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已经成功举办了第一期，第二期延续了第一期的成功经验。茅于轼老师表示他非常欢迎每一位学员的到来，并且把大家出的学费看成是对天则所的支持。天则所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库，没有政府的拨款，都是靠社会的支持才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二十年。2013年，天则所的经济情况有了一些改善，茅于轼老师向大家表示了感谢，并指出这个班的目之一，也是给愿意支持天则所的人士提供渠道。
茅于轼老师讲到，虽然这个班的同学各方面都不一样，但是希望大家把过去的身份忘掉，不管年龄大小、不管学历高低、不管思想多少，不管资产大小，以一个平等的身份来相互学习，吸取知识。他希望大家多听别人的意见，也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比较和取舍，追求真正的知识。
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是非常重要的。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但是在近代的百年间我们忘记了科学，只追求民主，其结果就是反科学的民主，比如文化大革命。民主看似和发动群众很相似。但是有重要的区别。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一套共同遵守的规则。这套规则来自科学的思维。社会思想混乱的原因也是缺少科学思维，从传统的中国文化到共产主义理想，慢慢发展成了“大民主”，这是反科学的民主，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与西方人比较，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缺乏科学、缺乏形式逻辑，更多的是阴阳八卦、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核心的正反二方面的辩证，很模糊，也有深刻的道理；形式逻辑，比如几何学就是形式逻辑（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学学习几何是无用的）。如果既有形式逻辑也有辩证逻辑，那思想就完全了。缺乏形式逻辑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很多矛盾的形成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从学习方法到科学思维
我们应该学习的是“第一手学问”，就是从最原始的观察，排除错误得到的规律。现在在学校里学的都是“二手学问”，只讲一个结果，但是产生这个结果的经过和原因却没有解释。比如，老师讲“地球是圆的”，但是却没有讲当初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经过哪些事情，最后认同了“地球是圆的”结论。人是如何克服错误思想的，经历了怎样的困难，这才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可是现在学校里不教这写东西。只告诉你一个结论。茅老师在教经济学的时候强调要把经济学的道理重新自己去发现一遍，就是这个意思。
科学进步的过程就是一个科学知识的建立的过程，要克服重重困难，从错误走向真理。比如对于哥白尼的“日心说”，怎么去观察，怎么去验证和论证，怎样从错误一点点接近正确，历经了一个世纪。所以如何识别错误、如何得到真理，才是我们要学习的本领。这就需要科学的思维，用逻辑去辨识错误。
科学思维对社会、人生的价值
因为缺乏科学观，社会思想混乱不堪，没有一个系统的逻辑性判断。一个社会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对立，这个社会就很危险。当然，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不同的思想，但是它们最基本的东西是一致的，就是普世价值。有人就说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中国应该自己的传统。但是普世价值是平等、自由、人权、宪政、法治，有什么理由反对它？
人生的成功在于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成功的人的选择多半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候选择正确。正确的选择靠的是丰富的知识、独立的思维和判断对错的能力，这些都来源于科学的思维，即“真理”，“真”就是事实，“理”就是讲道理，讲逻辑。如何“求真”就要靠“理”（逻辑）的分析。
科学思维的运用与数据的分析
“求真”在现在的社会很困难，很多事情是假的，这就需要我们去分析。一种方法是我们用常识来判断，把很多不同的事情联系起来看，判断有没有可能是真的。还有一种方法是我们看全世界比较客观的报道，把握一些数据，把握数量的大小。
茅于轼老师通过举例，向我们展示了怎样用科学思维，对历史上非正常死亡的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判断。比如，茅于轼老师对“抗日战争死亡的中国人数是2900万”持怀疑态度，因为日本人对在中国战场死亡的日本人数有准确的统计——40多万人。如果中国真的死了2900万人，那么2900万和40万这个比例就意味着死70个中国人才死1个日本人，这个比例值得怀疑。所以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有2900万死亡的中国人数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茅于轼老师认为抗日战争中国人的死亡人数大概是1000万左右。但是中国没有统计，至少是没有发布二次大战、抗日战争死亡的人数。
茅老师指出最大的灾难是三年灾荒，其死亡人数为3600万。通过中国统计局发表的统计年鉴，1950、1960，一直到1970年都可以查到人口数量，将这些数据标在横轴为年份，纵轴为人口数量的坐标系上，可以得出：若按照人口增长规律推理，在1961年应有的人口数量为7亿1千万余人，但是在1961年实际人口数量没有按照人口增长率上涨，反而发生了大下降，与按规律应有的人口数量相差5200万。从5200万减掉非正常生育的1600万人口数量，3600万即为三年灾荒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再进一步3600万这个数字里600万是不可靠的，说三年灾荒死亡人数是在3000万到4000万之间是可靠的，不会超过4000万，也不会少于3000万。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的统计方法与茅于轼老师的完全不一样，其三年灾荒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为3700万人 。
据比较可靠的资料，三年内战国民党军队死亡的人数是55万。据茅于轼老师估计，共产党死亡的人数是40多万。抗美援朝是有死亡人数的统计，只是没有公布。因为民政局要统计人数给每个抗美援朝的烈士军属补贴。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茅于轼老师认为大概是300到400万，不大会有700万。叶剑英说死了两千万的说法绝对不可靠。
茅老师指出对数据要求真，客观的判断这些重要事情以及这些事情的大小、涉及数量的多少，同时要注意数字和百分比。比如知道三年灾荒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绝对数是三千六百万，与当时的总人口6.3亿人相比，是5%。就意味着当时每20个中国中人就有一个人饿死。从1949到1978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四千五百万，与日本在南京大屠杀30万相比，四千五百万就相当于中国30个省会城市，每个城市发生5次南京大屠杀。要对数字作比较，才能反映出事情的实质内涵，同时比较要有科学性，1949到1978非正常死亡人数四千五百万与南京大屠杀人数的比较也不科学，因为一个是30年中发生的事，一个是一两周发生的事。比较科学的评价是以30年中总死亡数和非正常死亡数作比较。30年中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四千五百万，30年总的死亡人数是2.3亿，就相当于每四个正常死亡就有一个政治原因的非正常死亡。
茅于轼老师指出，一个政权不应该杀人，改革后基本没有杀过政治犯，这是很大的进步。他估计，从1949年到1978年把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年灾荒，反右，文革这30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相加一共是四五百万到五千万人。改革以后到今天35年，“打越南”的死亡人数大概是5万，“法轮功”是死亡人数大概几千人，“躲猫猫”的死亡人数30年加起来大概是1000多人，“六·四”的死亡人数大概是几百人。所以改革后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的人不太多。改革前30年平均死亡率是1.1%，改革后降低到0.66%，降了几乎一半，这说明改革以后的进步非常大，因为降低死亡率非常不容易。
最后茅老师强调了要注意数字的有效位。中科院发布汽车排气造成的PM2.5占总量的24.5%，其有效位的错误在于汽车造成的排气的统计不可能精确到三位有效位，25%是两位有效位，24.5%的有效位是错的。中国人不太重视是有效位的问题。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门口写了300000这样一个数，有六位有效位。非常错误，可没有人指出来。应该写三十万。这也反应了中国人没有科学思维，不问为什么，养成了一个大而化之，模模糊糊的习惯。
逻辑思维与相对论
几何学的最大用途就是培养逻辑思维。逻辑思维的重要体现在任何复杂的问题都是一步步推导出来的，用逻辑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有道理的，不会太离谱。茅于轼老师猜想“惯性定理”的发现与参考系的关系很大，参考系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如果没有参考系绝不会知道运动状态，动和静是没有区别的，就是“惯性定理”所谓的动者恒动，静者恒静。二者是一样的。
茅于轼老师用逻辑推导的方式给大家讲解了相对论是怎么发现的，这个理论解决了什么矛盾，这非常奇妙，逻辑推导的魅力就在这里。按照常识，在地球上发一束光，一个人以接近光速和光发射方向一致运动测出的光速应该等于零。朝相反方向发出的一道光测出的光速应该加倍。但是实际上不管做多少次试验，光速总是一样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解决了这个大问题，他的回答就是光速是不变的，人的时间在变。比如说一个人以29万公里/秒的速度顺着光速走，光速是30万公里/秒，按照我们理解就是这个人看光速就是1万公里/秒，但是相对论说还是30万公里/秒，因为这个人现在的1秒相当于我们的30秒，他的时间缩短了，时间参考系已经变了。相对论非常奇妙，发现时间是相对的，就是解释光速不变，是时间变了。从这个推论，如果一个人坐在接近光速的飞船绕地球转圈，就会感觉“天上方七日，地上一千年”。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表示时间是相对的，于是就出现了四维空间。时间也是变量，作为第四维，因此我们存在的空间是个四维空间。这说明我们所在的坐标系非常大，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以至于对我们来说时间是不变的，我们就看不见四维空间。我们可以设想处于两维空间的生物如何看问题，特别是在一个两维球面上的生物，对他来讲平行线公理是不成立的。过直线外一点可以做许多条平行线和该直线不相交。而且朝前看和向后看能够看到同一个物体。这里涉及到我们这个宇宙的几何特性。
从惯性定理到相对论，因为不同的参考系得出的结论都不尽相同。社会科学是同样的，立场不同看问题也不尽相同。水平很高的人，比如毛泽东、蒋介石，其看问题的差异非常大，就是因为立场不同，参考系不同。之所以主张“求真”，就是要尽量摆脱自己的参考系，其原因就在于人是很片面的，看到的听到的都极为有限。所以从哲学上讲，真理是不可达到的，只能接近真理，知道过去错在什么地方并以过去为基础前进，这是我们的思想方法。
政治家的利益与战争
阶级分析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利益分析。比如资本家想要压低工资，工人想要抬高工资，这说明一个人看问题都与自身利益有关系。再比如中国计生委宣传计划生育，把计划生育当成国策，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但是计生委绝对不会放弃计划生育，因为这是关乎他们生死存亡的大事情，把计划生育取消了，几十万人的饭碗就没有了。这也是阶级分析。
计划生育的害处非常大，但是政治家“让其人民为国牺牲”这个害处更大。比如钓鱼岛的事件，和老百姓的利益不太相关，其问题的核心是两国的政治家因为自己的利益相争持。他们利益在于挑起一些事情，其实跟百姓的利益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中国或是日本，都叫自己的百姓爱国，为钓鱼岛牺牲，这不是百姓利益，而是少数人的利益。
抗美援朝也做了毫无理由、无谓的牺牲。二次大战蒋介石打不过日本，一路退到云南、四川、甘肃。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候日本打了珍珠港，美国反击日本，蒋介石只能守在一小块地方，不可能把日本人赶出去。趁美国人打日本的时候，中国不但收复了北京、广州、上海，而且收复了东三省和台湾。有什么理由跟美国人打仗呢？
一个国家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国为本，人民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政治家的把戏就是欺骗百姓为国牺牲，其实是为皇帝牺牲，为政权牺牲。百姓之间的利益无论如何也引发不了大规模的彼此残杀，战争只会是两败俱伤，老百姓承担后果。政治家宣传为国牺牲这是阻碍世界和平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军备竞赛。现在世界裁军的声音很小，每个国家都比赛搞武器。武器的危害性大于毒品。毒品只害自己，武器既害自己又害别人。全世界都对毒品禁止生产，运输，买卖和使用。可是对武器就没有禁止。不但不禁止还堂而皇之地展览。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中国这样，外国也差不多。尤其是核武器非常危险，最好是不用。不用，造它干什么？钱就浪费掉了。一旦使用，一切人都将陷入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