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认为实际上当前是中国智库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当被问及当前智库发展状况时，易鹏如是说。这位盘古智库的理事长称自己是位乐观派，因为时代给了他机会，让他和他的智库能够顺利地发展，并且在短短两年的时间便有了不小的影响力。
易鹏所指的“时代”是“十八大”后国家大力鼓励智库发展的大环境。易鹏说，执政党宣布要发展智库就说明他们对智库持充分认可的态度，而盘古智库要做“建设派”，跟着共产党走。
这个前中国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于2014年1月创办了盘古智库，将其定位为“由中外知名学者组成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选址在北京香山附近办公，希望盘古借着香山的“灵气”做“有灵性”的研究。而我们与易鹏的采访则在位于北京金台夕照的盘古节能环保研究基地——“国能中电”的一个办公室里进行。
盘古智库的官方网站上显示，在正式成立后的两个月，盘古便密集地发布合共9篇报告。这些报告主要是关于两会的专题，以及对中国国家总理答记者问的解读。
盘古旗下的学术委员会拥有55名学术委员，其中不乏跨界人士。他们活跃于各种研讨会、调研与对外访问中，领域涉及经济金融、城镇化、互联网、国别研究等，并在这些领域发布了约10篇相关报告，其中一篇将习近平所说的“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总结为“习近平常态”（Pinormal）。对于智库研究员们的活动报道，盘古一直在持续更新，但最近的一篇报告的发布时间却停留在2014年8月14日。
作为一个新成立的民间智库（易鹏称其为“社会智库”），盘古有时会作为一个智库建设的成功典型见诸报端，其研究员的社评也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官方媒体上刊登。2014年4月18日，《人民日报》评论版刊登易鹏一篇关于城镇化的文章。4月23日，盘古智库官网发布了这个消息。2015年3月26日，“作为智库产业提出者和2014年中国智库建设代表人物之一”的于今接受中国网的专访，将盘古智库评为“智库建设十一大经典案例”之一。
易鹏说，盘古智库秉持“天地人和、经世致用”的理念，其中一个重要的职责是为政府提供好的建议。在被问及非官方智库与政府交流的途径时，易鹏谈道，盘古智库有很多的学术委员本身就在“体制内”，或是从“体制内”出来的，这些学术委员便成为了他们与政府交流的渠道之一。
盘古智库在2014年做过许多中国的城镇化方面的研究，在一年时间内发表了30余篇相关的分析和观察评论，而与之相关的动态则多达200多条。今年，他们则更多地关注“一带一路”战略和区域经济的研究，至今已在他们的网站上有近50篇的相关评论和动态。
虽然研究课题发生了转变，但这些研究大多与中国时下倡导的政策相契合。在谈到现在中国许多智库同时从事对“一带一路”研究是否会导致资源浪费、重复劳动时，易鹏说道，“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热点，一个智库本身不去关注也是失策。”
成立一年多来，这家民间智库的发展可以算是顺风顺水。“我是个乐观派，真的没有觉得有困难。”易鹏说。
相比于新成立的盘古智库来说，在国内另一个成立于1993年的天则经济研究所走的路看起来就要曲折许多。在20余年间，天则迁址8次，从北京西城区的达智胡同一路辗转搬迁到现在的崇文门。天则也从一家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变成了挂靠在商业公司下的二级机构，无法作为独立机构在有关部门注册。
天则所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宏观层面，主要关注经济领域，尤其是制度经济学领域，发布的报告涉及公共政策、改革、宪政、企业和法律。天则所的成果主要由报告、论坛等形式发布。其举办的双周论坛，截至2015年7月底，已有530次。
2013年6月，在天则成立二十年之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写信祝贺。2015年，天则所在201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排名中排在第99位，在中国入围的8所智库中位列第7，是其中仅有的一所民间智库。有趣的一点是，虽然天则在入围的中国智库中排名并不靠前，但却是中国唯一一所入围“对公共政策有重大影响的智库”。
针对我国现行并不完善的土地法，天则所做过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及相关研究并发表成为报告，尝试构架一个更符合经济规律，国家土地国情和法律准则的框架。对于保障房制度，天则也秉着独立研究的态度提出现有保障房制度增加社会不公平，而天则所在人权和普世价值领域里的探索也如同他们在公共政策领域里一样“反其道而行”，提出很多被社会忽略却令人发省的问题。
面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近年来，天则也对自己的发展方式进行了反思。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天则所之前一直都是靠社会捐资和咨询业务维持所里事务的运营，所里的研究员也会尽自己所能给天则捐款，根据天则所官网所列的捐赠名单，茅于轼老师每年都向天则所捐赠100万左右的资金。天则所还开展了一些商业尝试，比如开办“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就为天则所筹得了一笔经费。纵观2010年到2014年五年的捐赠名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出现在名单中，其中就有大众熟知的任志强、联想等。
虽然接受了社会资金，但是天则所在研究上一直努力保持着自己的独立。2009年时任天则所所长的盛洪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社采访时提到“中立原则”，表示在涉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领域会坚持中立，不受委托方影响。盛洪在采访中说，联通公司曾经出资让天则所做一个电信立法建议，天则所就因为“中立条款”而拒绝了在建议中加入公司的要求，盛洪说，只有在对方利益不与社会相冲突时，他们才可以考虑与企业沟通。
在涉及社会利益方面的中立也贯穿在天则所对自身资金来源的控制上。盛洪在与中新社的采访中提及，虽然天则所不排斥国外基金会的资助，但是如果发现对方利益影响到了研究的中立性或者对中国社会不利，则会终止合作。在这一点上，盘古智库则采取了更加坚决的态度——拒绝所有境外资金。
然而资金只是智库运行的一部分。和盘古智库的目标相同，天则所也希望“通过自身的致力于推进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为各种社会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和制度解决方案”，从研究所里的人员的背景上来看，天则的研究员们也不乏官方背景。但在研究方向上，天则所仍有自己的议程设置。在天则报告的第一栏里，就是“宪政框架”。《文化与宪政》一栏下五篇文章，位于2014年内部出版物的首篇。天则所的英文“Unirule”则表现了学者们对普世规律的认同，这和流行的“中国特色”有着微妙的差别。
2013年，大力发展新型智库的政策看上去与他们并不相关，他们仍然作为二级机构挂靠在商业公司名下。天则所的研究员也表示相信在一段时间内，政策并不会对他们有所改变。
和易鹏感谢好时代不同，盛洪感谢的是这个有缺陷的时代，他在《天则所2014年年鉴》中写道：“古往今来，世世代代的知识分子一直面对着不完满的、甚至是残缺的世界。这就是我们从来的命运，也是今天天则所的幸运。” (本文责编 霍默静）
2015年09月23日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