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灾和苏联逼债不是产生大饥荒的原因
开始，官方把大饥荒的原因归罪于自然灾害，后来又归罪于苏联逼债。现在有三原因说：天灾，苏联逼债，政策失误。
自然灾害是不是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我去了5次国家气象局，翻了一些资料，向一些气象专家请教。我不同意那三年“风调雨顺”的说法，中国这么大，年年都有自然灾害。那三年也有自然灾害，但是三年的灾害不超过过去的年份。我的结论是：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国家气象局有一个统计，气象学家有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气象资料，都是一些图和曲线，有5条曲线与农业产业有关系，我在《墓碑》里面都引用了。这里只讲两条。一个“1951-1990年中国年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从这条曲线可以看出，那三年偏离中心的程度不是最大的。1975年，1985年的偏离远远超过了这三年（见下图），都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还有一条是“1950-1990年农作物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这三年偏离正常值也不是最大的（见下图）。曲线形象地表明：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后来说是苏联逼债造成的。我请教了一些人，也看了一些资料。苏联1959年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出现了半年有余，显然这次合同的撕毁不是大饥荒的起因。何况苏联这次撕毁的是原子弹方面的合同，不影响农业生产，也不会影响工业。而与农业有关的洛阳拖拉机厂是1959年建成投产的。
1960年7月16日，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苏联撕毁的这些合同，与农业无关，而且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
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我们欠苏联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 亿新卢布，剩下尾数1700 万新卢布我们已向苏联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中的一部分来提前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既然能够用“比偿还外债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小兄弟，说明偿还外债并没有构成重大负担，更说明偿还外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据记载，当年曾从加拿大进口了几船粮食，已经运到太平洋了，中央一个命令，就改变航向，调头运到阿尔巴尼亚去了。
六，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是“三面红旗”
大饥荒既不自然灾害造成的，也不是苏联逼债造成的，那是怎样造成的呢？
第一个原因是是谎灾，是谎言造成的灾害。1958年不断地出现粮食产量“放卫星”。可能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放卫星，1956年苏联发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人跟着高兴，跟着欢呼，跟着自豪，自己干了什么好事，也叫放“卫星”，粮食高产叫放“卫星”。小麦能够产几千斤，简直了不得，水稻可以产几万斤，当然一般人不会相信。只要在农村呆过的人就知道，你算一下，亩产3万斤，铺在一亩地上，能铺多厚？可以算出来的。
可是，就在毛泽东将信将疑的时候，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用太阳能的转化理理论，论证粮食高产的科学性。说亩产几万斤粮食不是神话，是很容易的，是应该的，是科学的。开始小麦亩产多少斤，后来水稻亩产多少斤。每放一个卫星，《人民日报》都是头版大红标题，展开谎言比赛，你高他还高，鼓吹谎言。
当时也有高级干部相信粮食高产，以说实话著称的陈毅元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文章发表在1958年9月26日，可以查到，我查过。
因为粮食亩产很高，粮食这么多了怎么办？毛泽东很着急，就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的种植方针。就是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很多地方农地就抛荒了。少种容易，高产难，多收就更难。另外号召“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1958年秋收后，大吃大喝不到两个月，不少地方年底就断了粮。
当时说粮食太多了怎么办？就组织科学家研究粮食综合利用。研究不到半年，科学家也饿得不行了，就把课题改为研究代食品。他们向中央提出了大搞代食品的建议，说什么虫子好吃，什么草有营养，野草、虫子的价值比粮食还高。他们说代食品当年在缓解饥饿中起多大作用，没有统计，但今天很有用，可以作为减肥食品。吃了以后不饿，但是没有营养。我在书中把它记了下来，就是为了将来减肥可以采用。
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忧虑改变了国家经济发展方针。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全国大炼钢铁，9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8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5000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60多万座。10月，达6000多万人，最高达9000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著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1070”作贡献。中南海也搞了一个炼钢炉，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子龙当总指挥。炼钢铁使全国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树被砍光，生态被破坏多年没恢复。
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各地就建工厂，搞工业化，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220000个。其中，省办的2500多个，县办的15000多个，社办的185000多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显然，这些都是谎言。
说吹牛不纳税，但在当时，吹牛是要纳税的，粮食产量报得很高，征购的指标必然会提高。粮食征购占产量的比重：1957年是25.3%，1958年是28.3%，1959年是35.7%，1960年27.1%，到1961年没办法才降到25.5%。这么高的征购比例当然完不成，国家计委在《经济消息》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不相信农村没有粮食，说农村粮荒是思想问题。说是瞒产私分了。所以在全国就搞了一个“反瞒产私分”运动。
人民公社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力，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插秧插多密都由上面决定。农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他们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食品的自由，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制，将国家行政权利和社会权利高度集合在一起，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我的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不听话而被“扣饭”的人，最后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这样的事很多。
可以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就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但是，错误的政策能够持续三四年而不改，其中有制度原因。
七，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制度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制度。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成本都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穿暖，农民生产的粮食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多少品种，由县以上机关决定。统购统销消灭了市场，如果有市场的话，也不至于出现粮食短缺。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除了秋收入后那几天以外，都没有真正吃饱过。当时的制度是不让农民吃饱的。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他说：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在经济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把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国家政权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尽管当时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实际上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点、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极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一个名称，totalitariansystem（极权制度）可以作为它的近义词。
当时是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喊同样的口号，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政治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有很大的相似性，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在这种社会结构里，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完全消失。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只要你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各种信仰都可以存在。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诺贝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共产主义乌托邦就不说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相信共产主义的国家都发生过大饥荒：苏联发生过两次大饥荒。蒙古，柬埔寨，越南，朝鲜，都发生过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国家控制了一切资源，全社会变成了一架听命于中央的大机器。个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企业不能够通过改善经营得到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扼杀，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这样，经济机体就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只能靠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从外部去激发热情和施加压力。
既然全社会成了执行最高当局的指令的大机器，就不能有“噪音”和“杂音”，全社会只能有一个声音，就是最高当局的声音。舆论必然一律，言论就没有自由，民主就成了奢侈品。
既然每个人的劳动、生活、消费都受最高当局和他的委派者的支配，那么从上到下，就是一层奴役一层。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两面人：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国民性。
饿死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引起动乱呢？前不久，我和家门口的西城绿化队的一位农民工聊天。他是河南信阳上蔡县人，我到这个县调查过大饥荒的情况。这位农民工60多岁，说当年家里饿死2个人。我问你的后代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给孙子讲，19岁的孙子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孙子说：“不给饭吃为什么不跟他们干？”他说的“干”就是反抗，就是造反。孩子哪里知道，当年那么严密的控制，哪能造反？
当时出现了小规模的暴乱，哄抢粮食，刑事案件增加。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是因为社会控制极其严密。还因为前几年的肃反、反右，不仅消灭了反对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惧，不敢反抗，社会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在高度集权的严酷制度下，不可能出现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出现毛泽东的井岗山。
八，执政者怎样应对危机
面对全国大饥荒，中央政府当时采取什么措施？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下，群众运动出现偏差，一般人是不能批评的，只有毛泽东能批评。别人批评是右倾，毛泽东批评是英明。1958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当时看到了一些问题。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都是反“左”的。1959年春，中共中央发了两个文件向农民让步（社员可以养猪和家离，扩大自留地），按这个趋势下去形势会好转。1959年7月开会庐山会议，原来计划进一步纠左，进一步恢复正常的情况。但是，在这个会议上，7月14日，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批评大跃进，讲了一些真话。7月23日毛泽东就出来讲话，反左马上变成了反右，使错误政策变本加厉，饥饿加剧。3600万人当中的三分之二是庐山会议以后饿死的。
庐山会议以前，从周恩来、刘少奇都是纠偏的、纠左的，毛泽东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枪林弹雨中没有畏惧，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
庐山会议继续坚持错误的道路。反右倾斗争使几千万人受到打击。反右倾斗争是和保卫“三面红旗”结合在一起的，将1959年春向农民让步的三个文件打成右倾，继续大跃进，坚持高指标。
1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农村扩大会议，继续推行大跃进号召，要求钢产量达到1800万吨。1958年搞起来的公共食堂，到1960年的时候就垮得差不多了。毛泽东说，好啊，公共食堂和社会主义制度连在一起了，又强行恢复公共食堂。古代出现多刷饥荒皇帝会开仓放粮，而在大饥荒年代，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
令人不解的是，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国家仓库里是有粮食的。粮食部有一个数字：1960 年6 月30 日，全国粮食库存为301.48 亿斤。这301.48 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 亿斤；天津1.15 亿斤；上海2.53 亿斤；河北18.26 亿斤；山西8.16 亿斤；内蒙5.49 亿斤；辽宁7.89 亿斤；吉林5.08亿斤；黑龙江20.41 亿斤；陕西15.96 亿斤；甘肃4.81 亿斤；宁夏0.72 亿斤；青海1.25 亿斤；新疆4.45 亿斤；山东22.44 亿斤；安徽7.05 亿斤；浙江12.37 亿斤；福建2.72 亿斤；河南25.07 亿斤；湖北13.22 亿斤；江西7.14 亿斤；广东7.40 亿斤；广西2.84 亿斤；四川41.61亿斤；贵州11.49 亿斤；云南17.43 亿斤。
从这些库存数字可以看出，当信阳100 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 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 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 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 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信阳的农民看着粮库里的粮食，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吧！”他们一边喊着，一边饿死在粮库旁。
不但粮库有粮食不开仓放粮，还继续扩大食品出口。1959年出口粮食416万吨，相当于1958年的1.45倍。除了出口粮食以外，还大量地出口食品：花生油、鲜蛋、活猪、冻猪肉、活牛、家禽、冻家禽、水产品，还有各种水果，这些出口食品当年何等珍贵！农民看都看不到，却给外国人吃了。
在大量人饿死的时候，仓库里存放着粮食不救济饥民，还继续大量出口食品，可见这个制度是多么僵化，多么冷酷!
我就先讲这么多，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