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张鸣教授的发言和龙老师的批评，我和他们俩不太一样。这使我想起历史学的一个方法问题。张鸣教授提了很多例子，最后得出一个一般结论。我觉得可能这种方法需要商榷。因为历史非常复杂，我们可以提出一些例子来说明问题，但是说明的时候可能要特别谨慎，你可以说这方面的例子，但是龙老师可以说相反的例子。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结论作为一个特殊的结论。如“历史上没有儒家宪政”的说法，就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有很多相反的例子，包括《礼记》里讲的天子跟诸侯借车，这都是非礼，越过了基本的征税范围。比如在汉代的时候，皇亲国戚是强买良田都是要治罪的。
反过来西方也是如此，刚才张教授讲到《大宪章》。我们现在强调的《大宪章》只是在13世纪的一组条款中的其中两条，但是这个《大宪章》在签订以后就没有被执行，甚至反复好几次，甚至在几百年时间内是被忘掉的。英国的侵犯产权现象是非常之多，包括后来英国王室没收教会财产，这在各个地方都出现过。所以我们研究的历史可能有些例子可以讲，但是我们在得出结论的时候要谨慎，最好不要得出一个全称判断的结论，这是我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