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马勇教授强调之所以应该关注这个话题，是我们的教科书还严重地停留在原来的状态，不同学科的讨论还是从原来的基点开始，这个基点是40年前，而近代史研究40年来进步已经很大，已经走了很远了。
回顾40年前近代史研究的状况，马勇教授表示，那时候中国近代史和今天我们从事研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是绝对革命史叙事，后来所有的因素在当时（1978年）都不存在。那个时候的研究是从延安走过来的，范文澜、刘大年，包括社科院的院长胡绳先生，他们那一代主要从延安，更早从1930年代左翼文化，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这么一路走下来，提供革命叙事的大框架。今天去看，到1949年并没有建立很自洽的完整的叙事，它解决的问题也就是革命的正当性和取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是意识形态和学术纠缠不清。70年来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还一直论证革命的正当性，从现实的层面来讲是有问题的，所以从80年代开始，知识界就有一些先行者提出，能不能从一个革命政党往建设性的政党转型，到90年代的告别革命，都可以看到，是对原来革命叙事的一种扬弃或者批判性的继承。
在40年前革命叙事的影响下，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看法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40年前这么说，到今天我们的教材也这么说。这个过程当中讲的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的目标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当时记的很熟的套路，比如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这些东西，性质、宗旨都是这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三大高潮，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和辛亥革命。这三大高潮、八大事件基本上格式化了，一直到现在，官方史学（正统史学）还是这样讨论。历史人物的讨论，基本上就是脸谱化的讨论。
谈到40年研究的变化，他认为这些年近代史能够有所进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史料的发掘出乎我们一般的估计，大家觉得很多档案的保密太过分，都没有公开，比如中央档案馆基本没法利用，第一历史、第二档案馆核心史料基本上没法用。这是一个很巨大的遗憾，我们有《档案法》，但并没有按照《档案法》的规定，到期就自动解密和公开。国家清史委员会在过去这十几年整理出版了各地的档案，还出版了大量近代的文集，另外，近代史的专题资料编辑也在加强，比如北洋军阀档案、抗日战争史料、民国历史史料等。对有意识留存的史料和无意识留存的史料，如何鉴别和取舍也引起了研究领域的注意，比如胡适日记、蒋介石日记。最近几十年近代史的研究，完全不一样的观感是整个近代中国的报纸杂志几乎全部都电子化了，这是过去根本没法想像的，借助于科技技术的进步，给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同时，底层社会记录的没有发布的手稿，也给研究提供了新观察视角；近年，公共史学特别是口述历史的快速发展，也拓宽了中国近代史研究。
在充分肯定中国近代史研究40年进步的同时，马勇教授也表示，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有需要警惕的问题，比如碎片化、平面化，大的问题很难形成讨论，职称的评定、科研评估体系也使大量拼凑数量的现象出现。
最后，马勇教授描述了他理想中的中国近代史描述图景。他认为理想中的中国近代史描述应该抛弃两个议题：怨妇情绪和悲情叙事。他特别重申，一个理想的近代史的描写应该从世界一体化，从全球史的视角看近代中国的转变，一个理想的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架构，就应该写成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走进中国的架构，一个封闭的中国肯定不是近代史的目标，一定是世界进入中国的过程，当然也是中国走出去的过程。这样中国近代史的描述才会给我们更科学、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尽管近代史和现实有很多的纠葛。说到底，它毕竟还是历史的学科，有很多主观的评判，但最终它还是要落实到史观的呈现，描述、历史逻辑和历史事实之间一致。这就是他理想中的中国近代史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