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在严密论证了“东亚”概念的提出、演变,回顾了“东亚中心”由不可质疑的中国到日本认为理应向其转移的背景,既“日本东亚观对世界(西方)的态度”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后,独立学者荣剑提出了他重建东亚的观点。
日本在二战中的彻底失败,催生出一个新的日本,一个不再是执迷于抵抗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东亚国家,而是在与英美共享现代制度资源下成为了“西方”国家。日本东亚观向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事实上已经彻底终结了。但是,日本东亚观面向中国中心主义的挑战是否也终结了呢?从日本左翼学者观点看,似乎已经不存在中日之间的对抗,但是从国家层面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中日之间的分歧还是非常深的,现在看来似乎还没法弥合。
荣剑认为,重构东亚较为理想的方式是东亚既不是以中国为中心,也不是以日本为中心,而是以中国和日本为双中心,东亚的双峰政治局面难以改变,必将长期存在。对此,他提出以下五点理由:
一.中日都必须意识到,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日关系目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中日已经不是明治维新直至二战前一强一弱的关系,而是两强关系。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强大的日本,恰恰有利于重新构造比较良性的、大致均衡的中日关系,创造出比较好的和平共处条件。
二.重构东亚中心的可能性,最终只能基于中日两国大致相同的制度文明而成为现实。中国和日本现代化转型差不多是同时起步,明治维新和晚清变革是差不多的时间,一直有相同的目标,即以宪政民主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的现代转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制度转型走了一半,二战前走入歧途,二战后又走向正轨。中国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以后,由于日本的侵略,一直未能实现制度转型,现有的政治架构还有待于根本性的改造。所以,重构东亚只能在宪政民主的框架里进行,必须植根于共同的政治文明。
三.东亚区别于西方的历史特点和历史进程,决定了东亚一定有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方式,一个统一的东亚,如果基于相同的政治制度文明,按照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肯定会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并将会对世界秩序发生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根本性的影响。
四.东亚作为文化地缘的概念,是基于中日韩三国大致相同的文化和价值诉求。东亚特殊价值无非就是儒教、佛教和日本神道教的价值观。日本神道教讲究天人合一,和中国文化还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东亚的特殊价值是值得提倡的,这是东亚文明和文化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文明中心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基础。如果说东亚国家除了GDP、军事、航空母舰、科技力量能够代表国家实力以外,我觉得软实力就体现在价值观上,东亚的价值观还是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以及传播的可行性。
五.重构东亚与其说是东亚国家的政治任务,还不如说是东亚民间交往的基本选项。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政府之间的交往有很大的阻碍,但是民间之间的交流非常广泛,热度越来越高。去年中国国民访问日本五百万,今年估计六百万,广泛的民间交往和交流所起到的作用会非常大。只要通过交流交往,我们会发现在很多问题上,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许多认识是高度一致的,比如说和平、保护自然、发展要以人为本,中日之间是有广泛的共识。民间交往会给政府交往提供非常好的动力,重构东亚的希望在民间。
荣剑强调,在现代性路径选择的十字路口,日本经历了一次巨大失败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正在成为中国的问题。中国现代性必须是在和西方现代性对抗的前提下展开吗?思想和价值观的冲突是否会像日本在二战前那样激发出整个国家对西方的战略抵抗?中国会对这些问题做出怎样的回答?这是我关心的问题。按照现在这么一个态势下去,理论界不断鼓噪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拿国家主义话语说事,配合底层的民粹主义,会形成强大的话语导向。领导人在这么一个话语导向下,也会不得不调整国家政策,按照这个方向去发展。对此,我是有非常深的担忧,因为日本的殷鉴不远。
最后他表示,从何为东亚到谁是东亚的中心,从东亚的现代性到中国的现代性,再到重构东亚,我所描绘的东亚的历史图景和现实图景,均是为了展现东亚的未来图景。我深信文明和文化的力量,一定能够冲决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壁垒,在世界的东方,构造出一个和平、和谐和繁荣昌盛的东亚共同体。这是我的理想,希望能够成为现实。
评议阶段,王逸舟认为一旦中心化,在我们中国话语体系内这是有危险的。马立诚表示,谈东亚历史没有谈苏联,无法准确认识东亚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许章润强调,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成为足以为其他国家所效仿的文明输出地,这是中国文明走到今天这一步,依然还抬不起头来,也不要骄傲自满的地方,更不存在三个自信的政治鼓噪。但是从未来来看,经过一两百年,以及未来两三代人的中西融合,古今通汇,是有可能成为文明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