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篇论文都很扎实。我觉得第一篇文章讲得比较杂，涉及问题太多。其实一篇论文只需要深入挖掘其中一个面就可以。比如说，我非常感兴趣你讲这个宋代皇帝的特旨办案。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出现了，一些士大夫好像觉得也没什么，但是它背后应该能够折射出来一些更深刻的机理。总的来讲，我觉得这篇文章所探讨的主题太大，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与其如此，不如通过剖析一两个历史事件来揭示背后的机理。
时老师很有意思，做国际关系的，跑来谈法制史。他写的这篇等于是读书笔记，有很多历史启示。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借古讽今，或者在讨论传统资源于当下能用或者说不能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在我看来，这一类问题本质上不是学术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是个神学问题，涉及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倾向。比如说咱们要不要用古代的这套制度？这其中绝大多数的讨论都是大而化之的，而且很多历史真相是没法还原的。加上儒家的这套叙事方式，说的温和点儿是它很正统，说的不好听一点是它很教条。抛给你一个问题，其实就是给你一个先入为主的结论。比方他跟你讲三皇五帝，这些都是没法去论证的。我们在谈论某一个时代是进步或者退步的时候，必然极大简化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这个对话的这种方式折射出来一个什么问题？比较本质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是以一种正统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学说。在我们潜意识当中，已经有一套“宇宙真理”摆在那儿，等着我们知识分子去发现、挖掘。当我们在谈论“天道”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闪出来：这就是“宇宙真理”，这个真理是存在的，对吧？那不只是可以有，而是必须有，只是等着谁来发现。发现了以后，治国就必须按照这套东西去做。传统儒家就是这套思维模式。
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真理，而且是为国家所用，这两者关系很难分得清。早上这篇论文提到中国的极权传统基因，但没有展开去讲。中国的极权主义经验最大体现在哪里？就是政教不分，独尊儒术，儒家知识分子跟政权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关系。他们之间确实有一种张力，有一种相互制约，但更多是共谋的关系。在同一个利益链上面，是同一拨既得利益者，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这种对皇权的制约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
这样也造成了另一个后果，那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葛老师讲的西方知识分子作用是不太一样的。西方所谓“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比较消极和负面的，以批评为主。当然，他们的批评很安全，受宪法言论自由的保护，这是他们的批评和我们的批评之间的最大区别。不论如何，西方知识分子往往和政府之间处于对立的关系，没有被政府融入进去，变成一体。相比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多是辩护和论证。当你在为某种“真理”辩护，而且这种“真理”就是治国方术的时候，其实你和治国者就变成一体了。这样就会导致历史上儒家和我们现在的这种教条主义，为极权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
这样，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既不是批评，也不是身体力行推行自己的信仰，而是必须把我的货卖给这个帝王家，要把某一种学说，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强制的实施。这是什么？这不就变成极权主义了吗？极权主义就是政治和宗教或信仰不分，这当然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谈论“天道”，或者大家比较钟情于历史上某一个时期。但是要注意，我们只是以一种私人身份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是真的把它作为一种“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在论证“真理”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不是一个学者，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牧师，或者是布道者、某种信仰的倡导者，世俗的、宗教的都可以，但是不要和国家之间有任何瓜葛，因为这种“真理”实际上并不存在，而只是我们个人偏好。我觉得尤其是要避免在中国一以贯之的这种倾向。
这样的话，我们很多在这儿讨论的问题可能都是没有必要在这样的场合下讨论了。比如说盛洪特别喜欢儒家的某些东西，张鸣对此非常反感。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把它当成治国真理，而只是盛洪认为可取的治国之道。当然，你们可以有争论。但是争论到最后，我们可能发现，其实谁都说服不了谁，而是各自在场下发展自己的粉丝。每个人都有大量的粉丝，盛洪的粉丝都是尊孔的，张鸣的粉丝都是批孔的。最后这个国家要走什么路，既不是由张鸣，也不是由盛洪决定的，而是由他们的粉丝决定的。
这就是民主。民主之所以是一个“好东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比较安全。为什么？因为有那么多的粉丝对某一个立场或者学说、教义进行评价和判断，肯定要比少数几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要安全得多，万一他们走火入魔了怎么办？中国以前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我就先说这些。
[ 张千帆 著名宪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本文为作者2016年6月25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腾讯思享会与《东方历史评论》协办的「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主题报告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2016-11-23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