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由于具有担任国资委官员的经历，周放生身上表现出明显的官员学者的特质。他表示，“共享分红”理论与实践探讨，是实践的话题，也是他这些年的思考。他强调，改革初期：“发展决定分配，不把饼做大，怎么分饼？”改革今天：“分配决定发展，不把饼分好，饼怎么做大？”让大家好好干活，在这个基础上把饼做大。这里涉及的理论问题，需要理清并最终作为改革指导，两个阶段有两种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解决问题思路，企业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体制，二、机制。经过25年的体制改革，尽管企业形态已经很规范，但机制没有根本性变化，机制是解决人的积极性问题。
他介绍，根据我到一些民营企业观察，有许多民营企业体制是市场化的，机制是大锅饭，民营企业仅有股东（老板）的积极性，而没有广大员工（包括职业经理人）自觉的积极性，企业发展会遇到瓶颈。目前，全国几万个民营企业通过实行“共享制分红”解决机制问题。既然企业改革最终要实现市场化机制，国企改革可否实行“双轨制”，体制改革（混改）与机制改革并行，机制改革引领，倒逼体制改革。
“共享分红”就是按照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理念，股东和员工共创共享企业的价值、利润。按资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合。员工分享的是收益，不涉及股权。不影响股东（老板）的决策权。过去老板一人单枪匹马操心，现在员工千军万马上心。“共享分红”是机制改革，不需要投入一分钱，没有成本、没有风险。简单易行、容易见效。
周放生随后介绍了“共享分红”作为企业机制的历史渊源、特征和产生的效果。从300年前山西晋商票号（钱庄）开始，到20年前实行“共享分红”的企业家郭凡生、北京“四季民福烤鸭店”等企业实行“共享分红”取得的成果，他特意举例“共享分红”在国企中国邮政总公司速递物流公司（EMS）获得的巨大成功。他还指出，国务院国资委【2008】139号《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明确“符合条件的也可获得企业利润奖励”。“利润奖励”就是“利润共享”，这个文件至今是有效的，国务院国资委在10年前就发了文件，就允许这么做、支持这么做。
他认为，“共享分红”的制度价值在于，第一，从制度上或者从根本上解决了委托代理的内在矛盾；第二，调和了劳资矛盾；第三，实现共同富裕；第四，没有分散老板的决策权；第五，激励制度在先，管理再造在后。企业的主要问题是“主人缺位”，民企的员工是“打工仔”，外企的员工是“高级打工仔”。根据郭凡生的研究，什么叫主人？以工资为主就是打工仔，以分红为主就是主人。员工最大的变化就是精神状态发生变化，过去是“人叫人动人不动，现在是政策调动积极性”，“从要我干到我要干”。而国企员工共享增量利润是以国有资本增值为前提，绝不是国有资本流失。他表示，“共享分红”是从机制改革入手倒逼体制改革，这个改革推开之后，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