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做法挺危险的
南都周刊：广州有地有钱的单位在符合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使用规划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建房解决单位内职工的住房问题。这一消息经媒体披露之后，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您是怎么看的？
茅于轼：详细情况我不了解，但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问题。从经济学来看， 房价高是市场决定的，我们用一个低于市场的价格去建房买房，那么这个差额从哪来呢？有人捡了便宜，但这个便宜是谁的损失呢？土地本来是可以卖很多钱的，现在卖了很低的钱，机会成本就损失掉了。这是不是手里头有东西的人都可以这么干呢？特别是政府啊，手里头有大批的土地，既然企业这么干，那政府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干呢？
南都周刊：因此似乎争议的关键在于土地资源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意味着国有资产的隐性流失，损害了其他公民的利益。
茅于轼：是啊，这是不行的。谁的手里头有东西——不光是土地——我都可以把它转化为职工的好处，内部人员的好处，政府就可以大捞一笔，政府手里东西最多啦。私营企业当然没办法，他们没有这个可以白捞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是花钱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挺危险的。
新的补偿是开倒车
南都周刊：目前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是开历史的倒车。广州市长认为这是两码事，其区别在于政府将对这些房子限制 户型、限制价格、限制销售对象。有了这些限制，就能够避免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吗？
茅于轼：我刚才说了，关键问题是这个差额——你捡便宜了，这个差额从哪来的？不管你怎么分配，怎么限制，你总是捡了便宜吧？这点不可否认吧？请问你这便宜从哪来的？谁受了损失呢？我反复讲了，这是个原则问题，你分配给这个人，不分配给那个人，这有一大堆理由。这个所谓限制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这个财富是从哪来的？是谁所有的？
南都周刊：也有看法认为，允许单位自建房，是为了解决原有的单位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比如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有一些人有幸享受了福利分房，有一些人却没有，在房价如此高的今天，其中的经济利益差距非常大，这本身就是旧有的单位体制遗留下来的一种不公平。单位自建房可以理解成对这种不公平的补偿，但是又会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造成新的不公平。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两种不公平？
茅于轼：这话有道理。就是说房改以前和房改以后，产生了许多不公平，有的人赶上，有的人没赶上。但反过来我们就要问了，如果我们不搞房改，那会怎么样呢？肯定不行的。在房改停止福利分房以后，我们的房地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国后的三十年恐怕就没盖过这么多房。尽管有各种问题吧，但是房子盖起来了。
那么你要说公平，确实是不公平，这个我觉得是说得对的。要说不公平，那还有好多不公平啊，我们现在还有福利什么，但农民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克服这个转型中的困难，但要向远看，因为这个改革啊，说老实话就是整个利益分配大调整，谁都不让的话，那咱们就别改啦。当然，张维迎也说，对这个受损害的人给点补偿，这也是必要的，过去我们做过的改革就是这样一个办法，老干部受损，我们给他们离休啊，离休的各种待遇都是一种补偿。当然，补偿应该是越来越减少，再来个新的补偿，这是有点开倒车啦。
有钱有地应该建廉租房
南都周刊：在这些可能出现的不公平和弊端面前，仍然有相当多的民众支持这一政策，就是一些不在国企工作的人们也期望通过这些政策能把过高的房价降下来。您认为这一期望基于什么心理，会达到这种效果吗？
茅于轼：从现实讲呢，如果这样大铺开的话，房价是会降的。因为这个是供求关系啊，你满足了部分需求，那市场的需求就会降下来，房价是会降的，但降多降少很难说。但问题是，如果你要让大家能够买上房，一个更公平更有效的办法不是这个办法。这是一个又不公平又缺乏效率的办法。
解决的办法就是全国人民的收入都提高，其它办法不能治标。就像北欧这些国家，贫富差距是很小的，他们生活过得比较安定，那是要靠大家齐心协力地把制度改好。
南都周刊：您一直反对政府的 经济适用房政策，您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当务之急是搞廉租房。这样的说法一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茅于轼：我不知道他们反对我的理由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政府有钱你先帮助最低收入的人嘛，是不是啊？低收入的，不是中高收入的，这点我看谁都会同意的。政府手里有钱、有地，就应该帮助建廉租房，不是帮助买房子。
南都周刊：还有的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市场化仍然不是真正的市场化，政府介入非常多，尤其是在房地产政策方面，于是有的人认为所谓市场化也不是真正的市场化，所以回到单位自建房，可谓"以毒攻毒"。
茅于轼：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涉及到供给和需求。为什么现在房价这么高，而且利润这么大，因此大家就很有意见啦。现在我们分析房价高，问题出在缺乏公平竞争上，我觉得过去政府干预市场是不成功的，唯有在公平竞争上做才能见效。需求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说，大家都顶着不买房，房价立刻就降了。但是为什么供给就是上不去呢？供给如果能上去的话，超额利润就没有啦，房价也就下来了。供给问题是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资金问题，一个是土地问题，不是钢筋水泥的问题。所以应该研究资金和土地的供给怎么增加。这个问题我不是专家，只能分析到这里了。
南都周刊：改革到了转轨时期遇到了诸多问题，使部分人产生了对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好处的怀念，这种心态的存在会成为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吗？
茅于轼：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大家都忘记了计划经济的恶果，想着计划经济能捞点便宜。计划经济，就是效率非常低，非常的不公平，有些人觉得公平，那是一方面，但是在权力分配方面是非常的不公平。农民连进城都不可以，连出门都不可以的，你说公平不公平嘛？！收入分配的差异没有现在那么大，但是人的权力非常不公平。我们好不容易走进了市场经济，又要回过去，这是非常危险的。当然，要是大家都愿意要变穷，变个穷人国，我们也可以，咱们就回计划经济去。我看这恐怕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你变了个穷人国，别的国家都是个富人国，我是个穷人国这不安定啊，除非你把别的国家也变成穷人国，就是把革命推进到全世界，很笑话的。
文章来源：《南都周刊》2007年03月26日 1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