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下午学院要开例会，每个学期只开两次会，开头一次，期末一次，今天是最后一次，不允许请假，所以谢谢蒋豪兄，能够把我们俩的顺序调整一下，让我上午讲。也谢谢主持人章润先生！其实我本来不想来的，想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之所以拒绝，首先是因为感冒了，很担心讲话时突然眼泪流出来了，大家会误认为我过于乐观或者绝望，“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些年来天则所每年年初都要邀请大家来期许，但是越期许越坏，越期许越糟糕。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吴思讲话里那种特别乐观的观点能够为我们所共同分享。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当年我遇到许多麻烦事，比如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请我去做讲座，临要去之前，他们告诉我讲座那个场所的屋顶塌了，我就无法去了。后来李庄又要起诉《中国青年报》，请我去做代理人，正当我摩拳擦掌地做好了出庭准备的当口，法院来电话说法官的腰扭伤了，只能无限期地推迟。到了年末，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描写了我在2015年年底的灰暗心境：
一年又将溜走，往事不堪回首；
报章处处封杀，监控无时不有；
讲座屋顶坍塌，代案法官腰扭；
遍地沉冤未伸，律师反遭黑手；
据说自信有三，何必暗中发抖；
来年期许归零，专注茅台美酒！
一转眼，两年的时间又过去了，情况只能说比那时更为严峻了。刚刚刘教授讲的还没到某种诉诸于自然权利的时刻，我自己觉得现在也差不太多了。今天感觉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大家可能希望我作为一个法律学者，讲一点法治方面的问题，我前面发现吴思教授、李楯教授都讲了不少法治方面的，我想讲点语言方面的事情吧，题目就叫“寻求话语变革”——这里的所谓话语当然不完全是纯粹的语言方面。如果我们把语言想像为话语的一部分，其实也包含某种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生产和再生产特定类型语言的一种机制。
去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年份，大家都好像忽略了，胡适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那篇重要文章的100周年，1917年。我记得是年初的时候，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要求改良我们的语言。
胡适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的语言出了很严重的问题，或者说两千年的严重问题。他特别强调了有八项追求，新类型的语言应当非常注重的是把陈词滥调给去掉，比方说他讲到了写文章或者写诗不用典故，我发现他真的是非常严格地执行他的追求，很少用典。他还强调不要讲究对仗。
不讲对仗又是怎么回事？我发现日本人在美学方面的追求与中国很不一样，日本式的建筑和中国式的建筑非常大的差别是，中国的建筑非常讲究对仗，而典型的日本建筑是故意破坏对仗，对仗是人工化、有平衡感，以至于让人感觉到这处处是人为做出来的。日本的审美要求是最好是费尽心力做出来一种仿佛是自然天成的东西，要让人感觉到其中没有人为的因素，这是日本审美的重要特色。
而中国的建筑是对仗的，中国的城市设计是对仗的，中国的语言经常是对仗的。我们的七律诗必然有两联要严格地对仗，不对仗就不叫七律。到处充斥着的对联当然不用说是要求对仗严谨，韵律和谐。甚至有些极端的对联，用篆书写出，不仅上下联字字对仗，而且选择特别的字，每一个字左右都是一样的，那真是对偶的极致。对仗文字的高峰是骈俪文，通篇均为对仗句式，那真是达到了文必有韵、文必对偶的极端文体。
那么对仗体的文章到底有什么样的罪过让胡适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我感觉很有兴趣的问题。胡适认为这是一种过分形式化的语言，不足以鲜活地表达我们的思想。当然这种攻击可能在今天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或许也有一点问题，例如钱锺书先生就讲过，其实这是讲道理的、把正面和反面都能够展现出来的一种特别合适的形式。陈寅恪教授在致刘文典先生关于关于国文考试的那封信里，就专门讨论过何以对对子能够最便捷地检测出一个考生的国文能力。大家记得清华国学院当年那个考题，叫孙行者，要求对下联，最高的得分是祖冲之。但实际原来的标准答案想像的是胡适之，胡跟孙恰好对仗，猢狲嘛！
我不想展现这个道理，只是说从这些年来中国政治语言的角度来讲，政治话语的演变我们也可以发现很有意思。比方说我们的政治话语是否让国人能够真正理解它要说什么，或者让外国人理解它要说什么。
已故的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说，中国的官员最好是学一点交流学（Art of Communication） 。他说在法国接待很多中国出访的官员，最不可理解、最不能够忍受的是花了很多的钱到国外去，但是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在这阳春三月，我们来到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巴黎”，天哪！法国人一听就傻掉了，这什么意思？搞不清楚！
当今中国的政治话语非常有趣，有些会达到令翻译者吐血的地步，真是应了钱锺书先生曾经指出的那种效果，你可以发现语言让我们相互沟通，语言也经常让我们相互阻隔。仿佛是水所起到的效果，语言让我们沟通，“君家门前水，我家门前流。”但语言也让我们相互阻隔，“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我们没有办法去相互沟通，这个阻隔感非常值得关注。
中国的政治话语、政治家们讲的一些话、一些标识性的话，比方说邓小平讲“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是什么社会？“老康社会”我都不知道。比方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觉得赵紫阳在十三大的时候讲的，西方人能不能理解这个东西，当然人们会想象苏联当年布哈林时代的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概跟那个有些功能上等值物的意味。后来是“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八荣八耻”，那真是谁都听不懂，谁都记不住，也逼着新疆的维吾尔人学，他们汉语都说不利落。强制学了半年——“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八个要脸，八个不要脸嘛！”“科学发展观”是什么东西？西方人一看“science”这个词，他的想象跟我们会很不一样。一直到现在的“中国梦”，那就更是云里雾里的了。
中国的政治语言，现在西方人真的是被搞糊涂了，一点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现在的最高领导人在语言方面似乎也在作一些探索，比方说他会说一些话，我特别不喜欢最近的有些话“接地气”、“撸起袖子加油干”、“打断骨头连着筋”，跟马英九会谈还在那儿“打断骨头连着筋”，骨头都打出来了，即便连着筋还有多少美好在其中！还有“不忘初心”、“正能量”，还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很生动，我当时就想象七个政治局常委每一位在一个笼子里的那种情景，。当然很生动。似乎他也在很用心地去探索与改良我们的语言，但是现在看起来这种语言所带来的困惑一点都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地增加。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满街挂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怎么去理解其中的“自由”、“民主”、“法治”？它们跟其发生时的原初意义还有多少关联？
各位，我想我们未来这一年别的要求没有，我只是希望你让我们知道这个词汇本身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你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不要像奥威尔所说的“奴役即自由，战争即和平”，那就乱了。
我今天不说“来年期许归零、专注茅台美酒”了，只是表达一点期盼，我们在希望茅台美酒都货真价实的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政治语言要回归到它们真实的内涵。不要去歪曲它，不要让它的意义正好相反，这是我在这新年开始之际的一点卑微的愿望。谢谢各位！
[ 贺卫方 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本文为作者2018-1-9在2018「新年期许」论坛（天则所|中评网主办）的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