济史必须突破近因和短期的缺陷。然后他是一个史论结合者，来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强调产权组织和制度的变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专利、合同法等这些的兴起，这些出现是经济增长真正的根源，它促进了分工，分工是财富的根源。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因有相对价格的变化，某些价格变化导致制度改变，然后还有权力压力，比如美国对日本，日本对德国的战略就是征服，然后替代他的新制度，当然还有人类偏好的改变。比如我们觉得我拥有一个人像拥有一只狗一样，这种观念以前是对的，奴隶制，后来人们的偏好也改变了，奴隶也是人，就是我们的偏好改变也会导致制度变迁，就这三个动因，相对价值调整。
然后诺思不仅要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还要解释大量国家的失败，一个成功的理论解释一定要能够说明成功又能说明失败，不能光解释成功理论是没有说服力的，制度总是有效率的吗？诺思觉得不是这样的，诺思放弃了制度总是有效的，从存在总是有效的，存在总是合理的这种是不对的，我们有大量的案例而且也有理论说明他。《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思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的”的观点。统治者从统治成本和为了自己的短期和直接利益出发会修正产权，维护低效率的产权。历史上，直到今天，有效率的产权和组织是例外而不是常态。
实际上诺思发现有效的制度，是有效率的产生和组织，有效率的政体，直到今天是孤立，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实际上当前世界两百个国家，大多数国家仍然是低效率的、产权不清晰的，或者是专制的，真正有效率的、民主的、人权的，这种国家制度是少数，是例外，咱们不要以为历史总是进步的，咱们也不要以为大多数就是好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诺思还告诉我们，我们人的行为受到多种约束，不仅仅是制度，可以画一个光谱，这个光谱上面左边是我们的本能，比如我们的食欲、性欲、口渴、疼等等这是本能，然后我们的偏好，我们讲湖南话，当然还有同情心、羞愧感等等都是偏好，也是约束我们行动的一种很重要的动力，没有这些个东西我们人也存活不了几天。接着是再就是非正式制度，再就是正式制度。在这个谱系上诺思到了哪里，诺思把偏好都看作是可固定的，新古典就是这个箭头的头上，所有这些都是固定不动的，而诺思说我要从这里开始人们偏好是要改变的，非正式制度也要改变，这些制度在诺思的框架下都是可变的。
制度功能是约束和激励人们采取行动，降低不确定缺点性，便利非人格化交易。为什么有的国家低效率？有的国家锁定在朝鲜？因为制度变成了有路径依赖和锁定现象，之所以有所谓的锁定、路径依赖，是因为意识的发展是非各态历经的，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尝试一下，你应该走哪一条路就走到黑。我们计算机的键盘，打字机的键盘都不是最好的键盘设计，但是后来大家都去投资，因为我们一直锁定在这个键盘上面，这个在制度领域里面，在生物学中普遍存在路径依赖现象，由于你先期的投入学习，再去换不可能各态历经，也就是说不可能条条道路都尝试一遍，人类历史不是这么走的。
四．诺思的思想遗产之二：转向演化制度经济学
这是我需要讲的，这是很重要的贡献但是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的贡献。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认识到制度变迁必须突破新古典最大化范式引入演化的因素，在1993年诺贝尔致辞中他确定了这么一个框架，当然他也没有追溯到最终的源头，最终的源头在哪里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假说，就是人们的信仰系统决定了认知学习，然后决定了制度，然后是制度决定了经济绩效，这是他的逻辑。如果说中国的经济绩效不好的话，我们可以追溯到信仰基础上去。因为演化是一个差异化的过程，比如手机好多行业，诺基亚、苹果，还有中国还有的很多厂商，十几种品牌的手机，结果诺基亚几年以后死了，企业有生有死，诺思认为这是种多样性的来源，比如相对价格的变动、好奇心、偏好的改变、新技术等等都可能导致出现多样性。诺思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信仰系统和制度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只有那些支持跨时空、逆命和非人格化交换的信仰系统，如果这种信仰系统说看到异教人就要杀死他，如果是有这种教义的话，它这种教义不支持经济繁荣。迄今为止大多数人的文化群体都陷入到某种信仰和制度陷阱中，这种信仰和制度陷阱无法支撑非人格化交易，无法面对社会复杂问题进行灵活性的纠错。也就是说陷入了一种适应性相对低的那种制度和信仰系统。
好制度是一个例外，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在所有人文化群体中，好制度都只是一个例外。而且直到今天，也只有20多个国家经济体获得了长足的经济增长。诺思认为这少数几个国家为什么就获得了好制度作为另外一种情况出现呢？
他就发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样的国家所拥有的信仰系统和制度有什么样的特征和事实？诺斯认为是它们的信仰系统和制度提供了两样东西：一是有“获取纯粹知识的激励”，二是“容忍创造性”，以及允许试验和犯错，从而学习不断如何改善经济绩效，为人类学习提供支持和正激励。也就是这种好制度一定具有适应性效率，能够发现错误及时的改正，有灵敏的响应过程。人类文化群体的经济绩效不均衡是常态，其中发展出支持非人格化交换的制度条件是一个非常复杂过程的偶然，并非必然。 人类文化群体的经济绩效不均衡是常态，其中发展出支持非人格化交换的制度条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偶然过程，所以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之出工业革命？这个问题应该怎么问？不要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而要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很罕见、很例外的在西方，在欧洲国家出现了工业革命，那是一个罕见的现象，那是一个例外，不出现这样的经济繁荣或技术革命是大多数世界的状况，这没有有什么好好奇的呢。所以你问这些问题本身就问错了，你问一个大多数的现象，而不问为什么在统计中出现了盲野点，出现了另外的事情，诺思就提出了这样的事情，他说发展路径化依赖是很难的。为什么有路径依赖，为什么锁定北朝鲜，因为制度竞争是不充分的，一旦给的竞争是充分的，就必须锁定，因为政治这个东西有垄断特性在一个局部地区，正是因为政治的不充分竞争性质和特定信仰制度不充分竞争，就导致了特定制度的锁定，这一点是有说服力的。
诺思可以把他的东西用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中来，为什么共产主义国家转型为什么充满了艰难？，那是经济绩效有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执行机制的综合特征决定经济绩效，正式由于真实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革，但是非正式制度，信仰系统与人们的认知、心智模式的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这两者不匹配，所以就得转型，充满了很多艰难。将正统经济学开出的标准制度条件运用于转型经济，并不是获得优良经济绩效的充分条件。制度的移植是有前提的，这就使得好制度不是简单的移植，好制度可以使好制度我们的共产主义国家就能变成一个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直到今天其他国家还不承认我们。这说明制度移植是有前提的，政治制度深刻影响经济绩效，但政治制度本身要得到支持，那是因为制度和信仰系统必须发生改变，由此与民众心智结构相互影响，这种变化了的心智结构支持新的政治制度，而心智结构和行为规则的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我们经过一个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实验以后，人们心智模式跟这个心智模式又吻合，再回过去要让他有自由，让他有创造性，让他不是仅仅服从权力的脚下，那又是一个重新启蒙的过程。
特别讲一下适应性效率，当研究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源的时候，其实制度的框架本身有适应性效率。想要长期经济增长，不可能依靠专制或威权体制，因为它无法提供适应性效率。什么叫适应性效率？就是一种灵活性，就是说一个经济系统不怕犯错，错了没有关系，关键是能不能及时改错，犯错了能不能及时反馈到系统中来说错了，如果反馈系统很慢，反馈了又不改正，那你的适应性就很差。成功的政治经济系统正是那种容许和提供适应性效率的政治经济系统，这意味着在专制条件下十年二十年获得了经济增长，不能能够提供作为自身的辩护，这个不能，它仍需要向法治转变。因为他适应效率很差，容错率很差。1990年《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总体上奠定了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但已经明确纳入演化论的思考。 我再次讲到这两者的匹配，就是共产主义国家转型为什么很难？他是一个制度矩阵，也就是说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它像一个齿轮通过咬合相互嵌套，构成一个制度矩阵，所以没有相匹配的非正式制度，没有相匹配的非正式制度的发育和演化，再正确和有效率的正式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通常，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彼此提出修改要求。比如说公民社会人们的信念体系，什么是公正的，这样的信念体系如果没有跟正式制度相匹配，正式制度比如股票市场类似这样的东西，比如说评职称制度，如果这些制度没有改变，那些西方模式就会走形变样。
正式制度只是形塑人们社会选择约束的很小一部分，社会和经济交往中普遍存在的是非正式约束。
非正式制度有一个非字，并不是说它不重要，非正式制度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它恰恰是约束我们人的行为的绝大部分行为方式的制度挑战，我们不要以为写的文字上的那些制度就是最重要的制度，非正式制度是最主要的制度。非正式约束作为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和习惯来源于演化中的文化传统的逐代传递。它们构成了长期社会变迁的连续性的重要来源。从演化速率来看，非正式约束的演化要慢于正式制度，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原因之一。
然后再看看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根源，中国的转型动力谁是主角，它的动力来自哪里？谁是主角？组织和（经济的或政治的）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角。
企业家是主角，包括政治企业家，当然我们今天的政治企业家想选人大代表什么的都是政治企业家，他们才是推动国家转型的主体，按照经济学的研究主角就是企业家，包括政治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能够发现机会的人，特别是利润机会。人类文化群体之间在选择压力下的模仿和学习、征服和暴力革命也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动力因素第一个就是相对价格的变动，包括工资的变动，还有偏好的改变，等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来源，因为相对价格表动可能改变人们的偏好、激励、行为方式甚至是心智结构。第二个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是人类文化群体之间在选择压力下的模仿和学习、征服和暴力革命。
所以历史不总是进步的，停滞和倒退是常态。那些有幸迈入经济增长体的特征就是保障产权，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受到实质性的约束，然后无法交换。一个完备的制度变迁理论必须既能解释成功的经济也能解释失败的经济。嵌入到经济社会系统中的制度变迁居有非线性特征、不可逆性。一些非常微小的历史事件可能导致某些制度产生并沿着特定路径长期存在。发展路径一旦锁定在特定状态上，网络外部性、组织学习过程产生的沉没成本等就可能强化这一锁定。
最大框架无法解释奴隶制的消失，刚刚我们说的必须人的偏好和信念必须改变。例如19世纪奴隶制的消亡，除非诉诸“将一个人拥有另一个人的合法性的感知的转变考虑在内”。
然后诺思特别引用了杰克.赫什莱弗郝施来福（音）大量的演化经济学，就是所谓的变异、选择和保留的分析框架，在2005年的《理解经济变迁》这本书中就正式真实地的迈向了演化范式，在演化范式有这么一个意向性，人的信念系统，还有心智与信念文化的共生演化。累计性的文化演变导致了人在最近这一万年快速的进步。经济是一个各态历经的世界，一个各态历经的世界不是一个正式的真正的经济学的世界。再就是群体经验和个体经验，而基因和文化的协同演化，从认知到经济绩效的因果链条，这就是适应性效率与信念体系。
最后适应效率的政治秩序四个命题：产权、宪法、公民权力、可信承诺，适应性效率的一个反例，我们国企只是解决了30%的就业，但是占用了80%的资源，结果我们还不改革它，还不把它弄掉，民营企业贡献了80%的就业，结果60%的税收我们还把他看作二等公民，我们怎么还不去响应它他？这就是没有适应性效率的一个反例，明知道它好我们也不用它，明知道它坏还不把它踢掉。这是一点我就不说了。
[ 刘业进 管理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本文为作者2016年6月25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腾讯思享会与《东方历史评论》协办的「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主题报告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201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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