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温州金融危机，政府出手救市。"跑路潮"渐渐平息之际，该廓清"高利贷"泥沼之殇，以应对未来之路。为此，评论周刊对话社科院研究员冯兴元。冯认为，政府必须剪除管制思维，通过核准制让更多小银行进入市场，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由此回归金融规律。
评论周刊：与美国次贷危机一样，在政府出手温州救市的大背景下，我们听到了另一个声音，认为没有必要拯救那些贪婪的投机者，应让他们自食其果，唯此才能警醒投资者，迫使他们回归理性，并借此契机改变问题产业空心化，资本游资化的现状。您怎么看？
冯兴元：这样的"贪婪"同样可以用于政府和各个社会阶层。一概而论地谈"贪婪"很成问题。市场经济是自由企业制度，不是说政府觉得企业不行，就该蔑视、排挤它。政府该做的是维持一个竞争秩序，包括维护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对每个企业都一视同仁地实行低税。竞争政策、竞争秩序是产业发展最好的产业政策。而不是规定这个行业大企业能进、小企业不能进，那个行业给大企业补贴，不给小企业补贴，这些都是错误的。政府应该保护竞争，而不是特定的竞争者。让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而政府只是维持一个竞争秩序。政府没有权力迫使一部分企业倒闭，而让另一部分企业继续生存。
评论周刊：您认为此次温州危局，既是一场温州的金融危机，也是产业危机。如何解读？
冯兴元：这是产业和金融双重危机。是多年来政府管制和市场因素导致了我国东部地区的这场产业危机，但这场产业危机的发生也与我国发生总体性货币危机（通货膨胀）有关。这是这场货币危机促使政府主要通过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紧缩货币，导致不仅小微企业信贷难、资金链紧张加剧，甚至像温州的龙头企业也出现信贷难、资金链紧张问题，而且很多企业资金链断裂，引致进一步的连锁效应。温州的产业危机是全国东部地区产业危机的缩影，而产业危机的背后是"国进民退"，并最终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和质量恶化。
评论周刊：此次温州金融危机的宏观背景与微观背景分别是什么？
冯兴元：宏观背景，就是通货膨胀下的宏观调控，政府对民营企业抽紧信贷，对自己的财政支出则保持相对宽松；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式微，产品成本高企，价格下滑，政府对很多产业的管制导致投资渠道减少。就微观层面而言，温州传统产业优势不再，企业主寻找转型，产业资本大量外撤，很多转为金融资本（投资）。在温州，金融资本的运作集中在民间借贷和民间投资，形式多样，资金总量大，民众参与度高。
评论周刊：从民间借贷的兴旺，到资金链断裂及至最后的崩盘，是个怎样的过程？
冯兴元：此轮民间融资潮发生在2008-2009年的大规模信贷扩张之后、2010年开始紧缩信贷之时，包括银行的表外放款、各种委托贷款和民间借贷都开始快速增长。危机一来，主要受影响的是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并波及龙头企业。由于实业的低迷，很多企业和百姓热衷于资本运作，钱借出去了，却回不来，就导致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资金链断裂会有一个传染效应，原本要把钱还给上家，还不了，则上家也要对上上家违约，这种事情一多，涉及的资金额大，就导致崩盘。企业资金链断裂后，民间借贷也受影响。很多钱又是从银行、证券公司、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等有资金的实体过来，还有干部家庭拥有可高额透支信用卡，能从银行里套出资金来，再放贷出去，最后还会影响到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温州内外房地产产业对资金要求比较多，这两年一直饱受打压，它促进了"借鸡生蛋"的房地产业投资者信用的恶化，使得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加大。
评论周刊：温州企业的普遍做法是：拆东墙补西墙，先是借了银行贷款，接着借高利贷还银行贷款，然后再从银行续贷还高利贷，如此循环往复。
冯兴元：银行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每天要满足存贷比要求，要上交央行保证金，要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就必须拆东墙补西墙，高息吸储；证券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有余钱，也从事高息放贷。政府资金链紧张，就索性拖欠银行贷款或者施工企业工程款。资金链的紧张，势必助推民间借贷利息高企。
评论周刊：银行急着让企业把贷款还回去，然后又不续贷了？
冯兴元：是的，很多银行原本承诺续贷，于是企业借了民间高息贷款，也就是获得过桥贷款，把钱还给银行后，谋求续贷。结果银行食言，借口政策有变，或者另找借口，对企业的贷款只能收缩、甚至停止续贷。这种情况下，企业一时无法归还过桥贷款，或借入更高利息的民间借贷资金，这对企业而言是条不归路，也促成民间借贷利率高企。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违约风险加大导致银行惜贷，银行惜贷导致企业违约风险进一步加大，从而导致银企借贷双方关系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民间借贷年利率的高企，对资金借出方来说极具吸引力，但却造成企业的融资成本持续过高。政府的利率管制导致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利差高企，形成表面上的贷款利率双轨制。
评论周刊：银行不续贷，表面上看是减少呆坏账以降低风险，在操作上是否有利益驱动的成分，毕竟银行年利息比民间年利息低那么多？
冯兴元：银行会通过收取管理费、咨询费增加收益。对国有企业也是一样的，通过委托贷款放出去。银行无法直接向企业收取担保费，可以由雇员出面与担保公司合作，或者干脆设立担保公司，可通过分享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来提高收益。一些地方的小贷公司就这么运作。
评论周刊：政府一直在不断化解潜在的全面金融风险，但化解的手段是否符合规则取向的要求，一直存在争论。
冯兴元：是的。中国通货膨胀这么高，主要归结于货币问题。过去这么多年，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大幅财政扩张，大肆收购外汇，基础货币供应量过多。又因我国的银行业和产业由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主导，对小微企业非常不利。抬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实际是把耳光打在了银行和小微企业上。而原本政府应该是把耳光打在自己身上，应该通过直接回笼货币的形式，同时维持银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流动性。国企、国有银行都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盈利性领域。
评论周刊：作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市场主体，企业应该怎么做？
冯兴元：政府前几年一直大力推动涨工资，加之社保、环保、税费要求越来越多，材料价格上涨，而竞争性市场导致产品价格下降，甚至导致价格和成本走向"负剪刀差"，所以传统产业式微，也影响到企业的生存。这导致温州许多企业抽出产业资本，投到其他产业，或者转成金融资本。一般通过私募基金PE，由一般的合伙人来投放钱，以寻找新的产业、新的投资，在知识上形成分工。给企业最大的教训，就是要加强金融风险意识。
评论周刊：政府要求企业给员工涨工资、办理社保等，是不是希望改变改革开放30多年来劳动力价值过低、企业担当的社会责任过小的状况？
冯兴元：政府为了巩固其合法性，听到某方面批评较多，就会比较重视。经济的发展，实质是经济自由度的提高，维持一个较高的经济自由度，经济就能发展。相反，政府管制越多，经济就越不好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经济作为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最能实现经济绩效的原因。并不是说企业主都不关心员工，浙江的很多中型企业、小微企业主是很关心员工的，现在为了留住工人，企业对工人的待遇非常重视。但是企业必须是由企业主说了算。关键是要降低设立新企业的成本，让人人都可以便捷地设立企业。不愿意当雇员，就去当雇主。目前社保也是有问题。关键是社保类的保险需要灵活一点，要做到多级次、全覆盖，至少保障低水平上的全覆盖。而环境保护，一定是前置条件，是必须的。
评论周刊：银行是否也需要作大的调整？
冯兴元：应通过核准制让更多民营企业家进入金融行业，设立更多的中小银行。是核准制，而非审批制，审批制还是计划经济和权力的产物。核准制只设有一套最低必要的标准，只要符合最低必要的标准就能进入市场。现在各地银行业网点数总体上是受政府控制的，但是，银行营业网点其实是不需要政府强加秩序的，一种自生自发秩序绝对不比政府强加秩序差：在每个地区，参与者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银行分支机构，最终众多银行机构的营业网点的总体布局会比较合理，而不需要政府管制。要通过发展核准制允许很多企业自己建专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信贷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之前，政府也出台文件称，要进行分类监管，这是好事。金融的规律就是每一百笔贷款中损失一两笔是正常的。通过风险定价，多收两个百分点的利率就弥补了风险。现在要求零风险，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个理想状态，也是不符合金融规律的。
(《青年时报》，2011年10月24日发布，翁一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