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作为长期专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专家，刘守英教授首先指出，中国关于农村发展研究，有两方面关注不够，一是结构转变过程，农民从原来的乡村到城市，产业则从农业到非农业，对结构转变的复杂性和突变可能关注不够；二是结构转变复杂性和突变性，中国这一轮的转变是农一代和农二代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中国结构转变导致结构转变革命。
他认为，由于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主要还是农民跟土地跟村庄的关系，过去土地关系关注的比较多，农民跟村庄的关系关注不够，村庄作为一种制度，不光是一个空间，村庄对现代化的影响严重被低估。观察中国转型，人离开不离开村是一个关键点，乡村工业化还是一个不离土的工业化，还是在乡土社会。90年代中期开始，农一代引起了结构转变，第一代农民工离土出村，从东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第二是离村回村。农一代对整个中国结构变革的影响是转变，没有引发整个中国的结构革命，对土地的持有的权利观念还是非常强的，没有发生非常根本的改变。农二代是真正的结构革命，是彻底的改变，跟农一代有非常大的差别，主要的特征是受教育程度高、不回村、不盖房。
这种状况带来了村庄制度的巨变，老一代学者研究农村都是以乡村为单位，但是后来整个中国村庄没了，村庄本身有一整套的制度，是一系列的制度支撑着乡村治理，农二代带来的村庄制度的巨变，一个就是人口代际差异的变化，农一代是人走资本回，出村回村，农二代是人走资本不回，出村不回村，中国整个村庄制度的解体跟它有非常大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要面对如何应对农二代的问题，这群人第一不认同村庄，第二肯定选择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不可能再回村，这群人对中国结构转变是革命性的。
刘守英教授表示，城乡中国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存在第三种形态：乡土形态、完全城市形态、城乡结合形态。而城乡互动作为发展的必然在中国应该是相当长时期的事情。与此相应的，需要重新认识农业、农民和乡村，改变农村和城市化公共政策思维。他强调，围绕未来中国转型土地制度改变是绕不开的事情：第一农村土地的制度安排，怎么跟农业经营相配合、第二村庄必然分化宅基地怎么配合、第三集体建设用地必须放，不放就难有良好的城乡互动。
刘守英教授最后总结认为，现在我们的对代际差异的认识，对城乡中国形态的认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认识都严重不到位，导致的结果就是城市、乡村，公共政策研究在现有这套制度走下去，政策的效率会越来越低，还有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的这套制度在阻碍中国城乡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