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是期许，不如说是反思。没有反思，就谈不上期许，因为首先要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现在的处境。这是一个前提。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去期待未来的变化。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当奴役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
今天上午，业进教授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朝鲜和伊朗的地步。其实，这是一个感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对于缺乏自由的体会，取决于你的渴望值有多高，渴望有多少自由。朝鲜和中国之间的确有一些差别，但就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保障而言，其实差别不大，都没有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私有财产等提供有效的制度性保护。
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奴役，习惯了一种看似温和的奴役。它更加可怕，让人失去了改变的动力。大约500年前，一个当过法官、议员的法国人，写了一本非常短的小册子，叫作《自愿奴役论》。它在里面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人能被一个人，甚至一小撮人奴役着、统治着？不怪他，怪我们自己，是我们自愿地把自由交了出去。只要我们不支持他，不以任何方式支持这个暴君，支持这个专制体制，它顷刻间就会倒塌。
他说，其实所有的人都在以某种方式帮助专制体制运转，所以它才不倒。不管它用什么来诱惑你，不管给你什么好处，都是你自愿地把自由交出来的，你愿意让它奴役。一个暴君，如果得不到无数民众支持的话，他能存在得了吗？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奴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习惯了奴役。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习惯呢？原因很多，我这里只讲几个方面，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第一，物质主义的盛行。长期以来，尤其是过去几十年来，当我们接受了唯物主义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迷恋物质财富。社会主义的一个教条是物质决定一切，物质比什么都重要，每个人都沉迷于物质财富。在今天，没有各种各样的自由，但是不要紧，你可以赚钱，你可以发财致富，虽然财富也不是那么安全。如果一个人10年前在北京买了若干套房子，现在就是亿万富翁，人们会为自己的财富而自豪，自豪到可以不要自由，不为自由付出努力。对于很多人来说，大不了就移民，何苦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自己的一起呢！没有人关心人们的精神、人们的灵魂，这些东西根本无法进入到我们日常的谈话中。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追逐物质财富的话，那么，我们跟动物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
当然，我不是说物质不重要，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它比所有东西都重要的话，那我们就只配遭受奴役，不配享有自由。
按照那位法国人波埃西的说法，我们的天性是自由的，只是我们长期遭受奴役，我们忘记了这种天性。如果我们把一个人扔到狼群里面，他会变得跟狼的习性一样，而失去了人的习性。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必须得走出这样一种物质主义。
托克维尔曾经说，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平等，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别越来越小的时候，人们就会越来越热衷于追逐物质财富，所有的激情就释放在这种追逐当中。而这是非常可怕的。怎么矫正呢？他发现，在美国，是通过宗教、通过超验的信仰矫正的。
第二个让人们习惯奴役的因素是，不同的群体之间、不同的阶层之间漠不关心，甚至相互歧视、相互敌视。
为什么这么说呢？前不久，大家都知道在北京发生了驱赶低端人口的事件，其实赶北京人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早就开始了，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差不多10年前，当局关闭了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后来，又通过各种办法限制户口不在北京的孩子参加高考等，一直在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驱赶外地人，但是，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只有这一次大规模的，而且短时间内强迫外地人离开的做法，才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引发了一些人的呼吁。但是，真正参与到其中的人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你去问北京大部分的市民，他们不关心这事，甚至觉得这很好，有利于缓解北京的人口压力。
想起来20多年前，我刚来北京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坐公共汽车，从动物园坐到北大的车上，当时刚刚兴起打工潮，农民工开始往城市里跑。当我坐到公交上的时候，突然上来一帮扛着很大包袱的农民，一上车就被一个老太太臭骂一顿。她说：“你们来北京干什么？不好好在家种地”！ 仿佛北京是她们家的。
再比如，前几年，当张千帆教授跟北京市民辩论，到底外地在北京打工的那些子女能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的问题，绝大多数北京市民都反对外地的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认为这跟自己家的孩子争高考资源。
在我们社会当中形成了无数相互隔膜、甚至相互敌视的小群体、小团体，包括有不同阶层之间的。比如，像户口制度这种罪恶的东西还能在当今中国存在，人们都已经习惯，已经麻木，甚至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有时候，与其痛恨统治者，不如痛恨我们自己，因为其实很多自由都是人们自己拒绝的，不要说政府给不给你，让你拥有你自己都不要。很多人支持户口制度，其实是拒绝了迁徙自由，根本不要迁徙自由，根本不认为这种自由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还有，比如，人们拒绝了生育自由，无数的人都认为计划生育好，即使现在放开了，在很多人眼里，也不能完全废除，不能允许人们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他不认为每个人有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会天天替无知的统治者担忧，人太多怎么办。（此处删除115字）
你要跟人们讨论言论自由，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出现了谣言怎么办？他们不知道，有言论自由，就必然有谣言，绝大部分谣言，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关心它，只要它不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吃饭不是还有噎着吗？难道就不吃饭了？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明，国人不发自内心热爱自由，不想拥有做人的尊严。
第三个习惯奴役的因素是，选择拒绝真相。我们经常会谴责统治者不让我们知道真相，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拒绝真相。比如说，今天互联网时代，了解西方的信息、了解国外的信息很方便，但是有大量的人仍然选择不去了解，而是崇拜毛，崇拜一个又一个的领袖，迷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这不是很奇怪吗？要是说几十年前我们不了解西方，不知道我们和他们的差别，沉浸于中国美好生活中，但今天有很多种渠道去了解，而大量人的并不去了解，包括无数的年轻人，他们为中国模式和中国的所谓伟大成就而疯狂。
比如，今天，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但他们经常比很多在国内的人还要爱国。大量的留学生去美国之后并不了解这个国家为什么是一个自由社会，自由和繁荣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等。他就是到那里去搭便车，享受一下别人的好处，拿一个文凭，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等，根本不去了解真相。
今天有很多关于毛时代的出版物，国内外都有，但很多人选择不看，不去了解。有多少人去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多少人去看《墓碑》？虽然网上很容易找到这些书。统治者不给你真相，那是一方面，但不去挖掘和发掘真相，那是另一方面。我们自己放弃了了解真相的努力，自己蒙蔽自己，怎么能不遭受奴役？
第四个习惯奴役的因素是，缺乏信仰。这在一定程度上跟对物质的迷恋密切相关。中国人大部分是无神论者，对宗教持有一种要么保持距离、要么敌视的态度，包括一些基督徒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跟当局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多数人对此漠不关心。为什么说信仰非常重要呢？因为西方人获得的第一项自由就是宗教自由，在西方又被称之为“第一自由”（First freedom）。为什么叫“第一自由”呢？因为这项自由比其他自由来得都要早，至少从中世纪开始，西方人都在为宗教自由而斗争，尤其是新信徒，他们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柏克说过一句话，一个畏惧上帝的人，不会畏惧政府。如果你心中害怕上帝的话，就不会害怕政府的。但如果你心中对上帝没有畏惧，或者可以说的更广一点“造物主”，如果你对造物主没有畏惧的话，你就会畏惧政府。这句话非常深刻。我们之所以特别害怕政府，就是我们不害怕一个更高的东西，我们心中没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讲，一个人只有为了信仰才会不顾一切，才会牺牲一切。一个人一般不会为了物质，不会为了大房子、为了豪车等，而去牺牲生命。只有一个人有坚定的信仰，当这个信仰受到侵犯的时候，才有可能不顾一切地去努力、去争取。这就是为什么自由社会首先出现在了宗教信仰比较浓厚的社会。当然不是说，我们应该马上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吗，我们应该有信仰。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就不会达到“不自由，毋宁死”的境界，结局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王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求学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夫妇，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在《中外法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译著有《美国联邦主义》，编著《西方正典：自治二十讲》。本文为作者2018-1-9在2018「新年期许」论坛（天则所|中评网主办）的演讲修订稿，略有删节，转载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