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盛洪：天则所双周论坛有悠久的历史，办了十几年，应该说从天则所开创的时候就有，但是肯定不是从1993年开始就有，但是，几乎差不多，应该说1994年就有了。到今年几乎是是20年，因为今年天则所也是20周年了，应该说北京乃至全国改革开放以后，办论坛时间最长的一个。我们的论坛也是几经变化，原来听众较多，尤其原来在五塔寺的时候，会场比较大，听众有上百人。后来我们搬到这边，由于条件不太方便，我们也没有太宣传，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我就做这样小范围的讨论。但是这样的形式更好，可能更细。因为我们是定位在学术，学术定位就不是范围太大，泛泛议论，而是比较细的讨论。然后，我们每次论坛都有详细的记录，正常情况下，是由我们的主讲人和参加讨论的人校订，校订完后全文放到网上。我们的论坛是记录非常完整，而且坚持时间最长的论坛。大家可以去找，在天则所的网站上，很多年都有非常完整的记录。记录是很多人看的，每次大概有几千人，所以是我们的论坛是几千人参加的论坛。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周阳敏博士，中国反垄断网、中国经济管理网主编，也是天则所很长时间的老朋友，所以非常高兴请周博士来。他的题目叫《制度企业家、制度资本与制度变迁》，一看就是制度经济学的一篇论文，可能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想法，具体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下面先请周博士讲一讲，时间是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然后我们再讨论，现在请周博士演讲。
周阳敏：首先非常感谢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简称天则所）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感谢盛洪老师的介绍，感谢张曙光老师和茅于轼老师的邀请。实际上我对天则所既尊敬又向往。我早在2002年参加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时就认识了天则所。后来，2002年我在北京晃了半年，那时候天天来天则所。我记得那时候天则所在紫竹院，我基本上每两周都来听天则所的双周论坛，也听了天则所的其他论坛或会议，而且我在浙大读书的时候，我当时是学生会副主席，就模仿天则所搞了一个浙大双周博士论坛，效果很好。但是，我一离开浙大，这个论坛的后继者没有持续下去，蛮可惜的，当然这里面也经历了许多波折，我就在这里不罗嗦了。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制度企业家、制度资本与制度变迁》，这个题目主要是得益于最近发生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我长期以来研究的一些东西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因为我从2001年开始一直从事制度资本理论的研究，我们发现现在看到的很多现象没法用一个框架来解释，我今天试图来用这个框架解释这些复杂的现象，也请盛洪老师和各位专家多多指导。
我们先看一个新闻，这是今天（2013年8月16日）早上，FTA中文网上有一篇文章《公用事业私有化将造福亚洲》，作者是杨肃斌，是马来西亚人，他的公司总部在马来西亚，他也给马来西亚提供基础设施，如铁路和互联网等服务，同时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经营供电服务，在英国经营供水服务等。这个企业家谈到什么东西呢？他谈到说，文章很长，我就截了两段给大家说。第一个他说，人们的容忍是有限的，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将不再害怕失去什么，也就是说自来水和电力供应应该成为基本人权。各位，这个话是企业家说出来的话，他认为铁路、自来水、电力供应和互联网等都应该是基本人权，这些平常看起来好像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但是在他看来这应该是基本的人权领域的问题。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有一段话，他说，"许多国家误以为只要提供国家补贴、压低服务价格，公民就愿意忍受劣等公用事业"。但他的经验表明，人们愿意为优质的公用事业支付更高的价格，放弃用补贴或压低服务。现在是时候终结妨碍亚洲多国发展的现状，进行透明、合理的监管框架。如英国是最佳的方法。而且他也提出他们提供基础服务，特别是公用事业这种服务是应该从更多角度去优化的。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为什么把这个新闻翻出来？在我看来，杨肃斌就是一个典型的制度企业家。例如众所周知的麦高文（Bill MeGowan）是一位典型的制度企业家。他率领美国MCI（Miero Communj－cation Ine.）公司打破了ATT的垄断,促成了"ATT分拆案",不但成就了一个辉煌的企业，而且开创了美国电信业的新纪元。他的名言就是："改变管制规则有横财可发"。几乎没人可以否定是麦高文推动了美国电话领域的轰轰烈烈的变迁和社会进步，这就是制度企业家推动的结果。
我们再看今天早上的一篇微博，这人说了这样一句话，"追求社会公平、公正和进步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你可以不选择，但你有权选择沉默"。他说企业家可以有权保持沉默。不过，本人认为这个"沉默"是要深入讨论的。
接下来，我就讲今天的主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关于企业家言论与社会责任；二是关于企业家制度经营与制度资本，包括制度企业家的本质概念；第三是关于制度企业家的制度资本和制度变迁。
一、企业家言论、社会责任与制度资本
首先我们来看看引起这次热论的两次重大事件和两个重要人物。应该说马云一直以来是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作为偶像来崇拜的一个人，但是马云也很喜欢演讲，他的口才也超好。当然，他的口才很好也促成了他的很多资源，比别人做得可能会成功。但是，最近马云的一系列演讲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感，特别是网友的强烈不满与尖锐批评。马云说，"我们动不动就要爬到屋顶讲大发展、大繁荣，不要求改革等等，好像政治不改革就干不了事儿，不了解行业情况也干不了什么事儿"。马云认为，政治与我没有关系。其实这个话说到这个份上，还没什么出格的，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他最近的一次演讲里面，说"中共对那年春夏之交的事件的暴力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决定，是最伟大的决定，最英明的决策"。这句话就非常严重地伤害了网友的情感，因此网友就对此做出了剧烈的批评。无独有偶，柳传志于2013年6月份在正和岛座谈时有一个讲话，他说，从现在起，他们只在商言商，他们聚会也只讲商业，不讲政治。这和他一直以来的观念其实是一致的。他认为，企业家是中国最软弱的阶层。当然这个软弱还是相对什么而言的。他认为中国企业家是中国最软弱的阶层。所以他认为，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少说话。这是柳传志的言论。
此言论一出，舆论哗然，立即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观点认为他们是对的，在中国就应该少谈政治；当然还有很大一派的人则认为这是典型的犬儒言论，当然是不是犬儒言论，我们接下来会讲。再看另一个企业家梁稳根先生，他是三一重工的老板。他说，他把他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放在完全一致的地位。各位注意，三一重工是一个民营企业，不是国有企业。和马云说"只要国家需要支付宝会献给国家一样"，他说，一旦共产党需要他的三一重工的时候，他会毫无保留地献给共产党，他说因为他生命都是共产党的。这个话听起来也不一定错，但是作为企业家来说，在那种场合说那种话，就是非常有悖于基本的伦理、基本的法律和基本的道德，特别会引起人们的强烈的反感。我们知道老舍《茶馆》的故事，叫"莫谈国事"。实际上，不谈政治和不谈国事是相同的。不过，本人得提醒各位注意，《茶馆》的老板让人莫谈国事是因为他是平台的提供者，并不是谈话者，而柳传志则是谈话者，柳传志的不谈国事并非是自己不谈国事，也要求别人不谈国事，为此，王瑛就提出"退岛"，因为她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去就可以活下来。事实上我们看到，曾成杰也没有跪着活，跪下去了同时也倒下去了。所以这个事情怎样理解？王瑛认为，她不愿意和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为伍，所以她要退出正和岛。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同样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而且很多网民对王瑛非常支持。我觉得现在人们对王瑛的这种崇拜已经超过了对马云和柳传志的崇拜。
王冠雄撰文说，他对马云和柳传志都非常失望，失望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犬儒言论。同时王冠雄讲了很多东西，我给大家简单地说一下。"在社会剧烈转型期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大众对超级公众人物都有一个期待：有所担当"，就是我们讲的社会责任。"国进民退、法治不彰，中国企业家在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最近轰动海内外的曾成杰案便是例证。商人们有钱无胆，又想要更多经济利益。然而往左看，是一无所有的社会底层；往右看，是实权在握的上层。在夹缝中生存，不去争取自身利益，不推动社会进步，想要取得更多经济利益几乎不可能。"下面这句话非常关键，"也许不应该把犬儒视为罪恶，但犬儒是罪恶的温床。"当然这是他一家之言，大家也都可以有自己的评论。后面还有一句话"公众人物要有期待的思想和精神的楷模！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历史不在于聪明，而在于责任。没人可以逼你做什么，但你至少可以选择不做什么。"
同样，这里有关于柳传志不谈政治的调查，我觉得这个民调也蛮有意思，它是千人民调，人很多。我们可以看到，有39%的人认为，每个公民都应该谈政治，这既是权利，更是义务。另外48%的人认为良好的商业环境离不开稳定的政治和公正的法律环境。也就是说，超过80%的人都认为谈政治是企业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当然也有网友对马云质疑说，衡量一个人够不够企业家资格，绝不仅仅看你有多少财富，而是看你对社会的公益、你的道德和良知，或者你对底限的坚守，这是评价一个企业家是否合格的标准。
在此我不得不提两个富有智慧、幽默和有趣的人物，一个是冯伦。10年前，我对冯伦的言论都有很多关注，这个人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企业家不是演员，而是观众，而且他还强调说，我们是坐在中间席位的观众，而不是最前面或者最后面的观众。这是冯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当然也是他的行动准则。第二，冯仑说坚持要做夜总会里的处女。这是他的一个比喻，当然他还有很多比喻。第三，他坚持认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就是只能谈恋爱而不能结婚的关系。说难听一点，就是小三与情人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冯伦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对柳传志和马云的事儿出来以后，他又有言论，我们这里也会简单提一下。我想说的是，企业家真的只是观众而不是演员吗？为什么？另外，他坚持做夜总会的处女，这个比喻恰不恰当我们现在不说，先说冯伦能不能做到？如果真能做到，他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同样，王功权也有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他说宁愿相信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是真的，而且他认为我们必须相信宪法给我们的权利是真的，即便是假的，我们也要认为它是真的。
王石在2013年8月13日，就是我们天则所举办的"曾成杰案分析——中国民间金融与企业家生存环境研讨会"上做了一个重要发言。其中，王石就提出，企业家必须自我更新，反省当前环境。而且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必须要发言，不能沉默。这是王石最新的一个言论。当然他以前有一些个人的负面的新闻，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我觉得王石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就非常对，非常好，他给企业家做出了真正的典范。当然最推崇的还是任志强。任志强说，在商言商是一种政治表态。但是他认为，政治不管你关心不关心，说不说，它都在你身边，与其逃避，不如面对。这是任志强的重要观点。我觉得，任志强的观点说得非常正确，就是政治在你身边时时刻刻都存在，不是你关心它就存在，不关心它就不存在，这是不太可能的。
2013年8月14日，王瑛接受了一个专访，题目就是《为中国呼唤公民企业家》。这篇文章也很长，讲了很多东西，我不可能一一细说，只取其中两条，我觉得值得在我们这里说的。第一条，她认为企业家从本质上讲是公民，而且首先是公民，要成为一个企业家必须成为一个公民。这是她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宪政观点。第二个就是说，她认为企业家必须要和权力分割，在阳光下成长。同时她认为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在该发言的时候必须要发言，不能沉默。我觉得这是她这篇文章的重要思想。
但是另外一些学者，比如周其仁，他并不认为柳传志的莫谈国事言论是犬儒言论。我个人事先声明，我是非常崇敬也非常喜欢周其仁老师。他2001年在浙大上课的时候，当时他是浙大的兼职教授，我在浙大读书的时候也听了他一年的课，对他非常崇敬的。但是他对这个事情的发言我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审时度势，怎样表达意见、怎样选择表达的形式，要认真地思考。他说，他与柳传志认识多年，柳传志并不是没有是非观念，并不是没有思想，他很有思想，很有观念，只不过他认为在中国这个场景下不能够表达政治观点就不应该表达。这是周其仁的说法，所以他认为，在中国慎言不是犬儒主义。因为他认为企业家有很多其他人身上没有的责任。当然，在周其仁老师看来，其他人身上没有的重要责任重点在两个方面。第一，他认为企业家要肩负更多人的就业，更多人的生存问题，所以他认为企业家可以慎言，或者可以在重大的事件面前保持沉默，这是周其仁老师认为的企业家第一个重要职责所要求的企业家慎言的原因；第二，他认为企业家担负着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功能，他认为企业家在这种关键时期不能失去创造财富的能力。这是周老师的观点。
徐小年认为，企业家不能缺席制度变革，如果人人都搭便车，那么制度变迁将不可能发生。后面还有一些观点，我们就不一一讲了。
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所工作的李华芳，他说的这几句话是很重要的，也很有趣。他是我们浙大毕业的，当时在浙大读书时我们有很多争论和讨论。当时他对我的很多言论也是持慎言态度，呵呵，不过现在他很"敢言"。他说，市场制度并不完善，在市场制度的法律和道德基础双重缺乏的转型社会里，不仅在商言商无从谈起，而且现行的制度根本不可能保护在商言商。你想做到在商言商也不可能，你想在商言商就做得到吗？做不到。这就是说，你想明哲保身，绝对不可能。这种制度框架根本不可能给你明哲保身的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他认为，在转型期企业家如何处理这个制度以及如何处理公共事务将影响下一阶段的制度，下一阶段的制度在本阶段你好像认为我明哲保身，我只讲经济效益，不推动制度变革就能赚到利润，这可能是你本阶段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但是下一阶段的制度将形成非常强烈的不确定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形成对你未来利润最大化一个很大的威胁。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三，他认为企业家还是需要捍卫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企业家们责无旁贷的责任。
哈耶克、弗里德曼在讲民主框架制度中企业家专注于企业长期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在转型期中的企业应该追求什么利润最大化，他们没回答。我们讲，在转型期里面的企业家，他应该追求的是什么？也是利润最大化，这个没问题。问题是这个利润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这里面就提出我们关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观，企业家属于风向标性的公众人物，他们的言论对公众和社会的意义非凡，其慎言是应该的，但是我认为，慎言也要看是慎什么言，不能毫无底限地慎言。否则，慎言就是畏缩。我们判断是不是犬儒主义，判断的不是慎言，而是慎什么言。也就是说，如果毫无底限地慎言，那就是犬儒主义。但是如果你在某些方面选择慎言，某些选择不慎言，而且在有底限的情况下慎言那就不是犬儒主义。所以如果人家说他很慎言这个，很慎言那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基本底限也慎言的话，那就是犬儒主义。我认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不应该也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捐款、捐物这种程度上，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制度变革，企业家才能和其独立的人格、个人魅力相匹配。
图1是我们的一个模型，它其实很简单。我们的模型有几个板块组成，这是制度企业家，今天的主要概念之一。制度企业家下面有几个，我们讲企业经营有四个层次，
有产品经营、品牌经营、资产经营和制度经营，这里面有产品创新、品牌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这是手段，这是经营模式，商业模式。我下面有一句话，就是制度创新不等于制度经营。我们制度经济学家都知道，制度创新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很成熟的词汇，但是制度创新不等于制度经营，只有独特的制度经营所成的商业模式创新才是制度经营。例如我随手拿着的这个矿泉水瓶，区分一下产品经营与品牌经营的关系，不是说有哇哈哈这个品牌，有这个品牌就有品牌经营，不是指这个，是把它的品牌形成品牌经营的独特的商业模式才是品牌经营。他如果说我有娃哈哈这个品牌，但是只在生产水、卖水、生产水、卖水的水平上做，他仍然是有品牌的产品经营阶段，仍然不是品牌经营。同样道理，企业有很多制度，有很多企业的法律法规、财务制度、办公制度等等制度，但是这不等于说他就是制度经营，而是必须以推动制度创新、制度进步，形成制度资本这样的商业模式才是制度经营，这是我的定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过品牌经营、产品经营、资产经营形成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等很多资本，可以对企业经济效益有很重要的影响。同样，制度经营形成制度资本是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对应的形成制度资本，但是制度资本与其它资本具有不同的特性。其它的所有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具有私人产品的特性，而制度资本既具有私人产品特性，更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正是因为它具有公共产品特性，所以它才会推动制度变迁，最后推动社会进步。也就是说，制度资本具有双重属性——私人属性，它注重企业绩效；公共属性，推动社会变迁。这是我们讲这个的基本逻辑图（图1所示），演绎过来的。
二、制度企业家与制度经营
下面我们讲制度经营，当然这个也并不陌生。在国外已经有很多人在研究制度企业家。当然在翻译制度企业家的时候，可能有差异。比如像张维迎就翻译成"Norm Entrepreneur"。一般来说，主要的还是翻译成"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国外的制度企业家基本上还是以"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作为关键词汇在使用。比如Pacheco等（2010）认为制度企业家可以是个人、组织或组织团体，他们能调动资源，去改变或创造有利于他们利益的制度。Phillips等（2004）认为制度企业家创立新的产业，不仅改变现有的制度环境，而且创造新的制度环境。Greenwood等（2002）认为制度企业家能够把自己的动机加入到制度变迁中。Susanna Khavul等认为创新做法的成功驱动和采纳，需要资源尤其是资源和声誉，企业家拥有，但普通人则缺乏。Maguire等（2004）人将制度企业家定义为对既定制度安排有兴趣，并且利用现有的资源创建新制度或改变现有制度的活动家。他认为制度企业家是这些活动家，什么活动家呢？对现有的资源创建新制度或者是改变现在制度，这些是活动家。当然这也是张维迎引用的一个制度。他在今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这个东西。项国鹏是浙江工商大学一位老师，他认为企业家的制度能力，他不是制度经营也不是制度企业家，他说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通过企业创业过程中的外部制约性因素和内部制约性因素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他认为这是制度能力，但是他不认为这是制度经营，也不认为这是制度企业家。他只说，这是企业家的制度能力。
我们给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制度企业家的定义。这是我今天演讲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思想，我们认为，制度企业家并不是张维迎老师说的大公无私的圣人（这是张维迎在今年第一期的《北大学报》上面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制度企业家就是像孔子、耶稣等等这样的人，是圣人），也不是秋风所认为的制度企业家就是君子。我们认为，制度企业家其实也是一些利己的企业家，通过制度经营这一独特的商业模式，形成制度资本的积累，并产生制度效益的外溢，从而推动制度变迁和社会进步，这个制度变迁正是资本外溢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这个制度变迁是企业在自主经营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它既推动了企业自身绩效的提高，同时也推动了制度的变迁。也就是说，社会进步是通过企业家在推动变革的过程中，特别是企业绩效变革的过程中，通过内部制度、外部制度变革过程中，形成了制度资本积累，对自己企业有好处的情况下，附带产生的结果，推动了社会进步。这是我们对制度企业家的定义。
我们认为这是由制度资本的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交叉特征所产生的这个特性，与制度资本的层次有关系。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关注并研究制度变迁的微观机制。实际上，近10多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很多理论研究，也有很多实证研究，特别有很多案例研究，包括我们天则所也在做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天则所好像已经做了四期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了吧？！但是，很遗憾，制度变迁的宏观研究很多，但微观机制却非常缺乏。而我们现在就是想探究制度变迁的微观机制是什么？就是制度企业家在这里面怎样通过制度经营的方式形成制度经营的结果。这是我们做的主要的一些研究内容。
刚刚我说了，我们认为企业经营分四个层次：产品经营、品牌经营、资产经营、制度经营，制度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层次，有个前提是必须是通过独特的商业模式来进行变革，也是企业家推动制度变迁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更是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体现。
我们认为，企业家制度经营有六个方面的策略。第一个是公开宣传、舆论造势，这方面像绿源倪捷、吉利李书福等用得很成功。第二个是私人游说，有很多企业家也用得很成功。第三个是事前投资与事后解释。第四个是参政议政，这个现在很多企业都在用。第五个是行业活动。第六个是创造特例。这些经营的方式，当然每个企业家在参与的时候都是根据自身情况、所在企业的特点和他产品可能存在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来做的。我们看起来他们是在改进商业环境，但是其实他们也在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我刚刚说了，他们也有他们自身的问题，但是不能因为他有没有企业的利益或者个人利益就否定他对社会制度变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当然，我们这里特别指出，企业家参政议政、游说等等制度经营不等同于官商勾结，这里有一条明确的界限，企业家的制度经营是合法的，而官商勾结是非法的，因此，判断制度经营还是官商勾结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合法。
这里，我们讲几个重要的现实案例。比如说李书福。李书福当年为了造所谓的我们自主的汽车品牌，当时的环境是非常的糟糕的，根本就没有民营汽车企业生存的任何空间，为此李书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而且最开始李书福造的也是不像轿车的汽车，反正是四不像的东西出来，很有趣的一个车。我觉得李书福是个典型的制度企业家，为什么？我们先来看他通过什么形成的。
第一，从他的策略，他与政界沟通，赢得支持和准入许可，甚至他经常和浙江省的省长、副省长一起进北京。他做司机，省长、副省长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去北京。我在2002年写了几篇专栏文章，说了很多事儿，其实说的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家。当然他是其中一个，当时还有很多别的企业家也是这样。
第二是先上车后买票，事前行动与事后处理。当然也有失败的例子，比如江苏的铁本事件，就被温家宝给搞死了。因为当时也不允许民营企业造钢铁，他当时虽然没有这样说，但是认为是所谓的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他就是不让弄。
（盛洪：现在有一半是民营的，可能是它当时的挑战太强烈了。）
第三个是技术媒体与舆论造势。这个李书福用得非常成功，他当时借助了大量的媒体来造势。1994年打破了行业规制。这个企业垄断是企业面临的非常重要的，而且直接的、非常现实的制度性约束。而这种规制打破也是目前我们中国企业家可以利用反垄断法来逐步往前推动的。我后面也会讲，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很多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用了各种策略来推动行业环境进步的时候，他会产生很多企业收益，这毫无疑问。问题是这些企业家在做这些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去总结这些经验，然后把这些经验推广出去，形成真正的制度企业家制度经营的模式。我觉得这很缺乏，我们现在想把这个做起来。
倪捷是一位很重要的制度企业家。因为当时对电动车进行限制，像福建泉州、福州还有很多地方，甚至宣布电动车非法，整个街道取缔电动车行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就考虑到，这已经不是说简单地慎言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所以他们必须要联合起来，特别是要面临行业规制的时候，联合起来进行法律诉讼，进行游说，特别是进行网上的宣传，制造舆论。我觉得这些也是制度企业家所展示出来的最基本的形态。我认为，倪捷也是一位成功的杰出的制度企业家。
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的研究生与我讨论。他问我，周老师，朱清时算不算制度企业家？我说当然算了。但是她说朱清时最后不是屈服了吗？！我说你说得有道理，但现在我们必须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朱清时究竟屈服了没有？！现在南科大这个模式好像已经被收编了，但是它所创造的这种人才培养模式，虽然最后没有实施，但是整个这个声势浩大的活动出去之后，它本身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产生巨大的冲击。至少现在很多人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教育制度存在多么可怕的问题。我认为他仍然成功了，虽然他本人、本校屈服了，但我认为这个事情成功了。当然，这个东西看你怎样理解了。有些人说，他这个人或者他这个学校没成功，可能也是没有成功。
另外，我们看看天则所。我觉得我们天则所20年了，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对，我觉得盛老师、茅于轼老师、张曙光老师等也是一些制度企业家。问题很简单，天则所在中国学术界所享有的崇高声誉就是我们通过做制度经济的研究推动制度变革并且对重大事件发出重大声音的这样一个机构，而通过这种占领思想的制高点来形成我们的品牌，并通过我们的品牌可以形成我们天则所发展所必要的一些支持或支撑，同时再反过来推动我们天则所做更多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普及、推广，我认为这也是制度企业家，至少在我看来，天则所是成功的制度企业家。
当然，我们中国反垄断网，实际上从2003年就开始创办推动。当时中国国人还不知道反垄断是何物，当时《反垄断法》还没有出来，也不是不知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我们就创办了这个中国反垄断网，我们是中国第一家以反垄断为主题的专业门户网。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反垄断网创立了，结果我们变成了信访部门，很多人找我们反映很多问题，讲这个地方拆迁，特别是很多烟草公司对烟草职工的各种克扣行为都找到我们，天天找我们，我们都变成信访部门了。不过，我们当时反垄断主要针对几个行业，特别是当时山东的魏桥集团和山东电力反垄断，他们找过我们，我们也做了很多参与，但是后来山东省省长介入了。当时这个事情很大，当时魏桥集团和山东电力发生了肢体冲突，有上万多人搞起很大的事儿。后来没办法，省长也介入了，最后和平解决。但是，正是因为这样，魏桥集团周围的居民享受了巨大的好处，为什么？它的电价只需要3毛钱、2毛钱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魏桥集团发电的成本只有8分钱。发电成本只有8分钱，但是电力公司垄断之后，供给居民是多少钱？1块多钱，对不对？最便宜的还6毛多钱、5毛多钱，我不太知道北京的电价是多少钱，但是它成本只有几分钱，而魏桥它供给当地的居民2毛钱他仍然有大钱可赚。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蛮有意思，而这个魏桥集团也非常出名，它推动电力垄断变革是通过它的一些独特方式，当时通过我们中国反垄断网，通过很多其它机构的介入，最后形成了它很成功的一个案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个电力反垄断在山东成功，在别的地方不一定能成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没有总结。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好好总结，好好地推推。
另外，我们制度经营有几个层次，除了有企业层面的、行业层面的，还有宏观层面的，就是企业层面的制度经营主要是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形成独特的商业模式，这是一种企业层面的制度经营。第二个就是行业经营，包括我们2008年帮助新鸽集团给电动三轮车做国家标准体系研究，也是在制定行业标准，通过行业标准的方式来推动行业的变革。第三个是宏观层面的，比如说像张维迎，他的概念是改变社会规范，设立新规范的这些人是宏观层面的。当然，宏观层面的我们又分关于宏观层面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等，也是宏观的制度经营。也就是说，企业家仍然可以在制度经营方面，涉及宏观的经济制度、宏观的社会制度、宏观的法律制度。这里我们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耶稣、孔子、朱熹。
我们再说说孙大午，孙大午曾经也到天则所来过，我的研究生与我争论孙大午究竟是哪个层面的制度企业家？他究竟做的哪个层面的制度经营？因为我当时把孙大午放在第三个层面的，是改变宏观层面制度变迁而进行制度经营的制度企业家。但是我的研究生说，不对，周老师，他只是建立了私企立宪制，他只是企业层面的制度经营模式，企业层面的推动制度变革，不过，我觉得他虽然是出于自身保护，出于对民间金融的这种渴求，但是他的很多话语仍然在推动中国宏观层面的制度变革，尤其是包括政治制度的变革。他在说私企立宪制，"立宪"这两个字我认为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说我企业在立宪，但是各位，你想想，企业立宪什么意思？不也是在暗含、隐射并推动我们宏观层面的、政治层面的制度变革吗？当然，这是打擦边球的，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因为我的研究生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再讨论。
三、企业家制度资本与制度变迁
因为时间有限，还有很多内容不再详细讲了，接着第三个我们讲关于企业家制度资本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内容很多，我们简单讲一讲。当然，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也发现一些问题。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当年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和中国制度学年会，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企业制度资本，是什么含义呢？就是企业家个人的解读、应用能力以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制度创建并能做为一种类似于物质生产要素的资本投入而且到企业生产之中，并且影响企业的绩效和促进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制度资本。也就是说，这个制度资本从本质上讲，它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没有区别，我们这里看到有四个层次和五个维度的解读。如图2所示。也就是说，制度资本有四个层次，比如说它有资源与机会搜索这个层次，有效率成本的优化层次，有默许与灰色生存这个层次，我原来不叫"默许与灰色生存"而叫中国式的非法生存。张曙光老师说我们天则所是法外生存，我当时叫中国式的非法生存，中国的很多企业家都处在中国式的非法生存状态。这是我们认为的制度资本的第三个层次。但是后来论文审稿时编辑们因政治敏感而强烈要求我换个词，我后来想了想就改成默许与灰色生存。
最后一个层次叫制度创建，叫或明或暗的制度创建，有明的，有暗的，这就是制度创建，就是四个层次，同样有五个维度，但正好是逆过来的，因为那个不好放，所以我就这样放了。它有五个维度，哪五个维度？第一个维度，节约交易成本；第二，改善要素效率；第三，替代要素投入；第四，更换生产要素；第五，改变目标函数。因为制度资本甚至会改变目标函数，它不仅仅是改善交易成本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改善要素效率问题，也不仅仅是替代要素投入，另外，它甚至还要更换生产要素，并且会改变目标函数。也就是说，当制度资本实现改变目标函数就意味着整个生产体系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同样，我们在做大量的企业家制度资本研究的时候发现，目前来讲，企业的制度资本从不同层次和维度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地缘资本，第二种是政治资本，第三种是认知资本，第四种是素养资本。
地缘资本主要指企业家生活和成长过程中所积累的对特定地域范围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熟悉、了解、接触或者非常熟练地运用的关系网的资本。实际上，地缘资本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甚至可以替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当然，它也可能会形成所谓的中国式非法生存的空间。这是地缘资本。第二是政治资本，这个就不用说了，企业家通过参政、议政的形式而直接或间接地为企业和行业发展募集资源或提供支持。第三是认知资本。政治资本在形成变量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指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各种形式、各种活动，尤其是在政府官场上的任职。我们也发现，很多企业家，特别是回归的企业家，在家乡都有任职，当什么村长、局长，什么交通局局长、商务局局长等等，多了去了。这些企业家回归家乡先看你给不给我一个政治职务，如果给我一个我就回家乡投资；如果不给，他就不回去。也有没给就回去的，但是很少很少。第三个是认知资本就是由企业家特殊经历和经验沉淀形成的企业家对社会、行业、企业发展趋势特殊把握的资本。我去年参加我们天则所举办的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讨论企业家的制度资本与回归产业转移的这样一个研究的论文。第四个是素养资本，就是由企业家独特成长的背景、教育背景形成的企业家素养和修养。
第二个我们来看企业家制度资本通过不同的路径或方式影响企业绩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图3所示）。有制度资本的几个类型：地缘、政治、认知或素养资本，分别对应我们的层次和我们的维度。比如说第一个维度，地缘资本对效率与成本的优化有很大的影响，政治资本对中国式非正式生存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对或明或暗的制度创建很有影响。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华西村刚刚去世的吴仁宝，我们后来也了解到，吴仁宝的很多孩子，儿子、孙子、孙女一半在他的企业，一半不在他的企业，在哪儿呢？大家知道吗？在他们当地各个部门，特别是宣传部门、组织部门。另外，我们浙江很多企业家一家有三个或者五个孩子的话，一个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学MBA或者商业经营，回来准备接班的；另一个孩子是一定要进政府机关的，在政府各要害部门，比如他是搞机械的，会在机械或者商务部门；还有一个孩子是看情况伺机进入。一般来说，他们会把孩子分散在政府部门和企业经营的各种不同部门。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制度资本。我们刚才讲这和官商勾结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他独特的制度经营模式。认知资本，他会形成资源搜索等等这些形式和生产方式，改善要素投入、节约要素成本等等，推动企业绩效。这篇文章我们马上要出来。
同样，我们也看到，今年最新的几篇文章，比如说Franciska Rosen, Per Olsson（2013）在研究制度企业家如何制定战略，克服障碍，并创造机会，完善自身系统的管理等方面。他们发现，制度改变依赖于不同企业家的紧密支持及其相互之间的紧密合作。当然，制度企业家与高层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在创建制度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就是他们的研究发现，但是除了高层的制度企业家有重要的作用之外，他发现中、低层的企业家也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同样，Elisabeth Sundin, Malin Tillmar（2008）的研究发现，被忽视的中、低阶层的制度企业家往往也是制度更新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制度企业家不仅仅只是高层的制度企业家，中层的，甚至低层的也就是中、低层的制度企业家同样是重要的制度企业家。April L. Wright，et al.（2012）研究发现制度企业家通过创造市场和政治机会而部署资源和调整战术，从而改变产品边界等。甚至还有学者如Frans Hermans, Marian Stuiver, P.J. Beers, Kasper Kok（2013）提出制度企业家能宏观上改变国家创新系统，使用架构（framing）、集合（aggregating）和网络（networking）策略建立合法性、动员当地资源与超越局限，从而影响产业的成功或失败，微观上改变创新系统的功能，共同创造学习与知识、升级企业家精神、扩展创新经纪人等。
笔者认为，升级企业生存、扩大制度经营等等的制度经营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制度企业家。另外，Susanna Khavul，Helmuth Chavez, Garry D. Bruton（2013）认为制度变迁持续不减的过程就是制度企业家长期的不断的建立（Establishment）、订约（engagement）、竞争（Competition）和重组（Restructuring）制度的过程。当然这也是今年最新的文章，2013年的最新文章，他其实认为制度企业家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一些基本的过程或者策略，特别是他认为重组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过程，时间所限，我这里不再详细地介绍。
我简单地总结一下我今天的核心观点。
四、基本观点
第一个，所谓制度企业家，绝不是圣人，也绝不是君子。制度企业家其实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利己的商人，他们通过制度经营的独特的商业模式，积累制度资本并因为制度资本的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交叉的特性产生正的外部性而形成制度变迁并推动社会进步。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是制度资本具有四个层次和五个维度，也就是说制度资本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具有类似的特征，同时它也具有独特的特征，比如它有公共物品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制度资本具有资源和机会搜索，特别是具有中国式非法生存和或明或暗的制度创建，这两个层次使得它有别于甚至高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或技术资本，同时也高于社会资本。因为我们的研究生也发现了制度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同点，他们说社会资本好像也是制度资本，因为我在北大社会学系访问，有很多人讲社会资本，那么很多人就说社会资本和制度资本很相关吗？刚才讲的资源与机会搜索、成本与效率优化等两个层次不是也与社会资本相关吗？但后来我们发现，这的确说得没错，但是社会资本仅仅是制度资本的第一个层次的内容和第二个层次的少部分内容，它并不具备第三个层次和第四个层次的内容。所以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是制度资本的最基层的内容。这是第二个核心观点。
第三个观点，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在当今中国转型期的企业家，必须做到在恪守底限方面能够做到通过制度经营的方式既提高企业绩效，更重要的是同时推动或者推进社会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我们认为，制度进步或者说社会进步与企业绩效提高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因此我们现在一直在致力于寻找制度经营的具体模式和方案。所以我希望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些比较独特的研究成果。
我们也在做很多关于制度资本的路径，它怎样影响消费路径，比如说影响物质资本的路径，特别是我们发现制度资本的路径，它的典型性，它的不同，特别是制度资本引入之后，我们发现它的动态方程和传统的动态方程完全不同，甚至非常重要地影响人们的投资和消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线路图与制度资本的演进所形成的线路图是与我们前面看到的一般的索罗模型或卢卡斯模型等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这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还有很多的关于形成制度经营的东西。
好，我今天就先说这么多，请各位多多批评！
因文章较长分2段以下是评议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