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清我是什么时候与邓正来相识的，仿佛我们从来认识。记得清的，是他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以后，在他那里发表文章。
我查了一下，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共发了三篇文章。其中"法官裁决和公共选择"是我认为我的最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不长，却包含了我认为重要的理论贡献。当时的背景是，这种跨越经济学和法学边界的文章很难被经济学刊物所认同。 《中国社会科 学》又是一个固步自封的老大刊物。我记得我曾给它投过稿，退稿时说，他们的编辑"看不懂"我的文章。但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接受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在法学界也有一定影响。 我后来又从这篇文章中发现原来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含义，它证明了"精英存在的合理性与重要性"。
总而言之，邓正来除了译介哈耶克等大家的著作，和自己的理论贡献外，最重要的是通过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努力推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这是一个社会所必需。这群知识分子要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商业利益，独立于外国的霸权式的意识形态，也要独立于传媒。他们必须要有中立的和超然的立场，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对政府予以监督和批评，也不媚俗和媚众，这个社会才会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到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称共产党为 "执政党"，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人都称之为"我们党"。而邓正来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以及他倡导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正 是推动中国知识分子走向独立的重要努力之一。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独立"不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而且还有学术上的独立。邓正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确立一种独立的学术评价标准。而在此之前，出现过政治评价标准，例如谁的文章被政治领导人批示了，谁就会名声大振；或者是经济评价标准，比如谁的书畅销，版税收入多少；还有传媒评价标准，即谁更受大众传媒的关注，似乎他的学问也越大。《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把评价的主导权又交给了学者自己。一方面，由学者来匿名评审刊物的投稿；另一方面，对于已发表的文章和论著，由学者们进行评论。我记得我在《中国书评》上发过一篇题为"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的文章，显然只是一种学术史的叙述。
当然，在这背后，邓正来作为主编，也有着把握评价标准的重要的作用。前述我的那篇文章的采用，说明了他有着跨越学科的眼界，和对理论的审美直觉。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在当时的主流刊物看来也比较另类。这篇文章刊出后，也受到了一些好评。更重要的，是主编对不同观点的中立和超然的立场。我记得在关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的读书会上，邓正来一开始就说，"小心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这说明他有着很充分的自觉。作为哈耶克的译介者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推崇者，他很注意，不能将他所主张的观点简单化或推广到"过犹不及"的境地。这也同时使他作为主编时能够尊重别的观点。
由于有了独立的学术标准，也就超越了其它因素的考虑，如论资排辈。这使不少年轻人从这两个刊物中脱颖而出。例如有一次邓正来给了我一篇经济学论文，让我作匿名评审人。我当时觉得这篇文章的作者至少是一个博士，文章很有深度，且说明他阅读了大量文献，我给了肯定的评价，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文章发表后，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作者，柯荣住，一个大三学生。小柯后来就有了很好的发展。
再回头说一下邓正来与天则所的关系。我记得1993年天则所在三昧书屋的成立会上，邓正来就参加了。他具体说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后来邓正来参加了天则所的理事会，我们至少一年可以碰一次面。有几年天则所面临困难，我们的事业法人身份被注销了，有一些不了解天则所的机构不时制造麻烦。就在这种时刻，邓正来，当然还有其他理事，都比以往更积极地参加天则所的理事会。这是对我们最有力的精神上的支持。
在另一方面，天则所内部也有一些争吵。但邓正来看得很清楚，不应在这种争吵中站在某人一边，反对其他人，而是强调天则所的核心成员要团结。他说，茅、张、盛是三个核心，缺一不可。我很佩服他这种对一个组织内部关系的深刻理解，和维护天则所团结的努力。
2012年12月22日，我到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参加他倡议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协调发展"论坛。我一直比较懒，更不习惯周末参加会议。但实在经不住他的带有进攻性的邀请，声称只参加一天。 他说，"一天也好"。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在这一天与他见了最后一面。在开会前五分钟，我抓紧时间将我们新出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和改革》英文版书给了他，他见到后很高兴地说，这太好了，这很重要！
他的这种反应并非应酬。记得在去年的天则所理事会上，我向理事汇报了"国企报告"的内容，得到了理事们的一致支持。邓正来当即表示要在他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上全文发表。后来就一直没有就这篇报告的沟通，我以为可能碰到了各种问题而作罢。谁知在大约五、六月份时，我收到了从复旦大学寄来的刊物，上面全文刊登了这份"国企报告"。只是有一个小遗憾，即由于在这期间我们的报告又做了些修改，如把数据从2008年更新到2009年，所以刊登的版本稍旧了一些。然而，基本内容都在。过了不久，这个小遗憾被另一位天则理事弥补了：汪丁丁在他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上也几乎全文刊登了"国企报告"的最新版本。可以说，包括邓正来在内的天则理事，对"国企报告"表现出了破例的支持。当"国企报告"的中文书籍因在国内出版社受到阻挠而推迟出版时，英文版的书籍倒先出版了，邓正来当然知道，这个出版的份量。
邓正来走得太急，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理事，好朋友，好学者，好的学术组织者。然而，这个"好"不是一般的"好"，不是"没有缺点"的代名词，而是一种鲜明的个性。他有时显得很强势，很咄咄逼人，似乎传统的"文人"概念无法涵盖他。但他的出现，给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带来了更为多样化的风格。他的突出个性，他的强势风格，他的独立精神以及保持独立的顽强奋争，他的自由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贡献，都将是中国学术界的宝贵遗产。我们感谢他，我们怀念他，愿他安息！
2013年2月20日 于五木书斋定稿
[ 本文为作者根据2013年2月4日在"邓正来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改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