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学者不是被权力俘获，就是被资本俘获，被真理俘获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但是今天到这儿来一看，好像我们都很尊重真理，都在被真理俘获。
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希望得到在座诸位老师的真诚批判。因为这个观点比较新颖，在网上经常被人指责，什么异想天开、不自量力，--还有很多难听的话。但是我觉得张维迎老师受到的批评，包括人身攻击比我多。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超越计划和市场，构建网信时代的协同经济新模式"。维迎老师知道，大概在90年代中期我们在一起讨论通信领域改革遇到的垄断与竞争，自由与监管难题，后来全世界在铁路、电力等公共经济领域的改革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再加上近20年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实践。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核心组，逐步导出了新商业模式和新经济思维，应该说在经济理论前沿有了一些新的突破。
1、互联网精神并不支持新计划经济
今天的主题还是讨论新计划经济能不能实现的问题，我在网上写过一篇文章，说“新计划经济是穿新鞋走老路”，其实互联网精神并不支持新老计划经济。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基于大型计算机的新计划经济的概念。最近马云又提出，未来30年，计划经济成分会越来越大。刘强东说共产主义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它的特征就是“公司全部国有化”。这是个很荒唐的结论，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认为国有化只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一个过渡，而“联合起来的社会所有制”才能代表共产主义。
我最早是搞通信技术的，我始终认为技术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一定会改变生产关系和经济理论。1985年我去找于光远老师，说我是位通信工程师，要改行搞经济研究，希望得到您的指导。于老说没关系，我就是学物理学出身，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你既懂技术又研究经济挺好。他又说邮电通信的经济问题不同于传统工商业，但又很重要，可能会成为将来整个信息社会的经济问题。从此，我开始研究社会信息结构从中心辐射、分级控制、到扁平关联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
据我所知，80年代初我国就有人提出一个设想，就是利用大型计算机系统，建立经济国民规划部，每一个经济主体，每天都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销售多少，都由这个部门精细计算出来。1988年在全国情报所长软科学培训班上，有位控制论专家说，我国经济总是“一放就乱，一控就死”，如果能建设一个大型计算机系统，就可以找到国民经济的最优控制点。我在他后面讲了7个小时《信息经济学》，我说用集中控制的思维永远找不到最优控制点，因为控制中心掌握的有效信息永远少于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总和。将来对经济最有效的信息结构不是中心控制论模型，而是网络协同论模型。
我是信息通信业发展与改革的见证者，期初我国搞数据庫建设，就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学习德国和法国的做法，由中央邮电部来搞一个大数据中心，法国叫远程数据处理系统，他们发展了600万可视图文专用计算机终端，人们必须到邮电局去上网，检索中央数据库的各类信息。另一个选项就是美国互联网，当时刚刚从军用开放到民用。我国先按法国模式搞了一段，发现有问题，很快转向美国模式。后来我到法国考察，问他们的可视图文系统咋样了？法国电信的人说，600万可视图文终端想搞互联网改造，两年才改造了40万。后来决定拆除，回到美国的互联网模式。人类社会的信息结构也代表它的经济结构。中心辐射是农牧时代的经济结构，分级控制是工业时代的经济结构，扁平关联才是信息时代的经济结构。我多次讲过，广播代表最落后的生产力，电信代表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只有互联网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
1976年我参加长途自动电话网标准的制定，北京市独占01城市冠号，上海、广州、沈阳、西安等八个大区分享02，其它按行政级别形成五级汇接。由省中心、地市中心、县中心按级别分配，结果很不合理。如果你要想打长途电话，两个村子虽然离得很近，但不是一个省，就要一级一级通过两个省中心再转回来。当时有的专家提出来应该按照华北区、东北区、西南区平行分配城市号码，但是没有被采纳。前几年，长沙、大连、深圳都想要026这个城市号码。好多人问我这个事，我说现在再争城市信息结构的级别毫无意义，因为人们用固定电话越来越少，手机号码是哪个城市也搞不清楚了，互联网微信视频连境内还是境外都分不出来了。
自古到今，原始社会也离不开信息传递，但是从中心结构，到宝塔结构，再到扁平结构代表客观规律，也就是人类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规律。计划经济只适合生产力不发达和物质匮乏的特殊年代，现在有人提出用计算机、大数据召回计划经济，肯定是刻舟求剑。因为互联网的开放共享、扁平关联、协同互利精神并不支持新老计划经济。
2、应该认真面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迷失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遇到诸多问题都拿不出令人满意的经济学解释。诺奖经济学家布坎南说，现代经济学已经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斯蒂格利茨说，一旦引入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这些更接近现实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和帕累托效率的理论就站不住脚了。这一点张维迎老师在一次会议上也讲过，原话是“市场经济没有失败，市场经济理论已经失败”。张五常在《经济学为何失败》的讲演中说，斯密哪个年代不自私不行，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自私既可以使人类发展，也可以让人类毁灭”。他说亚当•斯密并没有没说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而是说面对当时的环境，人不私自不行，是后来米歇尔说的人的本性就是自私。张维迎老师也说：真实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完全竞争，人们也不会只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还要追求声誉和社会地位。就像马斯洛那个五级需求模型，人类解决了温饱，必然还要追求更高级的需求。尤其进入互联网时代，就像刚才张曙光老师讲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越来越紧密，每个人的决策都会引起相关者的连锁反应”。因而个人主义还原论，以及“个人为个人，上帝为大家”的理论前提就很难站得住脚了。
我觉得自由市场和集中计划都无力引领新经济时代。我称之为信息生产力或者信息化3.0时代。因为信息化1.0，主要任务是信息交流，打个电话，发个邮件。信息化2.0，主要任务是交易、交往，在网上买点东西，或者社区生活互动。现在进入信息化3.0时代，包括智能制造、3D打印、农业信息化、工业信息化。农民上网不仅仅是卖农产品，而且是用智能手机监测和控制农业生产环节，用无人机来施肥、治虫，进入信息技术直接为生产服务的时代。
我国特别重视信息经济和信息消费，李克强总理多次敦促网络提速降费，这让笃信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非常不爽。但是中国信息通信和互联网应用正在登上世界第一把交椅。而美国信息通信从拆分到合并，从取消管制到重建管制，再到新型管制，走了一条更大的弯路。
科斯曾经认为，产权不明晰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还是理性经济人。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他们的经济思想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科斯认为保留公共领域就是公地悲剧，都应该私有化。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经济的扩展，公共领域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许多学者开始质疑，土地可以是地主的，工厂可以是资本家的，互联网是谁的？科斯理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连他赖以获诺奖的无线电频谱私有化的主张，也正在被“网络中立”的社会化理论所代替。
3、必须同时超越凯恩斯主义和达尔文主义
传统市场经济有五大缺陷，一是必然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 ；二是解决不了日益扩展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问题； 三是有钱人的子女可以上最好的学校，造成人生起点的歧视；四是有钱人可以请最好的律师，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五是不可避免地造成贫富分化，使社会失衡。面对这些实际问题，各国只能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采取“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实用主义政策。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欧美经济一蹶不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集中揭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和社会弊端。人们开始厌倦这种交替经济政策的许诺，使欧盟面临解体的危险，美国人则选举出一位没有政治素养的房产商当总统。由此开始了反开放、反全球化的倒行逆施政策，让美国一步步退出经济第一强国的宝座。
由于西方经济学面对新一轮世界性经济危机无能为力，许多大学发生了学生示威游行，要求全面修改经济学教材。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深刻提出，凯恩斯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都难以保证市场的长期活力，我们正在接近一种新的哲学，它将为未来指明方向。
计划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利他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利己主义。利他的结果是阶级固化和集体贫困；利己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利润与贫穷同时增长”。 诺奖经济学家约翰.纳什认为，如果人类本能只有自私贪婪和不合作动机，那么人类社会不可能进化到现在的程度。美国另一位著名供给派经济学会家乔治.吉尔德说，在亚当斯密的笔下，市场经济的主导者不是那些有智慧的企业家和有创造力的商人，而是以扩大私利为目标的理性经济人。实际上随着信息日益透明，价格的形成必须考虑各方的利益（互利）。他说“现在成功的企业家除了个别之外，他们不但不贪婪，反而工作力，生活节俭，远远超过学界人士、华盛顿智库人员和教会群体”。他们的成功仅仅源于他们真诚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和消费者给他们应有的回报。
可见随着信息日益透明，只有建立平等交易、互利共赢的新商业模式，市场主体才能获得合理持久利益。 默克制药集团的缔造者，乔治.W.默克经常告诫他的员工:“应当永远铭记，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但利润会随之而来”。马云也说“现在一个市场主体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关主体也要成功的基础之上”。也有学者用计算机多元博弈模型证明，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都不可持续，社会将进入只让持“一还一报、平等互利”态度者发财的时代！
4、打造协同互利新经济理论基石
150年前，早期经济自由主义者巴斯夏就发现产权运动的取向不总是流向私人领域，而主要是从私人领域流向公共领域，最后形成“自愿共同体”；而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都过于理想，随着机器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后人有人记住了“自愿”，忘掉了“共同”，有人记住了“联合”忘掉了“自由”，进入了要么被资本绑架，要么被权力绑架的双重陷阱。今天信息生产力的快速普及，人们一定会摆脱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绑架，在网络透明、并发博弈和公共理性基础上创建一个“协同互利”的新经济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至少应该包括：新价值论，新结构论 ，新经济统计，新经济伦理，新公共平台，新货币理论，新产权理论，新规制理论八个方面。要对200多年形成的传统经济理论体系进行解构和扬弃，并构建信息时代的新经济理论体系，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这里我们可以先针对三个最核心的问题做一些初步剖析。
--新价值论。一百多年来，人们对于劳动创造价值还是资本创造价值一直争论不断。后来有人修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认为劳动、资本和组织要素三者同时创造价值。但是资本是什么？组织要素又是什么，他们又与过去的劳动和马克思定义的高级劳动有扯不断的关系。
另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价值与供需关系。西方经济学的三大基石之一就是假定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从而才在供需关系上形成价值和价格。但是在信息经济领域，主要基础资源不再是钢铁、石油、稀有金属等稀缺资源，而是沙子（硅）和知识。从根本上讲，它们不再受稀缺的约束。有人说有用的知识还是稀缺的，消费者的注意力也是稀缺的，但是知识和注意力都是可以无限增长和分割共享，不会有知识穷尽和注意力耗光的那一天，它与经济学的资源稀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新经济伦理。农业时代的经济伦理是利他主义，工业时代的经济伦理是利己主义，而信息时代的新经济伦理是互利主义。它并不是源于人们的良好愿望，而是信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协同互利精神快速普及使然。但是这种互利主义观点一时很难被人们接受，有的人铁心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自私，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有的人又铁心认为，人之所以能够繁衍到统治地球的地位，就是因为人天生具有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精神，生活在未来社会的人们可以“只讲奉献，不要索取”，甚至幻想回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年代。
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已经厌倦了学界的两种背书。最近许多理论前沿例如人脑科学、经济博弈和量子理论研究，既不支持利己主义，也不支持利他主义，而是指向关联互利主义。甚至有科学家发现宇宙结构类似人脑，既非鸡蛋（中心论），又非宝塔（分级），而是无不关联，扁平互动的一张无比巨大的“以太之网”。
--新产权理论。现代股份制企业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股权所有者（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二阶段，职业经理人（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第三阶段，社会监督者（监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产权包括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随着持股者日益分散，企业所有权正在被淡化，使用权正在被强化。尤其是正在向各类传统领域扩张的互联网服务业，产权越来越模糊。你的服务器，路由器，你的手机或者网络终端设备，离开相互关联就一钱不值！ 只有去资本化、去国家化、逐渐走向社会化，才符合信息时代产权运动的基本规律。
5、协同经济的微观基础是社会化企业
农业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是分散封闭；工业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是集中垄断；信息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是协同互利。信息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场公共企业自由化运动席卷全球，许多国家的铁路、通信、电力改革都跟着英美，走过了一条取消管制(de-regulation)--重建管制(re-regulation)--回归垄断(re-monopoly)--新型管制(new-regulation )的弯路。2015年2月6日，美国FCC（联邦通信委员会）公布了全新的“网络中立”方案。在这份方案把ISP（信息服务提供商）重新归到公共企业下面，这意味着它们将需要接受跟电话、水、电公司同等的监管政策。如果这套方案通过，那么通信业将无法再通过提供信息快速通道而谋取市场利益。学者们认为，这个法案的实施过程肯定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很可能经过反复修改和长期争辩，才能达成共识。果然，特朗普上台不久就废除了这项法案，让互联网企业脱离规制与监管，再次回到经济自由主义轨道。但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不可能长期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特朗普倒行逆施的政策肯定是短命的。
我国基础设施并没有完全跟随英美进行完全自由化改革，而是引入适度竞争，由强大市场需求拉动了快速发展。现在我国政策已经明确，交通、通信、能源均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必须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走向社会化发展道路。随着互联网向各行业、各领域的渗透，不但是现有基础设施，还要包括各类生产、服务平台也凸显它们的基础性、公共性、社会性，也应该实行统一的社会化发展政策。这条路能不能持续走好，还需要克服一个严重障碍，那就是传统理论只有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经济实体也只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它们几乎都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尤其缺少社会化公共企业的理论支撑和制度保证。 面对信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我国必须同时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政府的保障作用，社会的协同作用。大力提倡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催生更多社会化公共平台企业，为实现公平、高效信息社会提供微观基础。
[ 杨培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本文为作者2017年8月23日在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大数据+人工智能”能否支持计划经济？研讨会上的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