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岳希明教授首相强调，做了20多年的收入分配，我的感觉收入分配太复杂，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一个就是劳动经济学，另外一个从财政的角度来研究。劳动经济学认为，教育是最大因素，缩小收入差距能做什么呢？几乎是做不了什么的。财政的角度研究，最后的政策含义都不是特别强。他认为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最好区分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尽管密不可分：一是收入差距；二是收入不公。
收入差距就是单纯的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大致0.467，这个基尼系数有低估的嫌疑或可能，不过基本上能够跟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相吻合。收入不公几乎是非常主观的问题。什么叫公正、什么叫不公正，在某种程度上是主观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即便这样，在我们当前这个社会，收入不公问题根本没有置疑的余地，比比皆是。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腐败，另外垄断行业高收入，这完全是政策性的产物，从劳动经济学角度来讲，金融行业的高收入并不是所有都是不合理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学历都非常高，由此导致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但把基于合理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刨掉，垄断行业高收入的绝大部分仍然是不合理的，而且垄断行业对整个收入差距的贡献实际上也很大。另外，对不同公民的歧视性政策，都是不公的也是最重要的。区分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公，首先来源不一样，收入差距来源市场因素。如果政府不介入，基尼系数能达到0.5-0.6。现在发达国家之所以基尼系数能到0.4以下，是因为政府介入，我们看政府不介入的基尼系数基本0.5、0.6左右。而现在几乎所有的收入不公都来自于政府政策，政府本来应该纠正收入不公，但是现在看到的收入不公几乎都来自政府。
治理方法，收入差距的缩小只是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但是收入不公怎么治理？腐败怎么治理？垄断行业高收入怎么治理？歧视性公共政策怎么治理？这是非常难的。另外，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公是相互联系的，收入差距如果大到一定程度本身就是收入不公，基尼系数如果0.5，无论多么有效，但是从公正性的角度来讲，都是值得置疑的。我们现在0.47的基尼系数，有好大一部分来自于收入不公的因素。
他介绍，从OECD均值来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18，如果政府不介入，市场的基尼系数是0.468。跟中国相比，OECD由市场决定的基尼系数确实比中国低。OECD由于政府的介入把市场的差距由0.468降到0.318，降低了15个百分点。对低收入人口的补贴是占到收入再分配政策的80%（79.3%），个税为20%，从此再次看出，要想缩小基尼系数，个人所得税的效果是非常小的，只能靠对低收入人口进行补贴。
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比OECD高出15个百分点，这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比发达国家高的缘故。这15百分点中，我国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比OECD要高出4个百分点，我们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不足的差距是1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们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比OECD高出15个百分点，其中市场因素是28%，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不足是72%。由此可见，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之所以比发达国家高，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不足。
岳希明教授最后指出，我国虽然同样实施了收入再分配调节政策但是调节之后没有让收入差距降低很多，其中原因是我们的社会保障支出非常小，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了，而且让这部分人成为高收入人群，正因为有这两点，有限的资源没有给到低收入人口身上，所以最终在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之后，基尼系数实际上下降的幅度非常低。如果我国政府能够把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提高至与我国发展阶段大致相同国家的平均水平，并将其用于农村，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当然，这事做起来非常困难。
岳教授总结强调，收入不公和收入差距的社会应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有一部《不平等的代价》的著作，研究了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社会影响，但类似的研究在中国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