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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论道”2007在北京大觉寺召开

天则经济研究所 2007-11-04 累计浏览

  

2007年11月2日和3日,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信孚教育集团共同举办的“西山论道2007:东西方宗教的定位与展望”在北京西山大觉寺成功召开。演讲嘉宾来自宗教界的著名学者,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冯今源、南京大学哲学系杨维中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北京农学院退休教师张祥平,清华大学法学院江山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明、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何光沪教授。本次论道的内容旨在探讨几个对中国人或多或少产生影响的中西方宗教在中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及他们背后东西方的文化。论道分为四个主题:中国宗教的现状、中国宗教发展趋势、中国文化与其它宗教,以及儒学与宗教,学者们针对以上四个主题展开了激烈而深入的讨论。 各位学者的主要观点如下:

冯今源先生主讲的题目是《当代中国宗教现状》,涉及了五个部分,当代中国宗教的基本情况,宗教信仰自由受法律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国家司法行政保障和监督,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保护,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冯今源先生重点谈及了目前宗教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宗教信仰者的整体综合素质有待提高。第二,邪教犯罪活动时有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邪教组织,打着宗教旗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虽然中国司法机关对这类严重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违法犯罪分子依法进行了惩处,但依旧要保持高度警惕这类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第三,各级干部的素质、能力有待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各级干部调整力度很大,很多新干部对宗教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缺乏相应的了解,有待于进一步学习和提高,国家有关部门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各级公务员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正确对待宗教。第四,信教人口增加,信教者结构发生变化。信教者结构的这些变化对于提升宗教信仰者综合素质是有益的;但是不同的群体和阶层,在宗教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差别和矛盾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如果不通过社会整合加以协调,各种冲突和摩擦在所难免。第五,利益矛盾日益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目前,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利益之争。这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再分配在宗教领域的具体体现。如何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和积极引导,通过不断改革或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努力做到既能有效地维护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又能避免打着宗教旗号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发生,使各种宗教都能够正常有序地健康发展,与社会发展进步相适应,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第六,矛盾纠纷的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增多。第七,城镇宗教工作的压力增大。第八,党员信教问题日益突出。日益突出的党员信教问题,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重新研究,妄图用简单的一纸禁令或“劝其退党”的办法加以解决恐怕是不行的。第九,宗教传播方式日趋多样化。宗教传播方式的更新和多元化,打破了寺庙教堂的地域限制,甚至使我们的国门大开,使宗教在更大范围内迅速传播,极有可能导致诸如信教人口迅速膨胀、强迫宗教信仰、宗教极端主义思想蔓延等不正常情况的发生,给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工作增加了新的难度。第十,宗教对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与增强。十一,宗教工作中的国际因素凸显。中国宗教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通过与国际宗教组织和学术机构的交流,丰富和提高自身的神学思想。十二,一些政策有待调整。宗教政策需要相应地予以适当调整。十三,极左思潮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相当顽固。

杨维中先生主讲的题目是《信仰危机与近代以来的宗教批判》,作为佛教研究的专家,杨维中先生的着眼点在佛教方面,主要的内容是,信仰的危机与近代以来的宗教批判,佛教的中国化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以及佛教的世俗化与现代化问题。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总体的走向,第一个是宗教有一个恢复,走向复兴的过程,佛教复兴在表面恢复的是思想文化,而实际上背后是宗教性的东西。最近10年来,宗教发展,用一句话讲“迷迷糊糊朝前走”,谁也不知道走到什么方向。佛教中国化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造成了中国佛教实际上跟印度佛教一个绝大的不同。中国佛教在教义方面一直不发达,制度一直是滞后的。到明清之后导致了佛教的衰败。佛教发展到了近代以后,它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一方面面临着外来西方文化的一个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它面临着对佛教的现状进行改造,并且通过这个改造进行振兴。对中国佛教当下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这个问题,杨先生认为总体的发展方向,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各自找到一个定位,至于未来到底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哪一个模式能够占上风?现在这些都不好预言,都是在探索。杨先生赞成佛教现代化的。他认为应该更新传统的寺庙生活方式和传统寺庙的传教手段,在教义方面也应该变化,赞成和尚过现代化生活,和尚也应该过上现代化的生活,那样的话,研究思想也能研究好。

金泽先生主要围绕五大宗教之外的民间信仰进行了演讲。从广义上说,如果把城隍,甚至把宗祠都算在民间信仰的范畴里面,它的数量,参加的人数和场所的数量就更多了。过去城隍,像一些祠堂,应该说属于正统宗教,不是属于民间的,虽然存在于民间,但是过去是正统的,在民国以前,在传统社会是正统的信仰,不能算民间信仰。但是民国以后,整个的封建制度,整个皇朝被推翻以后,它就变成民间存在的形态了。金泽先生还提出一个特别需要研究的问题,导致一个人从没有信仰到信仰宗教,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需要关注民间信仰的变化,其存在的状况,与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不一样,跟文革前不一样,跟民国的时候不一样,跟辛亥革命以前更不一样。在民间信仰的自发性,实际上与草根文化和所谓的文化、意识形态是有互动的。当今民间信仰遇到了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合法性问题,因为它不在五大宗教的序列之内。在新农村建设中找不到位置,但是群众又需要。民间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公共空间,另外,从文化战略的角度上讲,不要仅从是从宗教自身来研究宗教,还是把它放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来认识它。

江山先生的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对宗教这个概念的看法,回顾了人类的精神信仰现象及其产生和演化的过程,人类这种精神现象的一种走向。宗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它是作为神的信仰体系和支持体系的,因此佛学也不是宗教,儒学不是儒教。西方文化的起源,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伺候神,像努力的这样一个角色。而宗教是这样一个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所以西方真正跟地域相符的宗教,只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叫宗教。除了这些以外,其实都不能叫做宗教,它是另外一种东西,这就要涉及到东西方文化的比较问题。关于宗教的发展走向问题。宗教最终还是会回归到本真上来,但是具体的形式,具体的可能性不好判断,因为世界上的宗教太多了,但是大方向应该是可以认定的。因此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东方文化,它有它非常现实的使命和任务。那就是怎么样从这种真正的东方文化中,发现出,发挥出能够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方向、走向有建构意义的东西。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东方文化的复兴问题,重建问题,不但可以解决,而且人类的文化也会得到解决。
   
盛洪教授的题目是《国家与宗教:一个日本案例》, 盛洪教授首先谈及了日本的神道教,讲述了神道教产生的背景及其演变和性质。神道教是明治维新时期出现的,是以儒家资源为基础创设的,但是对儒家做了重要、虽然看起来并不大的修正,称作儒家的修正主义。主要的特点是与天皇祖先合一;忠孝合一,忠在孝先;实现国家认同。神道教不是一个独立的宗教,而是日本民族国家结构中的一部分,是国家的一部分,它是政府的一部分。再一点它的功能,彰显为国捐躯的英灵,所以神道教的性质就是一个国教的性质。靖国神社凸显了日本神道教的性质。国家的功能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对内的,对内的可以提供司法、秩序、诉讼、公共安全、环境。对外就是战争。战争包括两类,一种是自卫战争,也是对外的,还有一类是可以扩张的,侵略的,也是公共物品。靖国神社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为天皇战死的人,死后被当做神祭拜,对所谓死者的这样一种定位,是非常高的。盛洪教授认为日本神道教有着值得肯定的一面,起到了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凝聚民心、激励斗志的作用,也有负面作用,比如将政治领导人和神合二为一,将有限当成无限,将局部当成整体,认为天皇全职全能,不会犯错误,把日本国家的利益当做最高正义。国家强化了军事主义,更激发了日本人使用武力,解决与邻邦的争端,甚至在具有武力优势的时候,侵略大国,是这样一种国家政道,使得日本有去扩大,去侵略中国的念头。对神道教对中国的启示,盛洪教授认为,第一点,要反观中国国家现代化中的一些失误,对宪政框架基础的不清楚。第二点,中国在近代以后,抛弃了非常优秀的悠久文化。第三点,就是宗教崇拜和忠诚不一样。第四点,宗教对此的解释不应用于鼓励战争中的牺牲,它只能加重战争的惨烈。

何光沪先生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中国有许多宗教,中国文化与宗教性,中国宗教和其他宗教共处相通。中国有许多宗教,中国也有宗教性。第一条是说,中国有官方宗教,传统中国,有一种延伸性、宗法性的、国家性的宗教。自从商周到满清,商代叫上帝,甲骨文说叫上帝,《诗经》、《书经》叫上帝,到后来慢慢地演变为苍天、皇天,为什么说有国家性呢?又是延伸性的呢?按照古语的说法是国之大事在祭祀和战争,国家最大的事情就是两件,一个是祭祀,一个就是打仗。到清朝为止,大祭成为一种国家大典。这个宗教的特点,一方面是从一神论转向多神论的,另一方面,宗教权利是不平等。从一神论到多神论,表现出了原神性,不平等的宗教制度。第三个特点同政治结合特别紧密。第二个话题是中国文化是有宗教性的。首先是传统中国文化与宗教信仰,人文精神同宗教精神是并列的,而且不矛盾。第二点传统中国文化也有世俗化的问题。    第三个话题是中国宗教跟其他宗教的共处相通。其他宗教也叫宗教,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宗教概念。这个概念首先要有共性,然后才有差异性。所以从共性这点来说,宗教精神可以相同的,他要追求一种超越性子嗣的东西。第二点是超越人性。最后教授提出了各个宗教和平共处是无法回避与改变的事实。

张祥平先生主讲题目叫《儒教的第三次信仰(宗教)改革和复兴》,五大宗教之中,只有中国的道是从科学观测的意义上完成超越:“道”相关于天球北极。儒教是各宗教之中最具理性的宗教,儒教的“道”是北辰尧舜之道,北辰模型是运用构造性整合法所达到的最复杂整体,儒学的第一次信仰改革是“发扬光大”群性儒学,第二次宗教改革是对物性儒学和心性儒学加以强调,两次都借助《周易》,儒教的第三次宗教改革是对群性儒学和物性儒学加以强调,正面回答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个挑战:民主和科学——“詹爷爷薛奶奶”管住“德先生钱夫人”(包括把儒家传统与科学社会主义及民主社会主义结合),“傅爷爷郑奶奶”管住“赛先生桓夫人”(包括构造性地把灵魂放在理性的边界上) ,“理性加固信仰”兼容“理性平衡信仰”(包括求同存异于古希腊理性)。除了借助《周易》来培训和发挥构造性整合法之外,还可以借助如下四条路径:复杂科学、构造性数学、列表示出的复杂现象及五行结构、正名言行(这个方法对人文社会学者的效用最直接)。河图洛书太极图有助于西方学者和西化的中国学者认识到中国学术的理论超越(普适化):中国文献中的大量事实,不是独立于理性(知)之外的事实,而是有助于理性增长的事实。人文社会学者应该对数学史的常识略知一二。

陈明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儒耶对话 以何为本?——兼议利玛窦、何光沪关于儒教的若干论述》,立论的前提是,儒耶对话不应该是寻求“教义间最大公约数”的乡愿似的对话,因为这样的对话更像是哲学或神学意义上的对话,不仅掩藏了各自最根本的原则立场,而且回避了儒耶之所以需要对话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陈明先生认为,在儒耶对话中承认自己是以儒为本或以耶为本,是儒耶对话的真正起点,而处理好儒教和基督教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今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格局。由此出发,文章以利玛窦、何光沪为个案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儒耶对话进行了分析,并在指出其文化属性、政治属性复杂纠结的基础上,以儒者的身份和立场提出了华人基督徒处理儒耶关系的“中体西用”原则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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