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公布的中国2014年第3季度GDP增长率为7.3%，之前两个季度的增长率都为7.4%，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意外，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很难达到7.5%了。而7.5%的GDP增速正是去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增长目标。
于是，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乐观的研究者，包括厉以宁在内，认为中国的GDP统计常年被低估，统计数字的些许下降并不可怕。悲观的研究者则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中国的GDP增速实际上只有7%乃至更低，包括IMF在内的许多机构纷纷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更有研究机构认为5年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会跌至4%。
以上的这些说法，或许都无法概括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全貌。
首先，正是因为中国GDP统计常年被低估，所以统计数字的下降才显得可怕，值得仔细考量增长下降背后的根本原因。其次，增速的下滑，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失去了高增长的可能，接受经济长期低增长反而会否定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可能。
GDP的统计数字只是一个描述财富生产的很粗的线条，它并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实际财富产出，因此只是一种统计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的GDP统计大致上是可行的，但是只可能被低估，没有被高估的可能。
举个例子而言，各国一般会把“虚拟住房租金”计入在GDP之内。所谓虚拟住房租金，指的是一个房主有自己的房子，他并不需要支付给自己住房子的租金，但是在统计当中会假设房主在租房子，并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给自己租金，最后把这部分虚拟的收入计入到GDP当中去。美国的虚拟住房租金占到其GDP的10%以上。而中国如果按照同样的方法统计GDP，便会凭空每年多出2到3万亿的数值。再比如在统计局的抽样调查统计中，个人和企业也往往倾向于少报收入。
中国GDP的低估更来自于许多本该计入GDP的活动由于观测成本太高而无法计入。比如很多地下交易、街边市场交易、家政服务没有计入GDP，餐饮行业不按照规则开具发票也会造成GDP低估。再加上由于政府的庞大以及管制的庞杂，许多寻租行为的发生无法被观测到从而无法被统计。比如一些垄断行业获得的垄断所得并不会如实反映，再比如政府获得土地出让金然后进行的投资和建设也会被低估。
GDP可能被高估的原因，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倾向于夸大自己的业绩，从而发生过各地GDP增速的平均数高于中央统计的GDP增长率。但也由此可见，中央有自己的统计渠道，也有很多指标，包括基本的工业统计、进出口统计、增值税等数据也很难进行作假。
前面所述，表明中国GDP的确是被低估了，但并不能就因此认为增速下降一些不足为虑，其错误在于采用了两种不同标准比较了同一件事情。而经济增长率的意义，就在于比较同样的统计方法下，经济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实际发生的GDP，就会看到经济下滑的幅度有可能更大了。
那是因为在统计之外的欣欣向荣的行业可能下降的幅度更大。比如反腐运动让很多地方政府减少或停止了寻租，许多表外的活动大幅减少，房价上涨的停滞也会带来虚拟住房租金统计的下降。再比如企业的实际收入下降了很多，但在统计之中却无法反映。除此之外，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出口和投资，而出口和投资的潜力则越来越少。
经济增长速度很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穷富分野的根本变量。两个初始经济总量相同的经济体，如果一个维持10%的增长而另外一个是7%，那么25年后，前者的经济总量将是后者的两倍。改革以来3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平均GDP增长率为9.8%，将近10%。而从1991年开始，经济增长率从来没有低于过7.5%，最低的数字出现在1999年的7.62%，原因则是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所以经济增速下降，非常值得关注。但也正因为经济增长是长期问题，所以争论某一年的增速高低并没有代表性的意义，重要的是分析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大概能维持在什么水平，在经济学上它被称谓“潜在经济增长率”。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有波动，但是潜在的增长趋势一般是稳定的。
当我们考虑的问题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时候，就需要清楚的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已经不可能保持以往超过9%的增长速度了。
在经济分析里面，经济增长取决于三个主要变量，一是劳动的投入，二是资本的投入，三是组织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的制度，技术创新包含在制度之中。反观中国35年来的改革过程，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也并不复杂，其一便是改革释放了制度变革的红利，每个人都有了生产和消费的积极性。其二是政府的投资和出口导向政策使得经济增长获得了最初的资本投入。这两条原因之外的原因都不会是根本性的。
具体些讲，在一个全面公有制的制度下，每个人不过是这个庞大体系的一个螺丝钉，市场信号被长官意志代替。而改革开放把人们从长官意志中解放出来，原来属于国家的资产现在可以由个人租赁经营。在基础设施等需要大量投资的年代，政府则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控制部分的替代了资本的投入，生产投入不需要计较利润和成本。而出口导向则进一步补充了社会资本。这个体系最终带来了所谓的经济奇迹。
而在当下中国，维持当时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或者削弱，或者不存在了。中国的低成本劳动优势正在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转型也正在减少进口，制度红利已经被几十年的利益群体所固化，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的逐渐完善也减少了政府投资的操作空间。
以上几条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基本原因。那么，面对当下境况，正确的反应不是接受中国经济增长的既有事实而去接受一个长期的较低增长率，而是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穷尽经济增长潜力的好时机。一方面是由于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制度仍然束缚了很多人的手脚，从而造成经济结构当中的诸多扭曲。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化的进程为进行改革和消除扭曲提供了空间和渠道，继续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不仅有机会，而且是责任。
如果不能澄清经济增速下滑的背后逻辑，中国真的有可能跌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在那里，经济增长停滞而社会矛盾丛生。
[ 张林 天则经济研究所项目研究员 ]
2014-11-3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