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4年“长城论道”、2005年“武夷论道”，以“斯密思想、儒家主流和浙东学派”为主题的“西湖论道”于2006年10月31日、11月1日在浙江杭州、宁波两地成功召开。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的过程中，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问题凸现出来，公众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态度由初始的推崇开始转为疑惑。甚至有些人将我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归咎于自由市场。我们发现，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现实中，人们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解相当混乱。
近年来，“复兴传统文化”呼声高涨。围绕着“读经运动”、“国学班”以及数次儒学“论道”产生的争论表现了公众、知识界对于儒学的热情，同时也说明我们对于儒家主流思想的陌生以及如何用传统文化对治现代性问题思考的不足。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开创者，其理论对于中国思想界乃至改革实践均产生重大影响。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斯密认为在市场制度下人的自利本能会导致社会的繁荣；他同时又认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可以遵循道德。
浙东学派是南宋以浙东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学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学派相鼎峙。包括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亦称“东莱学派”、“婺学”或“吕学”）；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亦称“龙川学派”）。永嘉、永康两学派提倡率功之学，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命、理，其立场很接近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被称之为“功利主义儒家”。
广义来讲，儒家的浙东学派开创了儒学的“实学”传统，这一传统对清未的现代化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以后，明代王阳明和清代黄宗羲又继续对浙东学派产生着影响。
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主流，并不一般反对功利，也同样主张小政府（轻徭薄赋）和经济自由（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但与浙东学派和斯密思想有着微妙区别，即更强调超越功利的道义。
什么才是儒学主流的“义利之辨”？斯密理论能否从人的自利本能推出超越的道德情操？怎样把握自利与利他的分寸？对于这样问题的深入思考，有助于辨明中国传统文化、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正本清源，提出解决当下改革困境的思路。
为此，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联合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德国维藤大学德中管理学院共同组织了本次儒学论道活动。
著名学者杜维明（美国）、何梦笔（德国）、张曙光、盛洪、秦晖、姚中秋（笔名秋风）、陈明、王焱、信力建、洪秀平、陈凌、周生春、李明友等，在杭州西湖游船上、宁波天一阁白云山庄中，就儒家主流能否一统经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道德复兴；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缺陷；浙东学派与宋代社会，和斯密理论与近代英国；浙东学派对浙江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杜维明认为，目前市场化的力量不仅在经济界发挥巨大作用，而且涵盖了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大学、宗教、婚姻家庭等等，对社会形成非常大的冲击。
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儒学考虑范围更加宽泛：既有功利、实用的一面；又有超越的一面。因此，应深入挖掘儒学思想资源，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实现文化多元化。
张曙光认为，“经济人”、“理性人”等概念它既有规范的涵义，也有实证的涵义。目前对于这些概念的价值判断一面讲得过多，而没有考虑到它实证的一面。儒学丰厚的资源对于解决此问题有一定帮助，当前面临的就是如何把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转化到现代社会中来。
李明友认为，我们现在所讲的儒学不完全是原本的孔孟儒学、董仲舒的儒学和朱熹的儒学，我们讲的应该是已经经过一个世纪的诠释和思考的新儒学。应该好好做一些调查和研究，研究儒学的新诠释，否则不能成为儒学新的理论。此外，针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要考虑哪些领域儒学适合进入、怎么进入发挥作用，哪些领域不适合进入，这个要经过慎重甄别。当前在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儒学不宜进入。
秋风认为，在西方社会现实层面，道德的力量和制约人物质欲望的力量一直存在的。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目前思潮，无论是极端的反传统，还是中庸、保守的，都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这到底是一种知识上的努力，还是最终要产生一种信仰的力量？中国的传统是通过修身养性来实现自我约束，但是在现在社会中单靠这种力量行不行？现代社会将很多约束外在化，变成客观的法律规范，可能会更有力量，比如法治。
盛洪认为，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存在“形而下”起源的道德和“形而上”的体悟天道之间的互补。在西方，它的代表就是基督教，这是超越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是科学、民主，这是经验的。这二者是互补的，如果只有科学民主而没有基督教，那么西方社会是不能成立的。我觉得在朱熹和浙东学派之间，前者的主张更为恰当，因为前者更有超越性，这对我们思考今天的问题来说更为全面，即避免用绝对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来指导社会。
陈凌认为，儒家要真正深入人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具有实用性，没有这种内在的实用性，儒家思想要进一步提升可能会非常缓慢，而始终停留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讨论范围内。
秦晖认为，将“利己、利他”和“善恶”等同起来——认为利己是不道德的，利他是道德的，这其实忽视了一个前提：即利他是自愿的、自由的，否则利他就是极大的“恶”。所以其实应该有一个超越利己利他的标准，那就是自由。在自由的基础上利他就是慈善；在自由的基础上利己，不能认为它是“善”，但也很难说它就是“恶”。
陈明认为，儒学对“义”和“利”的阐释经过一个变迁的过程，对现代科学的接触使我们对于传统的理解也增加了很多，这对我们今天去理解儒学和经济、社会的关系有很大帮助。
罗卫东认为，斯密谈的“人性”就是对情感的重视，这方面儒家有很多资源，儒家对情感的关注、对理性和情感关系的讨论可能是中国特有的思想资源，这个在当前社会可能有重要的意义。
王焱认为，浙东学派所讲的“功利”和边沁提出的功利主义不一样，在以前没有外来入侵的时代，可能这种“内圣”式的伦理是行得通的。我们以前的思潮还是限于在传统社会范围，并没有很好地正面回应现代性挑战问题。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挖掘传统的资源，正面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对于儒家而言可能面临很多困境，首先就是如何回应现代化的挑战。
周生春认为，经济学和儒学都曾谈到“义”和“利”之间的关系，但是偏重不同。
何梦笔认为，斯密把《道德情操论》中的思想作为《国富论》思想的前提。“自我控制”实现的基础是怎么样的可能非常复杂，有可能是家庭、宗教、个人理念等。在经济学里面，是把“均衡”作为一种和谐，也就是亚当•斯密认为的一种社会理想状态。
本次活动可谓群贤毕至，堪称2006年中国学界的一次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