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盛洪：今天是天则所双周学术论坛583期。天则所现在搬到了新的地方，这个过程还是比较乱，我们借这块地方开会，非常感谢。我们10月停了一个月，今天重新接续双周论坛。双周论坛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几乎风雨无阻，我们希望论坛持续下去。今天非常有幸请到张曙光老师。张老师一直做宏观经济研究，80年代开始，一直在社科院经济所专注宏观经济学，我记得当时跟樊纲、杨仲伟一块写了《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是很有影响力的一本书。我在这个所也呆过一段时间，一块做研究，后来天则所开始宏观经济季度研究的项目，从97年到现在20年了。以前都是定性规范的研究，那时候开始宏观经济数据比较完备，为研究提供了便利。从那时候开始已经20年了，最初的宏观经济季度研究主要以宏观室学者为主，每个季度开一次会，不仅要探讨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还要探讨宏观经济的研究方法，这么长时间有很多的体会。下面欢迎张曙光老师讲20年的经验体会！
张曙光：大家下午好！没有想到今天到这个地方来，人还不少，今天下午我也是临时救场，我们原来请监察学院的院长来讲，正好政治局的常委要去调查，礼拜三才通知的，所以我们只好改。现在改革开放40年，各个方面都在回顾总结，做宏观分析20年，我也做一个简单回顾。
我们讲宏观经济形势和运行分析，实际上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它的理论研究先于运行分析，因为运行分析有它自己的条件，我的回顾也就是先从理论范式的转换来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咱们的宏观经济的研究是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及其中国的应用这样的范式下讨论的。当时称之为宏观经济问题讨论，我们宏观室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就叫国民经济研究室。讨论的中心就是围绕国民经济的循环周转和社会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以及比例关系。讨论的基础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它的方法是综合平衡方法。原来宏观经济室的前身就是经济所的平衡所，我1963年考研究生就是考的综合平衡专业的研究室进的研究所。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以后，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转到城市，接着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过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决定要开一个会讨论这个问题，中国主持，世界银行驻中国办事处请人，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国外来的都是大人物，都是国际上有名的人物，咱们参加的也是经济界有名人物：马宏，高尚全，刘国光，吴敬琏、年轻的何佳成、楼继伟、郭树清。从重庆到武汉两天的讨论会就在船上，这个讨论是国际上的大师级人物，向中国顶尖的经济学人讲述有关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和宏观经济基本知识的讨论会。
1985年的12期的《经济研究》发表了刘国光写的会议的纪要，现在看都是基本的东西，这次会被称之为“宏观经济高级速成班”。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中国的领导和学者还是认真学习的。从这次会议以后，宏观理论传入中国，这是一个开头，这之前宏观、微观还没有概念，GDP还是一个虚判的东西，从此之后宏观进入中国。接着从理论上，咱们出了几本关于宏观的著作，最早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它是两种范式的混合，是马克思的范式和宏观范式的混合，从国民收入出发讨论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比例。第二本是上海的符钢战的一本书《社会主义与宏观经济分析》，这本书是几个年轻人搞的，基本上是一个初步对现代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学习的东西，搭起来一个分析的框架。第三本就是樊纲主笔我作为副主笔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是用现代经济学方法，但它是一本中国式的宏观经济学。因为它是从公有制基本矛盾出发，构造了国家=政府+计划者模型，演化公有制之下投资消费、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结构失衡、体制变迁等一系列问题。这个解释因为到现在公有制仍然是很大的一块，所以在很多方面仍然保持它的解释力，这是三本宏观经济的著作。
同时，还有两本从理论分析到运行分析的过渡著作，一本就是刘国光主编《体制变革中的经济稳定增长》，提出一个政策和体制配套的一些政策建议。刘国光和戴园晨等五个人搞了一本书《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这本书是解释体制变革中各个主体的行为，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供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为实现这个提出政策建议。大纲和这两本书是同一个项目下的，因为先是有《稳定增长》这本书是七五立项的，初稿我和杨仲伟不满意，樊纲从美国回来就把他拉进来，后来想办法搞了《大纲》，《大纲》当时的想法很多人参加不了，虽然一起讨论了，三本书是这么出来的。《大纲》如果刘国光的想法得逞就没有这本书，因为《大纲》讨论的提纲以后，有人告状，刘国光找我们谈，一上来就说“你们要搞一本私有制的宏观经济学，这不行，不可以搞。”我们搞的明明是公有制宏观经济学，怎么变成私有制的？后来跟刘国光辩了两个小时，他说我们无组织无纪律，还谁的贡献大谁当主编，樊纲当主编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学术问题，从来都是谁的贡献大谁当主编啊！
还有一个是核算体系的改革，原来我们生产体系的核算范式是社会主义国家用的，它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它只核算社会产品，只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如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业，非生产的服务部门一概不作为生产劳动计算。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最快的就是这些行业，金融保险、信息教育医疗等，结果经济决策需要的东西没有。我们就开始从原来50年代建立的物质生产核算体系向国民经济账户体系过渡，这个过渡是198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建立了国民经济GDP的年度核算，到1989年建立了季度的核算，有了季度的GDP资料才能进行分析。1993年基本完成，这个过程中是两种体系并行，前期是原体系为主，后期是新体系为主，指标也是这样的。到了1993年，转换完成，要分析最早也只能是93年以后才的，否则没有这个资料。核算体系的转换为形势分析奠定了数据基础，这是两个理论和核算体系的问题。
下面我回顾一下宏观经济分析20年大体的过程！1996年我在经济所申请两个国家项目，一个是95社科重点项目——体制变革中的稳定增长，第二个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目标管理——宏观经济。这两个项目申请下来之后，讨论怎么做？当时想做两个：一个是理论分析，一个是形势运行分析。理论分析主要由宏观室完成，经济所的左大培也参加了，当时的情况每年写两篇文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运行的办法就是大家先来议论现在有什么新的问题，怎么讨论这些问题，确定题目后由一个人起草初稿，之后全室讨论，有时候就推翻了重新起草。基本上可以了，最后由我修改定稿，那七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学界有了一些影响。接着我退休了，还搞不搞？当时新的所长来了以后磨磨唧唧，不搞了，我就把它弄到天则所来。先谈好了要在《经济研究》发表，后来经济所的所长办公会议讨论不让发表，最后拿到《管理世界》上发表，我把8篇文章集起来有一个集子《政策与体制联动宏观经济分析》，这是理论分析。形势分析由宏观室和天则所合作，宏观室要搞形势分析，天则所1997年受海南港澳委托也要搞形势分析，都要我一个人负责，就把这个合起来做，搞起来后湘财证券支持我们，当时在《证券报》上发表，这是宏观分析。后来形成了一个分析团队，主要的起草执笔和讨论的人有赵志军、巴曙松、王渝、现在有张弛。从那时候到今年是第21年，到今年第三季度已经做了83个季度分析，发表了七个册子《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8个集也编成了还没有出。
这80多个报告是20年宏观经济的一个历史记录，历史文献价值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形势分析的情况。本世纪以后宏观分析的单位多了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蓝皮书，统计局、大学里的人大、北大、厦门大学的都在进行宏观分析，加上各证券公司。我们之前是每个季度开一个宏观讨论会，当时参加的人非常多，现在形成市场竞争态势，机构多了大家都在做，各家也都有自己的侧重，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这个报告的特点概括了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它由民间机构和学者完成，相对实事求是。最近我经常讲“既报喜又报忧”虽然有证券公司的支持但是不受它的影响，和政府的观点也不一样；第二特点就是连续不断，20年每个季度都是这样的；第三个特点都是从本季度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提出政策和体制上问题进行分析，揭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理另外探寻事件发展方向；第四就是运行分析和制度分析有机结合，探寻宏观态势的微观基础，揭示总量分析变化的体制背景和体制效应。这在20年的报告当中都有体现。
下面对20年的宏观经济运行进行一个概括的分析。我想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20年宏观运行的基本态势和它的轨迹？第二讨论20年里我找出来五大标志性事件，回顾20年的过程。运行的轨迹几个景气指标：GDP、工业增加值、CPI。从20年走势来看，中国的经济迅速的发展，国家的面貌发生很大变化，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2016年国家的经济总量74.4万亿，仅次于美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产出规模是1997年的5.35倍，年平均增长率8.75%，2016年的人均GDP是53817元，是1997年的4.8倍，年平均增长8.16。可以看到，是世界这个时期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时我们告别了计划经济，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20年经过了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从97年的第一季度到08年第二季度，第二从08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末，这两个周期运行轨迹和态势完全不一样。前面一个周期是几乎长达10年的高增长，第二周期已经超过五年经济不断减速下降，这两个周期也是高度相关。前一个周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造成经济失衡，在第二个周期里面反映出来，两个周期的变化高度相关。从这两个方面对这20年做一个总体观察，光有总的观察还不够，需要来做进一步的讨论，就是这20年里五大标志性事件。
第一件事情就是香港回归和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中国国家统一迈了一大步，但是7月2号泰国发生危机，很快波及到东南亚，第四季度波及到日本韩国，波及到香港和台湾地区。危机发生以后，这些国家汇率大幅度贬值，经济变成负增长，很多国家一夜之间回到10年之前。尽管危机在家门口，由于中国改革的效应积累，特别是当时对外开放程度不大，当时有几道防线：外汇储备不少，汇率项目管制没有开放；再有贸易是正增长，所以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实际影响不大，但是对中国的心理影响不少，这个心理影响在十年以后的国际金融危机里面反映出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增长下降，1997年进出口增长12.2%，98年下降0.4，99年增长了6%；第二个就是对中国汇率体制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当时的朱熔基总理多次讲“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不贬值一大好处对稳定亚洲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据说有一些亚洲国家的负责人说你们也可以贬值，但是始终没有贬值。没有贬值对亚洲国家是好事，对中国不是好事，从此我们的汇率就盯住美元，从98年盯到05年，8.27一直固定。第三个是对港币的冲击，当时索罗斯冲击港币，想把港币像泰铢一样大幅度贬值，为保住港币香港付出很大的代价，国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是第一个事件！
第二个事件是中国加入WT0。2010年10月10号加入WTO，这是那一届政府做的最大的事情。从此以后中国进入外贸增长、引进外资的高速增长期，从2011年到2017年外贸进出口增长了4倍多，出口年平均增长27.16%，外贸顺差从225亿美元扩大到08年的298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加了一倍，从此中国成为贸易大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相当大。中国从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当中受益很多，从此对外开放不可逆转，不管谁执政，都不敢说把国门再关起来，都要举开放旗帜。长期实行鼓励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加上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并不对等，这样的政策就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失衡。0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56.3，中国的外汇储备19000多亿美元，央行外汇资产占比78.5%，央行资产几乎都是外汇资产。中国的货币创造和扩张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外汇储备的大量增长，几乎外汇储备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唯一渠道。投放的钱多了，央行又通过发行央票、提高存准率进行对冲，到08年十次提高存准率，这个办法能解燃眉之急但是造成更大的失衡。
第三大事件就是房地产的市场化改革及其调控。1998年国务院出台23号文件，取消住房实物分配，引入个人购房按揭贷款，促进房地产的市场化发展。从此房地产进入了快车道，从03年到08年房地产投资增长了3.76倍，房地产企业和个人的购房贷款从2455亿元增加到18000多亿元，增长7.5倍，从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2.83提高到11.6，房地产过热政府开始调控。2003年6月5号央行出台了121号文件，提出对房地产贷款降温，但是出师不利，文件出台以后业界一片反对声，最后国务院发了18号文件，实际上是对这个文件的调整。业界也这样解读，认为对央行紧缩信贷的一个纠偏。在地方政府、开发商和银行强烈的推进之下，中国房地产出现了非理性繁荣，从03年开始房价上涨的过程，造成房价不断飙升和资产泡沫膨胀。2003-2013年房价上涨1.5倍，是CPI的5倍。同时造成地方政府依赖的土地财政，土地出让金2009年1.5万亿，2011年3.5万亿，政府出台一系列的限购限贷的政策。从04年的831大限，到05年的国八条，2007年进一步的收紧住房贷款，结果越调越涨。紧缩无效，刺激很有效，08年4万亿刺激出台，半年时间全国房价飙升28.2%。然后国家进一步限贷加大紧缩力度，由09年的国4条，2010年的国10条，以及后续的“新国10条”，以及新的国8条，房地产的调控陆续出台。
第四大事件就是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与4万亿刺激政策。08年美国金融危机规模和影响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倒霉的是发展中国家，美国的危机还没有过去，紧接着引发了欧债危机。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不大，08年第四季度GDP增长达到6.8%，但是间接影响不小，我觉得机遇大于危险。由于对危机的恐惧和对保增长的执着，我刚才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心理影响（一个是对危机的恐惧，一个是对汇率的恐惧），08年11月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制订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要求出手快出拳重，工作要实，搞了十大产业振兴政策。09年中国信贷增长31.7%，仅次于2014年的33.1%，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高，1997年以来的最高。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的V型反转和经济率先复苏，从09年第四季度GDP增长依次为6.2、7.9、9.1%、10.7%，负面影响非常明显，加剧了结构失衡和调整转型的难度。
第五件大事情就是2015年的“股灾”和股市保卫战，这个很近，大家都知道。通过这五大事件和宏观政策应对的回顾，我们不仅可以准确把握中国经济近20年的运行过程和发展态势，还可以全面了解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思路和操作，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对20年宏观经济的简史。
我讲一下政府宏观经济的调控工具，首先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中国的现实来讲，除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有大量的行政干预办法。先看货币政策，首先是利率政策，央行在逐步放松和最终取消利率管制和利率操作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工作，对稳定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20年央行调整利率31次，但是该调而不调甚至其中有25个季度是负的，占31%，从03年到2012年的72个月为负，负的实际利率占了60%的月份，说明利率政策的呆滞和扭曲。红线是一年期的存款利率，蓝线是通货膨胀率，没有考虑房价，在下面的都是负的年份，这是利率。再看汇率，05年和2011年两次汇改，人民币汇率灵活性有所提高，两次汇改以后出现了升值过程，特别是前后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对汇率变动形成恐惧，出现了两次盯住和脱钩，盯住的时间很长，实际汇率都高于名义汇率。汇率机制也是扭曲的，我们基本的价格政策没有搞对，这两大价格都是扭曲的。再看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一般来讲，存款准备金政策很少使用，但它却成为咱们主要的操作的手段，05年以前调5次，06年以后不断的调，调了10次，最高到了21.5%的天花板数字。还有就是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发大量的央票，数量巨大06年到2010年总共发行18到19万亿的样子，但是还是无法抑制货币和贷款的快速增长。
我这里讲了我国特殊的货币创造机制，2016年M2与GDP的比例超过208%，虽然有货币化因素，但是货币化是不能完全解释的，与中国的特殊货币机制有关。咱们靠政府主导投资推动的模式，形成一种金融依赖型经济，政府的增长偏好和政府间的投资竞争引出了旺盛的投资需求，政府的投资扩张成为商业银行贷款创造的杠杆，放大了银行体系和经济流通的货币流量。这个特殊的机制是中国货币增长怎么限也限制不住的原因，使得中国的杠杆率相当高。这是我想简单说的一个问题。
财政政策，大家看收入政策，曲线中蓝线是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既高于GDP，高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也高于农村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是到06年城市高了一点，05年农村高的一点，20年中政府收入一直高于老百姓收入增长。再看一下宏观税负，李炜光算的包括了国有企业的预算，我扣除了这个部分，李炜光数据2015年是36.49，我计算的是31.13，按照这样，GDP的1/3以上成为政府的全部收入，一般性的预算收入+政府基金+国有企业的预算+预算外的资金，所以政府的收入占33%-36%，非常高。支出政策，过去计划经济是经济建设财政，1997年和04年经济建设支出占39.5%和27.8%，中央提出向公共财政转型，不再公布经济建设支出项目。公共财政这些服务支出26.7%，2015年五大部门（教育、科研、文化、社保、就业）占37.6%，政府支出的就是政府的行政事业费，97年占14.7%，04年占19.4%，后来不公布了。我算了大概2015年占13%，三公经费这几年有很大的下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本来财政关系是政府和企业、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但是在这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占了很大的地位。这是收入，可以看到地方收入和中央收入之间的关系，中央收入始终高于地方收入，但是地方支出始终快于中央的支出，收支差额越来越大，有两部分构成：一是税收返还，一部分叫转移支付。税收返是哪收的多返还的多有利于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是对不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但是这往往是“戴帽下达”，地方往往还有配套资金，限制了地方的自主权。
最后就是关于行政调控。卢峰列了32项行政调控办法，执行部门发改委为主，国土资源部等各个部门都参与进来。行政办法虽有效但负作用太大，搞到把宏观调控、政府管制、经济政策和政治干预都混杂一起，这对经济运行扭曲巨大，最明显的是04年政府把一家民营企业关掉，还把它的头抓起来。
做一个简单小结：20年的宏观调控价格政策相对呆滞，解决的问题与造成的扭曲不相上下，数量政策运用的较多，作用优劣兼备，问题不少，行政手段的确立竿见影但是负作用巨大，这三种在宏观管理当中可以相互替代，重数量调节价格调节就难以发挥作用。
我再用一点时间讲一点今年的宏观经济运行，统计局前几天发布了三季度的数据，三季度GDP增长6.8%，比一二季度低了0.1%，连续9个季度6.7%到6.9%之间，说明中国经济持续的稳定，中高速增长区间运行，调整取得了初见成效。取得这个成效不容易，是对十九大最大的支持和献礼，也要看到它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两个方面看，需求结构，消费贡献64.5%进一步提高，有收入增长的支持，前三季度居民消费增长9.1%超过了GDP，但是还有问题，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的消费支出差距6800亿元，占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0%多，虽然中国人勤劳节俭，但家庭把1/3的收入拿去储蓄，恐怕是过高了，原因在于人们的预期不稳定，是一种预防性状况，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是收入超过了GDP，这是好事情，但是9.7%，居民收入增长9.1%，政府收入维持20年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十九大提出要在发展基础上改善民生，使居民收入快于政府收入。关于投资，增长比上半年回落了一点，这和调整有关。政府国有控股的投资增长21.1%，民间投资增长了2.5%，差距从原来的4.8扩大到18点多，统计局发言人称8、9月民间投资加快，但还应该看它的趋势。从去年5月民间投资下降到现在民间投资仍然没有恢复，是政府投资的替代或者挤出效应。这是投资的问题。还有总的投资在下降，房地产投资在增长，房地产投资又是在政府加强调控下出现的，所以也可以看到调控大概不是那么有效，这是第二个问题。
再看出口，净出口16.6%，改变了去年的下降态势，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出口都超过了总出口的状况，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波兰的出口增长20%几40%几，这是很大的成绩。另外有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减少中美贸易的逆差？减少中美贸易摩擦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有一带一路很多城市开出到非洲的班列，重手去空手回问题怎么解决也很重要。三去一降一补，杠杆率有所降低。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在加快，有一些新的科技成果，“复兴号动车350公里”“可燃冰开采”，债转股作为很重要的手段，预计债转股的规模1.7万亿，现在56个项目，签约700多亿，落地的只有10个项目，只有730多亿，落地率只有11%，这也是问题。复兴号350公里好事情，但是影响怎么样，需要做一些科学的评估和说明，因为大家对这些问题有所怀疑。
另外是楼市新政和“租购”并举。2016年我们的城市化率57%，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40%，城市面积这些年扩大很快，2016年到了11.3万平方公里，98、99年4万平方公里，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的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现在城市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是6691人，99年平均是2259人，我们的城市化不是新的城市化，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进入本世纪以来，经济下行和房地产的不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为了稳增长，政府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放松房地产政策，2015年全面出台了启动房地产的政策，包括放弃国有条例90、70的规定，开发商可以改变户型，贷款的首付比例也在降低，在这个政策的刺激下2016年出现了房地产的新一轮高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又进行调控，现在分城施策，原来限购、限贷、限价，3月17号北京市新政，全国进入五限时代，现在“限售”，买了房子有了产权证要持有2年到10年才能交易。8月房地产全部滞胀，政府不仅掌握着土地市场，房地产调控也一会儿放一会儿收一会儿松一会儿紧，房地产的乱象和政府闲不住的手有很大的关系。
以前房地产发展实行重购轻租，有人把板子打在开发商的屁股上，认为开发商追求利润所至。我认为这个不对，实际上是政策有关，政策鼓励买房，放贷利率优惠，房贷和入学绑定，房贷和户口绑定，加上租房的体验很差，房租贵和房源少，才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现在统计有1.6亿人租房居住，占城市人口21%，占全国人口11%，主要由流动人口和高校毕业生组成，国外是20%-30%，咱们是个人租房，国外是规模化的发展，咱们这种规模化的公寓企业只占2%，国外占百分之二三十，德国4000万个家庭45%有房子，55%租房住。现在提出“租购并举”，国务院2016年6月国办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今年5月城建部印发了《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7月九部委发布了《关于人口净增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8月国土部和住建部又印发了《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向租购并举转变。有人预测2030年我国租住人口将达到2.7亿人，一二线成为主战场。
现在28个省市出台了住房租赁实施细则，我觉得整体来讲租赁市场应该有三个条件：一是信用租房，一是租售同权，一是租金证券化，应该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元素。第二个就是租赁市场割裂以后，各大房企纷纷进入，有一些城市是存量市场，二手房的交易大于一手房，开发商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瞄准了存量市场。万科要搞1.8万亿的租赁市场，很多大的开发商都要进入，但是这个市场收益率非常的低，只有1%到2%的利润空间，55%的拿地成本和65%的入住率是它的盈亏平衡点，但是长期可能是有利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租购同权，租赁是一种刚性需求，不仅体现租住的空间，更要体现一系列的公共基础服务和市场化的商业服务，因此租赁需求是一揽子需求的集合。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一系列的关系，比如说租住和就业的关系，集中租住以后出现的社会问题，租赁住房和配套设施的问题，最难的我觉得是租购同权。租的房子能否解决户口问题？如果不能落户仍然不是同权，租房能否入学？是申请的权利还是实际入学的权利？如果只是申请的权利，深圳积分入学就是申请的权利，那是画饼充饥。但是，现在的名校已经是人满为患，怎么解决？说起来容易作起来很难，如果租购同权推进中国的权利平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最后讲一个问题就是国土部和住建部印发了《利用建设用地进行租赁住房的试点方案》。以前认为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开发住房必须要转成国有土地才能用于开发，现在这一点突破了，是大好事应该肯定。但是这个文件有很多含糊不清的地方，集体建设用地包括什么内容没有说明，包括不包括宅基地没有说？第二它还有一个问题，一方面说发挥政府主导，另一方面说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怎么具体操作没有办法。第三是通过这个试点给它自己授权，仍然获得了一项重要的审批权利，同时是在“放管服”的名义下做的。回顾一下土地制度的变迁，土地不是土地所有者拥有的权利，而是政府赋予的权利，现在都是政府赋权，这是土地市场扭曲的根本原因。
咱们知道9.25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文件《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个文件非常好，确实抓到了咱们问题的关键。说它好有几点：一个提出了要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制环境，强调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权益，保护企业家的自主经营权，文件精神不光重复了去年11月27号保护产权的规定，而且有新内容，说研究建立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造成企业家合法权益依法依规补偿经济机制，补偿要探索按照市场价值赔偿，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确定损害赔偿的额度。第二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经营的市场环境，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公平竞争。第三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文化氛围，文件聚焦于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营造诚信经营的激励约束机制，特别提出对企业家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更多的理解宽容和帮助。
这个文件精神非常好，问题在于怎么落实？我讲两个问题：一个是保护产权，两个文件都讲到要从甄别纠正企业家申诉的案件，这个作为突破口是最好的办法。比如说顾雏军案，郎顾之争闹的满城风雨，结果这个案子上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工商联支持顾雏军申诉，法官有21个证据不予采信，给这个案子留下了重审的机会，2013年广东高院重新受理，现在5年了不审不理不判。郎咸平到处演讲，顾雏军做了十年牢，现在等了五年是不是还要等10年？如果从这些案件突破，推动这个文件的落实，确实是好事。关于政商关系，亲清的政商关系很重要，但中国企业不同，也有不同的关系，国有企业亲没有问题，但清就很难。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光是政商关系，还有委托代理，政府是出资人，国有企业和政府还有父子关系，国有企业之间还有兄弟关系，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清？特别是一些官员把国有企业当自家，怎么清？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民营企业，我觉得亲和清都有问题，民营企业在产权上是清的，除此之外很多东西是不清的。民营企业和政府没有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条件，这个关系既不清也不亲，既然国有企业是执政基础，民营企业就是二等公民，考虑到政治安全和财产安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民营企业用一顶红帽子挂靠，现在民营企业要弄一个人大委员当当，我只说一点，二级指标最说明的问题，全国得分最低的是政府权力分配与制衡是0.55分，10分是满分，公权依存度是2.28份，金融市场准入得了3.06分，整个政治环境3.66分，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怎么建立亲清的关系。文件非常的好，精神确实好，能够落实才最好。
盛洪：非常感谢张老师非常好的报告，内容非常的丰富，回顾了20多年的宏观经济的研究。宏观经济的研究往前走，但是宏观经济管理好像没有往前走，这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并不是宏观经济研究没有意义，要给一个成熟的宏观经济管理提供参考、借鉴、帮助，如果强调政府的作用和强调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宏观经济学就没有什么用，实践上我们还要等相当长的时间，但是研究不能等还要不断思考总结。我们请了四位评议人：石小敏、管清友、吴庆、郑超愚。首先请石小敏评议。
石小敏：这20年的历程经过这么多的事，感觉第一张表就是分期，08年作为金融危机的阶段。中国的宏观经济，特别是宏观经济管理在08年以前大致上是向上的，向着市场配置资源，更多的发挥决定性作用走。08年以后是后退，政府的作用大幅度增强，很明显比如房地产，07年到04年这一段，整体来讲房地产大发展的起步阶段，由80年代的培育期到2000年国家体制改革完成一大步，04-07年房地产市场因素占比迅速增加。到今天政府调控的比例大幅度的增加，越调越看不懂了，越调越不象话了。之前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向着市场化法制化方向走是明显的， 07、08年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法律《反垄断法》和《物权法》，08年以后宏观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政府行政手段政府干预明显增加，市场因素退的很厉害。08年以前经济增长主要的模式和WTO有一点关系，招商引资在一段时间内为主，城镇化建设为第二位，还没有像08年以后成为第一位，招商引资制造出口请进来的主要是跨国公司，是技术、管理、市场各个方面，08年以前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很快，大概每年3到4个百分点，08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现在基本全是负的了。这两个阶段差别很大！08年以前宏观经济学的著作写的也很多，09年以后没有像样的著作了，写不出来了没法说这是第一点。
第二讲了标志性的事件，还有一件应该加就是“反腐败”，比股灾大多了，它成为全局性的宏观现象，它不是经济吗？它是一种特殊经济，是跟政治太密切的经济，而且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位置来干，干了五年还要接着干下去，说明宏观管理上有巨大的错误，政治上才能下决心做这件事情。如果加这个事情，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讨论起来就有意思多了，腐败可能导致权贵的财富增长最快，现在反腐败怎么增加社会的吸引力，增加制度的自信，怎么改进？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感觉到了。08年4万亿出台之后我们的模式变了，以前向全球市场前进，08年之后自己单拉出来，要靠自己的城市化建设，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后来很多东西都跟这个有关系，比如一带一路，因为制造业、铁路建设、高铁建设有了基础输出去，帮助其他的国家。这到现在为止怎么反思、总结的？比如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09年以后整个投资比例上了大台阶，不扣折旧08年最高55%，后来70%-80%，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和GDP投资比，净投资基本维持在50%左右，投资效率08年以前3块钱到4块钱可以涨一块GDP增长，08年以后11块钱到12块钱才涨一块GDP。这个数量太大了，全世界没有过，包括日本高速投资的高速增长的时候。
现在债务问题成为中国最大的问题，地方政府五年一届，最后还是中央政府兜起来，中国的货币发行增长最快，这是公认的事实。现在整个拖住了我们，你说城镇化还在中等阶段50%还有一个发展期，虽然一直描绘，但是我看这次真正到头了。虽然城镇化、房地产政府主导占八九成，但是最后要碰到市场，别看市场因素在这里发挥一二成，但是它越来越硬。现在对外碰到汇率，你用公共基础设施补房地产，债务越来越高，然后人民币贬值，十九大之前人民币一定要压在7以下，到了7以上这两年的增长就是零了。看看现在的汇率管制，退回到十年前了，嘴上说“人民币国际化”，国际市场不听你的，那是国际市场决定的。
在国内房地产碰到市场硬头，这一轮涨的过程中商用房没有涨价，30年来商用房一直高于住宅，最后造成商用房租金上不去，改成商改住，最后政府出台买了不许卖，北京和上海都闹事。商用房是最市场化的，不管价格多高，历来租价比是合理的，只有住宅租价比远高于它。现在商用房上不去五年了，同样地理位置价格是住宅的一半，所就麻烦了，一个不允许卖，切一个时间点以前可以卖现在不可以卖，买了东西不许卖，对投资或者炒作杀伤力太大了。商用房的价格上不去，住宅又能上去一大块，纯粹靠财税和金融投机搞上去，现在又不允许卖就麻烦了。还有就是租，叫“租购同价”，租就麻烦了，住宅租价比就太低，最近这一轮涨上去，很多地方一个月的租金相当于房价的700到800倍。现在搞出租房，房地产商建房只租不售，土地出让价先砍一半房地产商才能拿地，这一砍，银行里压着那么多，怎么办？租金更靠近市场，租金是工薪者工资限制的，你把租金能弄上去吗？整个房地产调控已经摸到硬硬的边际点，这几年政府调控越来越厉害，最后要碰到硬岔子了。
这样的一种政府主导，完全相信政府力量，政府了不起的观念和模式，走到尽头了。现在体制改革、宏观调控、宏观管理的进步，法制化、市场化要素在提高，应该好好反思这段的过程。我们这段很多的改革是说，但做不了，很多的管理退回到老的传统退回到相信政府。政府的决策有时候是很愚的。孙政才当农业部长期间，刚调走就出现了毒奶粉事件，李克强时任常务副总理，查是谁的原因？三聚氰氨是哪一站加上去的，奶牛和奶粉是农业部管，到底哪个部门负主要责任？结果工商局一个司长在农业部网站上发现有推广三聚氰氨的文件，到孙政才就无法查了，那时候人家是红人。三聚氰氨是工业品，加一点能提高奶粉的含氮量，提高蛋白质加一点就行了，后来另外一个错误来了，07年底，物价临时管制为08年物价不超过4.8，物价一管，桶装奶、电价都要管，08年那一年油价涨了147美元一桶，跟油价相关的玉米价格，因为可以造乙醇也涨上去了。玉米是饲料，里面兑水，奶里加三聚氰氨，2000多毫克，欧盟的标准是2.5毫克每公斤。我们早就出了大头娃娃了，查不出原因，日本查出来了，说是新西兰奶粉，新西兰又查到了根源，最后我们多大的损失啊？奶业像蒙牛之类的一买它都注明进口奶粉。
我就说三点：张老师讲的非常丰富，引起我们很多同感，实际金融危机前一段后一段，在宏观管理和调控上，出现了两个非常不一样，以前好像还在前进，这次是退步了。第二就是五大事件里面加“反腐”可能对宏观经济观察更好一些；第三现在这个宏观调控模式走到尽头了，从房地产就可以看出来。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盛洪：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有很多的问题，用宏观经济学分析不出来，要用政治经济学分析，互相综合的进行分析和思考。小敏讲到住宅租价比，它是两个市场，一个市场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要租房子，这是需求函数，就这么多。买房子的不是他们，买房子的是另外一群人。我们做过国有企业的研究，他们的平均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7倍。两个消费者群体，一个群体的收入是另一个的7倍，完全是两个市场，但决定房价的一定是7倍的那个群体。房地产我们也做过研究，一个是土地用途的管制，多少地用于住宅，多少地用于商用。有所谓政府的用途管制，它认为自己很聪明，这么多的土地用于住宅，这么多的土地用于商用。其实没有什么根据。结果住宅价格贵，就搞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把住宅土地占了很大一块，真正进入市场是很小的一部分。更小的供给进入到商品房市场，一大块经济适用房不受市场调节，房价可能涨得更多，这背后有很多政府自作聪明的管制。再有就是为什么他们总在管？我说“因为管制所以管制”，因为前一段管出毛病了，所以又来管。哈耶克很早就说这样的话，为什么管？因为它原来的政策出毛病了，他们总是把自己管制的理由说成“有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下面请管清友评议。
管清友：张老师讲的非常全面和系统。我们前一段也在讲前后20年的比较，也做了一些总结，从失衡的情况、从要素扭曲等等也做了总结，时间的关系不详细介绍，我想重点从这个角度对张老师做一个补充。最近20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货币供应的高增长和影子银行的膨胀，影响到了资产价格，表现为宏观的杠杆率和企业微观的杠杆率居高不下，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债务风险。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到03年这段时间，处于经济衰退、箫条慢慢的恢复时期，2001年“911事件”格林斯潘通过降息手段刺激经济，08年全球的量化宽松，过去20年我们的货币环境相对宽松，01年和08年比，08年以后的宽松程度越来越高，因为要应对更大的危机。实际上2001-2008年全球已经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美国次贷危机造成了全球金融危机，08年以后宽松是对危机的更大的矫正和应对，以往找不到这样的模型和支撑，也是这十年以来，很多学者重新反思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很重要原因。
我们觉得里面涉及的因素和原因很多，在很多场合讨论的是新问题，我们讲到宏观政策还来自于凯恩斯的基本套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形成等等。我自己最近十年的企业工作，感觉理论上有一点滞后，和张老师讲的90年代和新世纪初的学术著作有一点滞后，张老师提到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这都是我们念书的时候经典必读书目。前一段时间有人讲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进入贫困状态，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块是宏观经济学家没有把金融体系的膨胀纳入到宏观经济模型当中，这个问题说起来有一点久远，要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后来进入无体系时代或者牙买加体系时代，国际金融市场以美国为代表迅速膨胀，到现在经历了40多年的时间。金融体系加速膨胀，比如全球衍生品的规模和上升速度指标衡量，2000年以后和2008年以后，比如我们特殊的货币创造，有人总结为地根决定票根，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关。
影子银行的膨胀与我们的监管滞后有关，我们本来是分业监管、分业经营，2012年全国经济会议以后，混业经营、金融创新迅速的做大，很多的通道业务、委托对外投资业务都出来了，这里面有很多背景，利率市场化导致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减少，商业银行必须做大规模，资产端的收益率很难提高的时候，就要通过对外委托投资提高它的收益率和负债端平衡。2011年以后影子银行体系的膨胀是整个宏观经济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和股灾、债灾和房地产市场价格膨胀有一系列的关系。比如这次监管以后，很多券商的通道业务收缩，在此之前很多银行通过这个通道和信托发生银信合作，券商也做风控，但是它的责权利不对等。美国金融危机CDO、CDS层层嵌套，最后发现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出现相对系统性的风险，货币高增长不管用哪一种原因解释，必然带来影子银行的膨胀。08年以后与01到08年之间有很大的不同，08年以后货币高速增长更多的体现在资产价格，01年到08年既体现资产价格上，也体现在CPI价格上。这些货币供应没有消失，应该说全球中央银行都在思考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经济体系没有出现更好的资产与之匹配，会酿成很大的金融风险。今年金融监管强化以后，股市总体上比较平稳，债券市场进入调整，汇率因为中央银行的管制相对比较平稳，很多其他的资产领域比如房地产和比特币等海外的资产都出现泡沫化的情况。影子银行的膨胀必然表现在资产价格和一般消费品价格上。
盛洪：你讲的影子银行是什么？
管清友：就是银行系统以外的借贷活动，很多银行把很多的表内业务转到表外去做，所谓的非标业务，更多的表现在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金融技术手段的发展，非银干了银行的事，没有人管它，但是现在管，他该挣的钱也赚了。石老师讲的政府权力强化，不仅是中国如此，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拉美、印度都是政府权力重新强化，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也是这样。这里面涉及到民众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看法，不同的利益阶层的博弈，中国的情况因为要刺激经济要靠政府拉动，政府权力的回归以及08年以后法制化市场化的方向有一点退后。实际上逆全球化也是这样发生的！
第三个我想补充，我们曾经想做一个解释，中国20年或者40年的发展，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按照老的模式，可能仍然可以持续，不做价值好坏的判断。我们有一个强大的路径依赖，比如国有体制、政府权力大，这都是路径依赖，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形成了新的双轨和新的剪刀差，国有企业和国有机构向市场化的机构和企业收取了“体制租”。我们看到国有机构和国有企业慢慢的收缩，有人用了一个比喻——垂直结构，集中在上游，数量在缩小规模不一定小。产业中、下游的，这四十年尽管不成熟但市场化程度还是比较高，也不能说国有的这块没有市场化，他们也进行了部分的市场化，但还是靠政府的权力，加上垄断的地位，加上市场化收取了“体制租”。
民间的创造力、活力，简而言之“中国的韭菜还足够割”，我们的环保管制关掉了一大批中小企业，但是过几年一大批中小企业又起来，但是国有企业仅仅是数量的减少，仍然存在，它通过“体制租”和“割韭菜”的方式收取了租金，叫新剪刀差或者新双轨都是这个意思。现在城市化的空间还比较大，虽然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加上路径依赖和特殊的国情，目前来看，即便按照传统的这种增长方式我们还能循环下去，至少在全球平均水平保持比较高的速度。石老师讲到我们越来越遇到天花板，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TFP开始出现下降，政府干预越强，货币超发越严重，TFP下降的越严重。有人说70年代以后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的增长幅度很小。
最后我想补充，在宏观经济现象里面新的不可能三角——“资产泡沫、汇率和利率之间的不可能三角”。我们这几年做的是稳汇率，国内的情况是抑制住资产泡沫，资产价格和汇率是稳定的，利率出现了抬升的情况。这三者很难同时实现，这三者都是价格，资产价格、汇率、利率对于资产配置和融资成本影响不一样，这三者的变化很难有充分的预期。我们总结了新的“不可能三角”我就补充这几点供大家参考。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盛洪：管清友讲的货币供给和资产通胀值得深入讨论。现在股票市场被打垮了，股价这两年几乎没有太多上升，但是房地产的价格了不得，肯定有货币的因素，这里面比较复杂，它既没有表现为CPI，也没有表现为股价上升，最后跑到房地产去了，这是可能的。关于影子银行，如果是指民间的货币市场，也不要轻易去管，这也许是对国有银行错误配置货币的纠正。下面请吴庆来评议。
吴庆：前天听说张老师要讲宏观经济运行和分析20年回顾，我就决定来学习学习。我在上一个工作岗位工作的时间正好是20年稍微多出一点。20年里多数时间关注宏观经济。
96年我到中心实习就在宏观经济研究部。当时马建堂刚刚离开宏观部，米建国主持工作。很快刘世锦就调到宏观部任副部长。那时候宏观部只有两个研究室：一个金融室，一个财政室。金融室只有两位研究人员，魏加宁和张承惠。财政室还多几个人。
回顾过去20年，中心宏观经济研究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90年代中期的宏观经济研究是为了制订政策的需要，需求拉动型的宏观经济研究。需要货币政策，于是有一个金融研究室；需要财政政策，于是有一个财政研究室。它的构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当时并没有多少宏观分析的内容。
到90年代后期，我们把张利群从发改委吸引过来，中心的宏观形势分析上了一个台阶开始根据统计局公布数字定期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后来又开始弄模型。中心成立金融所之后，高善文来工作过。大家知道他在券商宏观分析师当中连续几年排名第一，很了不起。不过他的分析方法到了08年就不那么好使了。
08年开始，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开始建立新的宏观经济分析架构，逐渐有了新的一套范式。
从研究分析的角度分阶段，我个人倾向于这样划分。
给宏观经济分析方式分阶段和给宏观经济形势分阶段，分割点应该不会都重合。08年重合了，是个一个巧合。08年的危机很多人没有预测到，收到的心理冲击很大。08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学家都开始走上另外一条道路，把国内、国际放在一个模型里观察。之前没有多少人这么做。
张老师刚才讲到香港回归和亚洲金融危机，关于当时中国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对自己好还是对世界好还是对亚洲好？我当时已经在中心工作，所以有一些认识。
当时中方判断贬值对自己不利，于是决定不贬值。做这个决定的时候，真还没怎么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等到中方宣布决定以后，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外的研究者，特别是美国人对中方说：你们这么做能够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的稳定，你们为世界做了重要的贡献。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正在为亚洲金融市场稳定作贡献。于是我们在宣讲我们的政策的时候加上了为区域金融稳定作贡献的内容。
那么，事后看我们是否为亚洲货币市场的稳定，做贡献让我们付出额外的代价？
学界可以研究和争论很长时间，而我的看法是“没有”。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已经被迫地自由浮动了，如果说人民币也浮动，说白了就是贬值。如果我们也贬值，周边国家的货币可能竞争性地贬值。一直贬下去，没完没了。怎么解决当时的问题？就是汇率调整。当时汇率失衡了，人民币汇率太低了；时间长了，我们受的了，他们受不了，他们不得不降下来。当时人民币维持稳定是让亚洲快一点实现平衡的做法。
还有，我们其实另有收获，那就是人民币的地位在亚洲快速提升。如果没有那次人民币地位的迅速提升，03年以后人民币国际化的事情是不会有的，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银行来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当时周边的国家跑到中国见周小川，要求人民币国际化。
再讲一个与中国正好相反的案例，日本。当时日本做日元国际化的努力，提出一个设想“亚洲版的IMF”就是亚洲货币基金AMF，相对于IMF的机构，但是日本在亚洲没有号召力，因为危机期间日元丝毫没有承担，如果日元维持稳定对日本的伤害不会很大，但是他们没有维持稳定。所以，关于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好是坏，我个人看法是“好”。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4万亿。有一个看法我以前讲过，就是四万亿08年年底出台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到了09年一季度的时候就不对了，配套的政策用力太大，问题不在4万亿本身，而在于信贷宽松过了头。当时信贷政策、监管部门、幕后操作、鼓励商业银行发贷款，商业银行很听话天量就放出来了。
我们批评的是09年看到已经过头了但是没有纠正。从09年年初就看到这个力度保下去就会过头。
当然，研究者和决策者的视角很难完全一致。作为政策研究指出这一点没有错，但是作为决策者它可能处在夹缝中。在四万亿和批评之间，中间有难以拿捏的地方。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美国人是这么讲的。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是那段时间最大的受益者。决策者意识到这件事情，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希望全球化不要倒退，所以决策者在08年底赶在G20峰会的前几天决策四万亿。我们想以自己的行动维护全球化的格局不要退步，至少不要退步太多。
后来我们的愿望通过G20平台实现了。四万亿是我们对G20的一个承诺，可以看成是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收回承诺世界会做出什么反映也不一定。当时去全球化的浪潮很汹涌。总的来说，中国那时候只是做的不完美，但是并没有犯方向性的错误。这是我最近的想法。
第三讲到现在的房地产，楼市新政租售并举的问题，我同意大家的看法。这个房地产市场离市场化越来越远。租房市场和买房市场是两个市场，中间是有机关联的。有关房地产的经济学道理非常简单，以至于哈尔•范里安把这个模型放在中级经济学的最前面的章节来讲。
但是我们把原本有机关联的房地产市场又切割成不知道多少个市场。
没有哪个投资者是傻瓜，买了房子让它空着，投机房子就是为了赚钱。如果有一个好的法律保护，房主怎么会让房子闲着呢？我们先打压包租公包租婆，然后用国有的力量培育包租公包租婆。好像荒唐，但就这么发生了。
我赞成石老师的观点，未来房地产市场也会出意外，几年前出了一本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很多老师都在推荐。我觉得应该有另外一本书出版，叫《为什么中国不失败》。有一些经济学的预言迟早会发生。例如七八百倍的租售比，除非利率接近零，除此之外无论如何都不太可能维持。
我的评论就这些！
盛洪：下面请郑超愚评议！
郑超愚：有幸多次参加双周论坛的宏观经济学术报告会，也曾经参加“宏观中国”会议。我对张老师说的这三本书，印象深刻，受益非浅。张老师和樊纲老师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让我们知道中国人可以建立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显示理论自信。戴园晨老师的《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里面的宏观经济研究回顾和综述附录，反复读过，从中学习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发展史。张老师参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理论转型和宏观经济学构造的全部过程，最有资格和能力来回顾和总结过去20年和过去40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和和调控的历史经验。我1985年入大学，赶上宏观经济分析的转型期，因为没有如何理论基础，接受宏观经济的没有痛苦。我读的是人大计划专业，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再到工作都是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专业，现在的国民经济学专业。也许因为从理科考进大学，很难理解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为考试而学习。本科时，在计划、统计和综合平衡的核心课程之外，接触到丰富西方经济学的课程、教科书以及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可以思考和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
梳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工作，我建议视野可以更开阔些。张老师主要关注社科院，应该适当关注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和发改委的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和宏观经济研究院，也应该适当关注高校的有关教学研究机构。发改委的王积业教授，我的博士生导师，他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很快出现在十三大报告里，仅改动一个字，即正式报告中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是40年里的里程碑式研究成果。巴山轮会议好像也是国家计委出面组织的。国外专家普及现代经济学知识，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建议的核心就是华盛顿共识。巴山轮会议后，还组织过多次的同类会议，国内与国外的权威人士就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问题进行交流和对话。王老师说，几次会议下来，他感觉外国专家基本重复华盛顿共识的那几条内容，对于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如何过渡，却提不出现实可行的操作建议，还倾向于用前苏联的激进过渡方案来否定我国的渐进路线。现在中国经济很成功，北京共识战胜华盛顿共识似乎也成了新的共识。不过，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不是绝对对立关系。伯南克就讲过，华盛顿共识是目标，北京共识是途径，所以北京共识的成功恰恰证明，华盛顿不仅是合意的，而且是可实现的。高校系统里面，宏观经济40年不可能或缺人大的计划统计学院和计划统计系，不可能或缺李振中老师主编的《计划经济学》。桃花源中人，我不应该多说，请张老师予以关注。不管学术倾向和研究水平如何，我们确实是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和层次最完全的国民经济学教学单位，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的宏观经济管理、研究和教学人才。
比较宏观经济研究的三大组织体系，社科院的学术研究更纯粹一些，有时候也更激进一些，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则相对稳健，而高校直接面对青年学生，重视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学术范式转型相对慢一些。至于知识结构问题，凯恩斯讲新思想之所以战胜旧思想，是因为旧思想的人不在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悲观，国民经济计划很快就转变为宏观经济管理。然而，宏观经济管理很快外延扩张，转变成国家管理，无所不包。宏观经济学现在是显学，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宏观经济学家，绝大多数著名经济学家都是著名宏观经济学家以前人人谈体制改革，现在人人分析宏观经济，结果是大而化之，有高度没深度。
什么是中国式的宏观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金融的经济学和农业的经济学。首先是政治的经济学。CEO也成了首席经济学家，以吏为师，自然会按职位论观点。宏观经济学是科学，不是艺术，不应该庸俗化。特别是面对宏观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避免从决定论（determinism）到命定论（destinationism）到失败论（defeatism）这样的研究路线。其次是金融的经济学。大批人才从政府部门、学术部门、实体部门聚集到金融部门，竞争激烈、待遇优厚的宏观经济分析师职业确实提升我国宏观经济学研究水平。由于在预测政府行为的基础上开展宏观经济分析和支持商业决策，无意中缺乏对政府行为应该是什么的是非对错规范分析。最后是农业的经济学。人大农经系出了许多领导人，也出了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倚重历史和经验，容易理解和接受，直观和明确的结论，这是流行的宏观经济分析。但是，宏观经济学是反直觉的，对复杂体系进行抽象和简化，对一般体系进行局部分析，借助数理模型进行长链条的推理分析，其细微处不是鉴古知今、看图识字的眼球检验（eyeball test）可以胜任的。可以对比的是美国，美国经济学家中自称是宏观经济学家的没有多少人。
政治的经济学、金融的经济学和农业的经济学主导宏观经济分析，学术水平和预测能力能有多高呢？今年增长速度能够超过去年，2002年到 2016年构成一个完整的波谷-波谷经济周期，其中2007年前是周期扩张阶段，2007年以后是周期收缩阶段。我同意石小敏老师的看法，2007年前宏观经济运行良好而宏观经济政策正确，2007年以后宏观经济运行困难，宏观经济分析也屡屡失误。次贷危机发生，不可避免地从美国传染到中国。然而，由于过度自信，相信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的两个引擎，进而相信中国一个引擎也能够推进世界经济，盲目接受国际经济周期的脱耦假说。2008年初，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是“防止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4万亿投资的需求刺激方案实际上是滞后的，刺激方向没有错误，后来问题出在产业结构和信贷政策上。2009年经济增长触底，2010年和2011年的高速增长是恢复性和补偿性的，政府工作报告却连续两年宣布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提前退出需求刺激政策。之后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滑，正是标准的二次触底现象。面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严重，又错误认为是反周期需求管理的政策失败，发明所谓边际政策效应递减来自我辩护。次贷危机期间，我们普及“大而不倒”理念，我觉得更应该形成“小而不成（too small to succeed）”理念。对于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操作，若需求刺激效果不明显，不是表明需求刺激不起作用，而是表明需求刺激力度不足。非传统的QE货币政策是针对零利率条件下的流动性偏好陷阱具体设计的，其大前提是坚决和迅猛的反周期需求管理政策取向。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前，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说明为什么次贷危机结果只是大衰退而不是大萧条。次贷危机发生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失业率上升、房地产价格下降、银行呆坏账积累、居民财富缩减等危机负面影响，比大萧条开始时严重得多。但是，1929年没有凯恩斯，次贷危机有了凯恩斯和宏观经济学，从而能够进行反危机的需求管理政策。按照实行QE货币政策的先后次序，美国、英国、日本、欧元区依次复苏。曾经处于经济复苏快车道的中国，现在反而处于慢车道，在经济复苏进程中落后于美国，在经济增长前景上也不及美国乐观。
任何一个宏观经济时间序列，都能够分解为周期成分和结构成分；任何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可能是周期性原因，也可能是结构性原因的。次贷危机的宏观经济分析，最本质分歧的就是旧周期与新常态对立。经济繁荣时是新经济，从而要告别经济萧条；经济萧条时是新常态，从而要进入无就业复苏或者低生产率时代，这种顺周期的宏观经济话语在美国历史上不断重复，1970年代滞胀时如此，次贷危机时也如此。我国选择了新常态，认为长期高速增长后速度自然下降。别的国家选择了新常态。美国和欧元区基本恢复到危机前增长速度，而日本危机前不增长，现在开始重新增长。特朗普出台减税政策，大肆宣传美国增长速度能够进一步提高。卢卡斯领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对需求刺激政策，他的替代政策方案“4% 解决方案（4% Solution）”自以为能够将长期增长速度从公认的3%提高到4%，同样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是非常乐观的。回顾次贷危机，应该可以事后判断旧周期与新常态谁对谁错。
张老师曾经在双周论坛上剖析我国价格改革闯关的经验和教训。我记得在评议中说过，对历史需要同情式理解，同时也应该学习萨缪尔森的辉格史观，理性重构历史，而不是存在即合理，人间即天堂。宏观经济学的真正魅力，就在于其优化和设计宏观经济运行的进步主义立场和社会工程可操作性。经济增长速度能否进一步提升？四万亿投资效果如何？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能否回复？没有一个成功赶超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不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曾经为人羡慕的高消费、低储蓄和消极工作、无物质利益追求的国外高尚生活方式，在次贷危机冲击下丑形毕露。我一直主张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3H模式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现在看来，3H模式只是中国经济可能的高水平均衡状态，中国经济也可能陷入低储蓄-低投资-低增长的3L模式的低水平均衡陷阱模式。当前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的认知结症，就是对经济增长前景过分悲观，对总体经济景气过分满足，从而宏观经济政策过分消极。如果能够乐观预期经济增长前景，那么就能够正视严重经济萧条现实，从而能够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
真正的中国宏观经济学或者宏观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应该研究中国问题，应该由中国人研究，并且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应该具有超越中国的普遍理论意义。“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就是特例中的普世价值。现在多的是细碎化和经验性研究成果，越来越精致，仍然是运用既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来分析宏观经济问题，议题创设和理论建构能力薄弱。孔德的社会科学发展实际三阶段论，即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三阶段，可以描述用来宏观经济学术史。神学阶段是自在阶段，一方面对宏观经济问题自由放任，另一方面赞叹宏观经济自我均衡的自然奇迹。形而上学是权利辩论阶段，在高速经济增长与公平收入分配、充分就业与通货膨胀对立中争论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进入实证主义阶段，才是实证的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多研究些问题，不研究主义，不再纠缠于宏观经济管理的是否需要和各种宏观经济目标的有无选择。以此为参照系，我们的宏观经济学究竟在哪一阶段呢？
次贷危机十年，似乎对学术届没有多少影响。研究次贷危机以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仍然是十年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在一般均衡体系上附加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学习的偏离和扭曲，引入异质主体假设。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质询宏观经济模型为什么没有能够预测次贷危机。DSGE模型的回答是，它是长期平均的均衡模型，而次贷危机是特例，所以未能预测是正常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是操作上无意义的。2006年，《通论》发表70周年，凯恩斯逝世60周年，当年只有简单的纪念活动，次年爆发次贷危机。次贷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王者归来，美国政府和IMF的高层经济学家是凯恩斯主义者，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是凯恩斯主义政策。
盛洪：一看郑超愚是过来人，越研究越谨慎。宏观经济就是复杂系统，人的理性有限，我们都在盲人摸象，越年轻越气盛，一两个公式就预测世界。我们要清楚自己的智力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对自己的理论保持恰当的程度来理解和分析宏观经济。
谷平：今天听了张老师的演讲，时间跨度和视野都非常不错。我就讲几点：第一如果从长周期来看，决定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相对长期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人口、体制发生变动和技术发生变动。这是一个长变量，但这个长变量很明显，有几个因素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说人口，这是第一位的因素，人口红利在减少。第二体制改革，08年之后是一个大的体制的回归；第三是技术的因素，原来引进外资的同时，装备、管理、技术发生变化，现在越来越要求我们以原发性创新来推动技术进步，因为核心技术的引进受到了明显的制约。
中期变量张老师也谈到土地资本化和住宅商品化，从90年代末开始这一轮的疯狂，但可能少了一个小的子问题，即伴随着一个开发区模式。它正好和土地资本化、住宅商品化配合在一起，取得爆发性的扩张。这个过程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开发区边界范围内达到盈利，就业、税收和GDP增长同步，政府投资是赚钱的，这是狭义上的赚钱。第二个阶段是政府广义上赚钱，即虽然狭义的开发区政府本身不赚钱，但是要素聚集把周边的商品房房价抬高，综合下来还是存在盈利性。第三个阶段是彻底亏本，为了新城开发，干脆老城废弃重新建，基本100%都亏损。五六年前我去调研重庆的两江新区，一看就觉得开发区模式不行了，因为那么优惠，税收都是负的，倒贴富士康让它投资，但富士康都不愿意投了，因为生产规模过大已经不经济了。慢变量效应的衰减和中期的开发区模式这两个衰减重叠，就引发了所谓的新常态。
温家宝政府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上来就干4万亿，这跟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政府政策分不开的。朱镕基时期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也很大，民营企业垮掉一大片，但是它的政策是渐强式的：开始降利率，不行了就降低准备金率，再不行就上财政政策，五年才把经济拉起来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一来，温已经当了总理，觉得不能这么干了，上来就4万亿政府投资，而这些资金又大多投给了国有经济部门，从而导致所有制结构的恶化。我就讲这些！
张曙光：感谢大家，小敏提出“反腐”为第五件大事，意见很好。还有很多的意见今后可以讨论！宏观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最后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