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盛洪教授报告了他的模型，估计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就想回到微观层面讨论，或许有助于理解新经济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的机制。
我的讨论聚焦于企业家精神或者企业家能力，或者直接说，就是企业家。我准备提出的命题是：新经济或者说网络经济之所以能对经济增长有较大贡献，主要是因为它提高、扩展了企业家涌现的可能。
经济学对经济增长有大量研究，不同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要素有不同看法，比如亚当斯密提出分工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有学者提出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还有学者提出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以及组织变化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在下十几年前略微涉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企业家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的理论，略有所知，所以，从这方面来展开讨论。
毫无疑问，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主体，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现在不敢说是唯一动力，因为，一旦我们说某个东西是唯一的，差不多就在传教了，当代中国经济学领域诸多看起来很热闹的争论，其实就是传教士之间或者传教士与学者之间的争论，无助于我们增进对经济活动的认识。
不管怎样，企业家是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经济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而按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人在经济过程中扮演的主动的、积极的、创新的角色，就可称为企业家。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人都是企业家，都有企业家的一面。但当然，有些人的企业家精神更为充盈，并且进入经济领域，就成为我们一般语词中的企业家。他们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至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各种其他要素，比如组织、技术、人力，都需要借助他们，才能有效整合为企业活动。没有他们，这些东西无法发挥作用。
我们观察一下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表现，如果有所不同，那差不多都可以找到企业家因素之差异。比如说，不同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的不同时代，企业家涌现的便利程度，也即，一个人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人在现实经济过程中成为真正企业家的便利程度，肯定会影响到这个经济体或影响这个时代的这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绩效。
在展开这一讨论时，是不是可以使用一个概念，企业家指数或占比，用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家数量除以其总人口，或除以总人口中的成年人，可以得到一个数字。梁春晓先生说，他们用过“网商密度”这个概念，据此，或许可以使用“企业家密度”这个概念。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进行纵向或者横向的比较，来判断一个经济体或某个时代的经济体企业家涌现的便利程度。
接下来我想提供两个事实，对上述命题略做说明。
第一个说明，是历史地考察中国历代经济增长与企业家密度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企业家密度呈现缓慢而持续的增长趋势。这个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三代，企业家差不多都是官商，我记得当初我上的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讲郑国有一位商人弦高机智地应付秦军，把其侵略野心及时通报郑国。后来研究《左传》关于某位郑国国君与商人订立契约，才发现，当时的上任必定是官商，由周王或诸侯颁给特许令，专门从事某类商品的贩卖，通常是贵重的玉器动东西。比如说，我推测，弦高以弦为氏，其先人以制作、买卖弓弦为职业，这样的工作，必须是官商。
但到战国时代，有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自由商业制度，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若干位自由商人从事货殖活动的事迹。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大体上是私人产权的自由企业制度，当然其中有所反复，但总的说来，制度环境日益宽松，因而企业家的密度不断增加，最后到明清时代，在江南、东南沿海地区，市场秩序高度发达，民众收入主要来自工商业，农民通常就是企业家。中国的工商业且深度全球化，由此支撑了当时的全球经济体系的运作，那个时候的中国就是世界工厂。
到今天，也许是第三个阶段，像阿里巴巴、淘宝这样的网络平台，给一个人成为企业家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因而，脱稿了、拓展企业家涌现的可能。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代中国的企业家密度，应该已经超过了明清时代。因为在明清时代，尽管人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但由于交通、交易网络等限制，不少地方的民众要成为企业家、进入市场很不便利，因而在当时，企业家的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而如梁春晓先生所讲，我自己也有所见闻，在很多看起来比较偏远的地区，人们也可以借助网络平台进入全球性市场中，也即，即便偏僻地方的农民，成为以全球为交易范围的工商业者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只要他愿意。
这就是网络经济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好处，这当然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因此，我对中国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因为，中国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可更为便利地实现。
由此，我将提出我的第二个说明，把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放到文明对比的框架中来认识。
刚才我讲到明清时代，中国经济相当繁荣，尤其是不缺乏企业家，当时的东南沿海、江南地区恐怕是世界上企业家密度最高的地区。但大家都知道，从十八世纪开始，当中国和西方深度相遇之后，遭遇了失败。原因何在？这是困扰中国的大问题。显然，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市场体制。那是什么原因？
也许我们需要回溯到文明的本源上。简单言之，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人信神，尤其是信仰唯一真神，中国人敬天。
让我简单地来说，因为西方人信仰唯一真神，要人绝对服从；同时有教会，从而西方人有集体生活习惯，也即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团体生活心智。到十八世纪，伴随着工业化，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发展出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态：规模化大工厂。韦伯把科层制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因为它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组织。在韦伯的分析中，它属于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征。韦伯也把这一欠缺视为中国缺乏资本主义的标志。至于原因，韦伯追溯到新教伦理，我更愿意相信，其实是一神教的团体生活习惯，与工业化大生产的内在需求相配合，早就了大工厂、大公司制度，这才是欧美资本主义之骨干，跟市场经济反而没有直接联系——从学术史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斯密写国富论为自由市场制度鼓与呼，而他所批评的重商主义就是以大公司为载体的。西方人正是凭借其大工厂制度，得以快速工业化，从而具备了强大的物质性力量，借此力量征服全世界。
反过来，中国人敬天，天让人自主，天也没有戒律，因而没有建制化教会。所以，中国人不习惯顺从，也不习惯于同质化的集体主义生活。因而很明显，宋明以来，中国市场经济虽然高度发达，但始终没有出现西方式的大公司。加上没有工业化，由此，中国未能自发出现大工厂。因而，在过去几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相对与西方落后了，且幅度相当大。这是因为，工业化以规模经济为根本，而敬天的中国人恰恰不习惯集体控制的大工厂生活。
中西文明就是如此分叉的。但到今天，我们似乎又到了另一个分叉点。
在工业化时代，规模化大工厂制度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它也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可以说，它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广泛的剥夺人成为企业家之可能的制度，大工厂的典型特征就是科层化控制，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军事机制运用到经济过程。在大工厂里，只有一个人是企业家，其他人都是非企业家，并且他们基本上没有成为企业家的可能。
这样的制度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其非常明显的劣势。这个劣势未必是表现在经济上，在我看来，主要是损害人的尊严。不管是从卓别林的喜剧电影，还是从富士康自杀事件，都可看到，在如此严密管理的大工厂中，人不能成为完整的人、自主的人、有尊严的人。其实，亚当斯密早就对此问题有所察觉，他在《国富论》论述了分工推动经济增长以后，马上就指出，这样的分工会导致人的不完整，比如，做针的人一辈子只会做针，他的眼里就只有针。织布的人一辈子只会织布，其它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大工厂制度会制造出很多愚钝的人，心智闭塞的人。
网络经济似乎正在冲击工业化时代的大工厂制度。即便在大公司内部，由于网络技术提供的便利，或者说由于它的冲击，那种严格的科层化管理机制已经松动。他们都在去中心化，也即，让更多的管理者、员工在其中独立自主地运作，虽然人还在大公司里。另一方面的变化当然同样十分明显：使得更多的人成为企业家。对此，我就不用多举例子了。
说到这里，我想强调一点，一个企业家和大工厂里的一个工人，他们的精神、心智会有很大区别，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果让我用中国概念描述这两类人，那可以说，企业家是大人，工厂里的工人是小人。这个的大人、小人没有等级或道德含义，只不过是对他的精神、他的人格作可观描述，他的眼光是高是低、他的胸怀是大还是小。企业家独自面对整个世界，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对他的所有行为负责任，工人则不用。因此，其人格、精神自然不同。我们可以说，企业家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是一个能够自主的人，如果用黑格尔的承认的政治术语，企业家是自己的主人。相反，在大工厂中，在流水线上单调地从事一种操作的人，只能说是奴隶。
讨论网络经济或新经济的贡献，我们首先当然要关注它对经济增长在量上的贡献，会对经济增长贡献百分之几、百分之零点几。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注意其在质上的贡献，也即它让更多的人成为企业家，成为主人，成为大人。由此可以看到，网络经济的兴起，还有更为重大的文化、社会的意义。所以讨论新经济的贡献可从多个层次展开，盛洪教授给我们做了经济维度的分析，同时，我们也指出，新经济推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将会看到更多企业家涌现，从社会意义上说，就是出现更多自主的人、独立的人。
在这方面，我已经在其他场合论述过，中国文明固有的优势正在发挥。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中国的网络经济比欧洲、甚至比美国都发达，即便中国在技术创新上未必走在最前面，但在应用方面绝对在前列，网络经济所带动的创业也已风起云涌。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人的心智在工业和大工厂时代是劣势，因为我们不习惯集体生活；但在网络时代却是优势，因为我们本来就习惯于自主、独立地做企业家。
当然，中国文化的这一优势，也有助于解决网络经济必定造成的一个社会问题。随着这么多独立自主的主人涌现，是不是会有人与人之间相互疏离的倾向？未来基于网络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样的？这可能需要我们给予更多关注。网络不仅仅是经济组织形态，更重要的是，它也是社会组织形态。而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对此还比较自信，我相信，中国文化对于解决独立自主的人如何避免相互疏离、而形成良好人际秩序的时代性大问题，能够做出比较独特的贡献，因为，中国圣人就是因为解决这个问题而生的，儒家思想恰恰为独立自主的人相亲相爱、互敬合作提供了不借助于神而简便易行的大道。当然这已涉及另一个话题了，今天的评论到此为止。
[ 秋风 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本文为作者2016年9月27日在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天则所举办的「新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沙龙」的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2016-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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