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议|任剑涛

  • 任剑涛
    2016-11-24   累计浏览:

 

我觉得两位的报告都很有意思,丁东先生的叙述主要是对官修历史和私修历史的一个现代的演进做了一个描述,基本上也不涉及到丁先生自己的立场和判断,所以可评论之处不是特别多,都非常赞同,因为描述跟我们的观察也比较吻合。主要是张老师的演讲,可能会是刚才我们上一轮几位谈到的话题有一个直接延续。

 

张老师通过参与学术界的热度的福山来谈这个问题,福山在中国引起了很复杂的情感,赞叹者有之,痛斥者亦有之。最近英文版的《中国治理评论》据说最近组织了福山专题,邀请福山专门就中国的治理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在国内邀请了六位教授对他进行批驳,大概这个月底就会出来。福山带来高兴的事情可能就是他对中国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的一个赞美,这让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满足。

 

不满意的,就是像张老师这个可以视为是间接的不满意,觉得把中国的现代国家提的太早,因而就没有现代和非现代的边界之分。我是个骑墙派,我觉得一方面在现代国家建构上福山是分析了一个行政官僚体制建构中国的领先性,不能说他没道理。秦汉之际中国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建构,这个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但是我想福山这样的说法不在于历史描述的意义,而在于评价的意义会发生分歧。历史描述我们对秦汉的描述应该大家都可以承认,因为当时世界上有这么大规模的国家,能够有清晰分工的官僚制国家的建构,中国确实很先进,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自己埋没。但从评价性的分析上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现代究竟有没有一个本体的建构?刚刚盛洪兄对我的评论也可以叫做批评,在这里是一个寄托点。因为对修正史学派来讲大家都特别强调现代不能本体化,换言之不能以西方哪个国家为现代的标准、然后来衡量非西方国家是否健在。其实这个不是起自于我们中国史学的修正主义学派,修正主义学派从19世纪就有了,而20世纪之后谓为大关。

 

从评价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麻烦就是如果我们把现代的时间和空间边界都模糊化,也就无所谓现不现代。比如说中国秦汉就已经现代化了,刚才张老师这个说的很有道理,那我们还提什么建构现代国家?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评价性标准的建立就会产生很难调和的分歧,我估计你们也是双方的互相的回应那就可以持续几个月都没问题,因为这就涉及到一个评价性的标准。

 

我自己当然比较赞同还是现在的时间边界和空间边界要区分,尽管我们已经抛弃了事实与价值二权分立的说法,那么现在我们秉持一种所谓规范和操作他们的对应性分析结构。我还是愿意承认,英国是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一个样板。尽管我也很赞同盛洪兄说的,从起源的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是反本体论。如果起源的意义上就已经本体化了,那其他国家就是歇菜,我们就不用干了。

 

但在这里我要赞同张老师这种调和性取向,一方面我们在起源的非本体化当中要有盛洪兄要求的知识论建构,也就是方法论这种取向,那么方法取向的理想主义、辩护和现实主义促进之间我觉得还要有所区隔,我从来是高度赞赏有儒家的精神世界上是中国的宝贵人才,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古代政治建构是家产制,家产制一个最大的辩护难题,现在就是你代理了大众民主的一个时代促进。所以刚刚盛洪你是引了保守主义的伯克,但是你就没有引共和主义,共和主义是既有保守色彩、也有开放色彩,你没有引托克维尔,托克维尔严厉训斥了伯克,说你是坐着说话不腰疼,英国几百年搞成了,你还说法国你不要急,你还搞自身执法秩序,你慢慢来,你们建国是有望的,你们干吗要革命呢?这个其实是一个传统主义的非历史态度,这是非常矛盾的。你现在传统主义要重视历史,法国的历史就是君主制绝对主义的国家建构、已经有四百年,要面对一个大众民主兴起的英国实践,你说在起源上当然法国历史悠久了,我们可以承认,但是你临门一脚就是踢不进去。到最后你第一共和制还要第一帝国,第二共和制还要第二帝国,搞的乱七八糟的,虽然给全世界带去了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是让大家感到非常惊恐。但是对不起,这个就是我刚才强调的法国促进,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成张老师的说法,福山的忍耐是建立了一个非常简单明晰的分析框架,我把它称为叫智库学者的威猛之处,智库学者就是要给你立定几条纲目可以去操作,非常清晰明白。

 

就张老师分析的,比如你对所有的国家形态,你就把马克思•韦伯那个简单的理想类型要拿来分析一切,福山非常自信,但是被他分析的国家我相信都不服。你按盛洪兄和秋风兄两位绝对福山分析的中国没有说到位,我们怎么这么有政治智慧对一个民族就一个秦汉官僚制呢?而且如果你在周秦之变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你简直就会对福山嗤之以鼻。因为礼法之治开启了所谓秦的大一统的专制结构,而你赞赏的是秦汉,你把我们周礼治往哪里放?儒家都没有根脉了你也可以批评他。但是我觉得福山谈论的核心就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完善结构,我们在起源上说我们贡献了官僚制,但你没有进一步分析。

 

福山最近写的这个所谓靶子文章,让中国的六个教授来批判他。他还坚持一点,说你起源很优先,但是你后来既没有走向法制,更没有走向政治责任制,你的政治责任是真命天子自己奉天承运的,这个是盛洪兄说的不错,我没有直接说天子就是代表天,我还要奉天承运,但奉天承运是你自己承的运,臣民们没有机会来判断你是否是承运。你可以用民本的方式关注大家,但是大众民主的时代就认为我这个没有价值的一票很宝贵,我就要投投票,我是个蠢货,我投票行不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现代国家说到底,大众民主就是张老师设立的新标准,最高权力怎么来。他现在也可以奉天承运,民主国家选出的领导这四年你也得奉天承运,但是这就是盛洪兄刚刚说的,人为人赋权,不是天为人赋权。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观察现代国家的复杂性,我们如果是进入立场的评价性判断,那只能是冒险一试了。但是现实操作上我们要寻求最大公约数,这个时代托克维尔宣布了,当然盛洪兄也可以说他是替法国人宣布的,但是他是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宣布的,所以他是世界史的一个宣布,我们进入了大众民主时代。因而基于精英立场对于传统文化的辩护永远是可贵的,永远是理想主义的,永远是有英雄气概的,永远是有男性气质的,但是那已经跟这个时代脱钩的。

 

这个时代你不得不承认,哪怕我们看草根也很不顺眼,随地吐痰、翻越栏杆,你是看不惯,风雅人士肯定看不惯,但你毕竟得承认这个时代就是丁东所说的,邓小平掀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

 

因而你以纯洁的道德眼光和精英的立场来看,我们不习惯大众民主,你不得不像托克维尔那样,托克维尔是贵族,去观察美国他也看不惯,等他《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来、再写下卷的时候,他已经在宣告美国才代表未来。法国的精英政治什么事情都靠政府,跟中国一样,但是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不能领导世界,当时的英国在领导世界但是潜力有限,因为他只释放了英国社会力量的一部分,英国人不会什么都想到国王,他们都依靠的是贵族,贵族是社会力量,但是托克维尔说美国将领导世界,一八五几年,英国距离美国GDP占世界第一的统计最乐观还差30年,最悲观的统计还差50年,所以托克维尔是一个先知性的学者,他说美国为什么必定领先世界?很简单,美国是激发了大众力量,他采访退休的副总统、采访一个石油管道工的说法,双方都没有把对方羡慕的流口水,各自有自己的职业分工,职业分工和职业合作,这是亚当•斯密解释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变成了社会政治结构,它不是经济结构。所以这个时候现代国家区分就不在起源上做文章,而在类型上做文章。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英国就是在本体意义上第一个现代化的,这一点艾伦•麦克法兰到中国来讲学,他是所谓的人类学家中心的立场。

 

同样安德森是左派立场,曾经受到我们国家的左派和极左派欢呼,觉得安德森是持打击西方的立场,结果左派朋友邀请安德森来演讲,安德森出的书叫单一的现代性,搞的国内左派朋友气愤的不能自我抑制,你原来不是个多元现代性的主张吗?怎么是单一性呢?这还是个老问题,就是起源上的因素在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但是临门一脚踢进了所谓跟传统国家区分的现代国家,那是来自于西方。而来自于麦克法兰所指的今天为主的英格兰,因为62%的苏格兰人是不愿意脱欧的,而是51.9%的英格兰人要脱欧。我们国内马上就在宣布,说日不落帝国打回三百年前的原形,其实这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英格兰人自私也好、糟糕也好,他永远是以自我发展和成员利益为优先的。但愿我们国家走到这一步我们就高兴了,我们不用到船上来开会。这一点我觉得张老师在现代国家、现代秩序这一点上谈得很好,当然我是非常赞赏秋风、盛洪他们说的理想主义的追求,那个我略微有一句话想给两位朋友进言,就是理想主义的坚持不一定要说明全盘传统的优化,这是两个问题。

 

所以我愿意把道德理想主义再区分从另一个层面到伦理中心主义,那就是丁东兄刚才谈的核心问题,伦理中心主义倾向于权力中心主义,我有权我就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写史,按照我的方式写史的背后实际上是权力的全方位支配,家产制的国家逃不出这个厄运,所以君主制有很多很多伟大的好处,你看霍布斯写利维坦已经论证他有几十个好处,最重要的好处就是最高权力的交替成本低廉,制度稳定,这个是我们缅怀君主制最重要的东西。因为现在民主制四年一选,他胡搞我们还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长远历史观念,所以我们还有充分缅怀君主制优势的理由。但是时代已经把工人农民释放成这个社会的平等成员,你瞧不起也好、你不重视也好,但像托克维尔一定得宣告我们要进入大众民主时代的现代国家,这是我谈谈听了两位老师的发言和体会,谢谢!

 

[ 任剑涛 哲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政治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2016625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腾讯思享会与《东方历史评论》协办的「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评议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201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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