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主持人：
今天是天则所557次双周论坛，今天的人少了一点，可能因为学校的事情社会上一般人关注不够。今天咱们请到
下面，我们先请
丁晓良：
感谢天则所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向大家请教。一双周论坛的序次，我就不禁肃然起敬，500多次了，每双周一次，坚持这么长时间，这是需要恒心的。在中国做事也需要恒心。首先感谢天则所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向大家请教。第二，也要感谢来参加会议的诸位专家，还有我的一些同学，还有来参加会议的各位同行，向大家请教。
我想要讲讲中国现在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我们耿丹学院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些做法。在讲这个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讲两个关于选择的故事，人的一生，他的未来到底是由努力决定的，还是由选择决定的？我曾经问过我很多学生，他们说是努力和选择共同决定，我觉得非常对。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教育对象，我们的学生们，他们真正会选择吗？我们给他们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吗？我可以讲两个故事，一个是我自己的故事，我是77级的，我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机会，毕业之后就下乡，我插队四年，然后碰到高考，高考的时候当时在乡下，想能考出来就行，所以并不会选择。我当时考的是山西长治第15名，我当时在山西长治插队。如果当时大胆一点，敢于选择北大、清华或者其他学校，说不定也能上，但是没敢，当时想能离开农村就可以，最高志愿是山西大学物理系。我考试的分数是最高院校可以录取的分数。而且当时我们填的是服从分配，又不敢填不服从分配，所以就到的武汉大学建筑学院去了。我为什么有两个博士呢？因为我后来做管理，我觉得中国最大问题在管理方面，又做管理，我就在经济大学念了一个经济学博士，所以现在我有很多经济学师兄弟。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故事。
我再说一个选择太多的故事，我的女儿叫丁骏，她选择机会很多，她14岁就跟我到美国去，后来她拿到全奖上了美国飞利浦阿凯里米（音），这是美国最好私立高中，小布什也是在这毕业的。她毕业之后选择机会很多，普林斯顿给她全奖，耶鲁给她全奖，她看了以后选择了耶鲁。她面临一个什么选择呢？每年从一千多门课里面选她要学的十来门课，就是很多里面选少数几个，而且有些很热的课，你想选还选不上。所以有时候造成东一榔头，西一耙子。而且耶鲁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是精英教育，平常过程就是放羊的，没有什么过程的评价，主要是最后的考试。我女儿算是精英了，她选择了耶鲁。中国培养的精英，也是应试教育的精英，平时过程是容易混过去的，期末的时候经常几天几夜不睡觉，也都过了，继续拿全奖，从耶鲁毕业了。所以这是选择很多的故事。所以人会不会选择，对于他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我就是想帮助中国的同学解决一个怎么发现自己，而且根据自己选择合适发展路径的问题，帮助同学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为什么这么讲？我慢慢道来。
说这个之前，我有必要把耿丹学院介绍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则所发的通知上，只写了我是科学院的研究员和北工大的，北工大还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耿丹学院是北工大下面一个独立学院，和北工大的关系是相对独立的。所以我有必要说一下，耿丹学院是独立学院，是民营企业家和公办院校联合办学的结果，为什么联合办学呢？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本来政府应该监管高等教育质量，但是政府把管理责任让渡给了高等学校。所以让北工大帮他监督教育质量。实际上北工大和我们之间是非常独立的，我们从2009年开始独立授学位以来，基本上是互相很独立，就是他有一个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在我们那边，其他的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们耿丹学院是中国300多独立学院里面为数不多的公益办学的独立学院，我们投资的企业家叫王晓文（音）女士，她是耿丹学院烈士的外孙女，耿丹学院是一个人名。她把她过去创业期间的积蓄都投入到耿丹学院，不拿一分钱回报。北工大没有拿什么钱，但是因为我们名字里面有他，所以他一年拿去1200万，但是
我之所以讲一下这个，希望大家报道的时候也是耿丹学院，因为北工大还是觉得离天则所远一点为好，我是愿意和大家一起讨论教育怎么改革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北京市民办教育协会搞了评比，评选民办教育先进机构，他们希望我写段话，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民办高校有他的优势，他唯一优势就是体制和机制优势，但是他有一个很大劣势就是没有一分钱是政府投的，也没有过去多年积累的老牌子。但是他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如果发挥好的话，是可以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所以当时说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机制和体制优势，知行合一，成为探索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解决方案的先锋。实际上整个全世界的高等教育也有很多问题，我待会儿向大家请教。
我想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未来教育面临的三大挑战。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了，我们现在毛入学率，什么叫毛入学率？就是同年龄段上大学的人数很多省已经是30-40%，录取率，就是报名的人和被录取的人的比例，很多省已经是70-80%，北京是90%。就是教育到了大众化阶段，大众化阶段有什么特点呢？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互联网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知识架构发生了改变。知识有两类，一类就是明示知识，就是可以写成教科书的，还有一些是默示知识。默示知识没有教科书，所以不能按照书本教育方式传授。而且默示知识的激发，比如发明的激发需要大家讨论、思考，所以需要加强前置、过程形成性的评估和管理。比如说要有前置作业，要有过程中形成性的评估和激发。这两类对我们未来实现教学方式也有很大挑战，比如硅谷，硅谷之所以成功，就像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现在人口出生率下降了。人口出生率下降，同学们选择权增多，现在用脚投票，因为中国经济条件改善了，很多香英国甚至香港，相当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是大陆的，英国很多研究生都是大陆的，都把中国作为提供教育服务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孩子们的选择权增多，出生率下降。这样很多省，湖南省很多年前限制本省优质生源报省外。我们扩招之后，实际上很多学校已经招不满了。这也是一个挑战。
在互联网时代，作为一个“知道先生”是很容易的，获取明示知识也是非常容易的，在这个时代同学们到学校来主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认为主要是培养他的素养、能力和智慧。就是他在学校要完成转变。素养、能力和智慧，这里边我们认为也不是并列的，素养是第一位的，比如刚才讲的“态度”都是素养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现在面临着一个瓶颈问题是什么呢？2014年《中国教育在线》有一个调查，就是中国的学生包括家长85%都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干什么。也就是说85%的同学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就想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就该结婚的，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就上个大学而已，但是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学什么，自己未来要干什么，就是需要有一个学历而已。这个实际上现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瓶颈问题，为什么？他没有兴趣，他没有动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没有动力的话，他就很难坚持下去，或者说他就是混而已，就造成了大量的生命和资源的浪费。而且这个问题是有人类必须回答的问题，就像希腊神庙刻了这样一句话，苏格拉底和佛祖都问他们的学生这样的问题，你是谁？你要到哪去？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而我们中国的教育对这个问题回答的并不好。国外的这个问题回答相对好一点，拿芬兰举例子，芬兰同学们在初中阶段就暑假必须自己选择一到两周到企业学习，这个企业还不能父母选，必须他自己选。他从初中就开始选，选了几次之后，他就大概知道自己未来想干什么了。但是中国的话，因为我们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宠物人”，一直到考上大学之外，假期除了学习就是做一些其他拓展的事，但是真正自己选择干点什么和社会结合的事，这种机会是很少的。中国的孩子不太会选择。这个问题是整个大学教育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三大挑战，第一，整个互联网带来的技术和高考大众化阶段，和出生人口下降。第二，高等教育不能解决同学们的兴趣问题。第三，素养、能力和智慧怎么培养？这三个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回答的问题，但是回答的并不好，我们想找一个解决方案。整个世界教育在第二点上比我们好得多，就是同学们怎么选择的问题，在上大学之前，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前面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叫做“大学生不知道选择什么专业怎么办”，把这个放到搜索引擎一搜相关的有九万条，就是这个问题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人类今天是怎么学习的，这是MIT的学生
我们再看看体验学习的理论，一些实验数据。就是人单从听或者单从看，他学到的比例都是很有限的，但是根据建构主义的理论和实验数据证明什么呢？就是你在输出过程中重新关联和建构，你获得更多。比如我们提倡在耿丹学院发展学优导师，学优导师在帮助同学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建构，在关联，他在学到更多，他在舍的同时在得到。经验后教导他人可以学到90%，与人讨论可以学到40%。就是我们要小组合作学习，要关联。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就是单纯的听和单纯看，这个学到的比例很有限。要同学们小组合作学习，可以学到更多。
我们可以看看耿丹学院一些例子，这是清华大学
这是另外一个案例，这个老师是林志攀（音），有一个学生叫杨根，他当时要退学了，这里有一个情景教学法，改变了他的学习态度，现在他进步很大。这是一个产品设计室，这个50多张设计图都是杨根同学画的，这是大四的时候毕业设计。这是实际施工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同学们在老师的激发下，引导下，他的能力在提升。这是暑期小实习，这是延庆的艺术公园，我们的数字媒体艺术的学员由老师带着在他实习，在石头上画画。当然还有更多的，比如我们动画专业的，我们和企业联合教学，我们同学作品入围“悟空杯中日漫画大赛”，全国700多个同学参加，日本还有200多个同学。就是同学们心中那一盏灯是慢慢被点亮了。
第四部分，我讲讲组合学分制。组合学分制的关键就是把当时我说的点亮的案例要制度化，形成制度安排，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所以我们的组合学分制是两点：第一，组合养成教育，就是素质、能力和智慧激发，要组合养生教育。第二，学分也是组合的，大学四年，每个同学都是平等的，时间上是平等的，但是怎么组织，怎么安排，这个效率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第二个就是组合学分。
刚才我讲了我们大众化教育阶段同学的三个特点，我们怎么来点亮同学们那盏灯呢？从刚才例子可以看出来，首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定要激发同学的兴趣。而且他必须学会选择他的发展路径，并且为他的选择负责任。第二，态度的转变。态度的转变实际上是要求和自愿相结合的，这个要求不是期末应试教育，我们过去评估方案都是期末考试占70-80%，现在耿丹学院是完全倒过来，期末只占20-30%，以过程为主。因为什么呢？因为能力、素质都是在过程中养成的。我们过程占70%-80%。如果你过程评估不及格，你都没有资格参与期末考试，这是我们现在评估方案，促成他态度转变。因为大学到现在为止已经不再主要是学知识的地方，过去韩愈讲：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在互联网时代，在网上就可以搜到，现在“知道先生”很多，知行合一的人很少。所以现在学校功能是帮助学生实现转变的地方，怎么实现转变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过程形成性的评估。还有逐步帮助中学建立自信，先从简单的例子出发，集小胜为大胜。还有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学习方法。比如现在耿丹学院既使是三本学校，我们现在有三个专业开始全英文授课，从2016级开始，而且同学们没有像我们想象得那样退避三舍，都可以跟上。
首先从组合养生第一个方面来看，素质怎么养生？我们现在很多学校都讲全人教育，全人教育怎么落到实处？我们要培养公民，我们要培养社会主义价值观，我们怎么落到实处呢？我们觉得最主要是四点，第一个就是责任，我们在整个过程形成中间都有小组的组内同学互评，组间的互评，这促使你不能搭便车。你在学校可以搭同学便车，但是到社会上还可以搭便车吗？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促使他们不能搭便车。第二个就是对作弊零容忍，就是诚信的养成。我们这次北京市民办教育优秀校长评选，很多投票公司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帮助中国最佳乡村、中国好人评选的公司，我们可以帮你找大学生，100%用手动投票。我当时非常气愤，一口拒绝了，绝不用钱、权买选票，但是现在有大量这样的存在。他这样做不仅玷污了评选候选人的信誉，同时也污染了那些为了钱光动手指不动脑的大学生的心理，让他们视诚信于无物。这种事情我们在耿丹学院坚决制止，你有一次作弊，这门课就没有成绩，必须重修，零容忍。还有就是知行合一，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课，比如商业礼仪，人文道德素养，这些课我们要求老师必须知行合一，身正为范。第四，时间拖延症。我们每次都有过程就业、前置、后置作业，每次必须按照时间点及时交上来，否则也是没有成绩。这个PDCA循环迭代，这是在质量中用到的，我们在教学中也有一个PDCA，P就是前不制止作业，D就是在截止期之前完成，C就是老师对同学们交上来的作业进行检查，课前检查，二次备课。A就是你在上课之前就要把同学过程行动性评估给出来。索伊美一节课末尾老师做前置作业，然后学生在截止日期提交，老师检查前置作业的问题进行二次备课，然后在下一堂课评估前布置作业。这样学生就在一轮一轮过程中转变自己的态度，就在不断进步。这是关于素质。
能力怎么培养？我们认为能力培养是两个统一，第一个是可迁移能力和专业能力的统一，什么是可迁移能力？包括再学习能力，表达、沟通，时间管理和情绪管理。当然还有专业能力，我们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活在当下，这是专业能力。我们要培养同学自信，你的题目可能一开始很简单，然后越来越难，同学们在过程中逐步建立自信，逐步实现态度转变，实现能力的提高。因为我们现在小组合作学习在耿丹学院大量采用，每节课都有。小组合作学习，不仅培养同学们能力，而且他本身就是通识教育，所以现在我们讲沉浸式通识教育，什么意思？只要这个课有合作学习，这就是通识，你会不会合作，你会不会搭便车？
然后再看智慧怎么激发？智慧能教吗？课堂上单向传授方式教吗？“顿悟”怎么教呢？实际上是不能教的。但是你面向未来，未来是未知的。中国同学未来是未知的，美国同学未来也是未知的。面向未来谁更加可以独立理性思考，谁就做好了面向未来的准备。智慧不能教，但是有方法论，首先我们要注重培养多学科交叉领域人才，因为默示知识通过产生在多学科交叉领域。还有要鼓励同学们批判性思维，我们在耿丹学院评价结构中间，我们有高达25%，整个评价权重是同学们的创造性。每门课都有，也就是说批判性思维、创造力思维的培养融于每一门课。还有前置思考，我们要带着问题思考，可以激发同学们考虑很多默示知识，就是没有明确答案，或者开放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了这样一些制度安排，有的是可以落实到这些制度里面，有的还需要改变我们学分制。所以我们实现的路径还要改变学分制。耿丹学院的学分制是独特的，我们是在全世界两大学分制架构基础上吸取他们的优点，摒弃缺点，形成了我们独特的组合学分制。首先我们看欧盟学分转换特点，ECTS特点是按照技术逻辑重组模块，按照总学习时间计算学分，欧盟是20-30学习小时之间算一个学分，总学习时间
实现的第二个路径，现在我们开始全英文授课。中国实现全英文授课的学校，除了中外合作大学之外，比如西郊利物浦、伦敦诺丁汉，除了这些在其他学校里面全英文授课是极少的，耿丹学院今年开始三个专业全英文授课，不仅仅是英文全英文授课，专业课也是全英文授课。还有就是学生与老师形成性评估，就是混合学习，混合学习最主要目的就是老师和同学的形成性评估。就是老师帮助同学，我们现在有CEQ，就是课堂体验评价。课堂体验评价很多时候和同学们主观感受有关，但是没有后台实际老师和同学互动数据为基础，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老师要求同学很严的话，反而会得比较低的分。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是老师和同学互动形成性评价，后台数据支持的形成性评价将来要占相当比重。也就是说我们将来对学生要有形成性评价，对老师也要有。我们要点亮学生心中那盏灯，首先要点亮老师心中那盏灯才可以。这是我们提供教育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经常接到家长从新疆、内蒙、辽宁打来的电话，从农村说我的孩子在你这辛辛苦苦念了四年，我农村的付了那么多学费，为什么毕业了不给我毕业证、不给我学位证？我说学校不是卖证机关。
这是我们开发的组合学分制框架图，这个图有七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专业核心课前移了，我们现在大部分高校第一学年，竖轴是学期，一共是四年，十个学期，我们中间有两个小学期，就是第二学年末和第三学年末同学们去作实习。其他长学期有八个，所以四年十个学期。我们学分制的安排，第一个特点就是专业核心课是在头一两年完成，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中国学校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大一第二学期和大二低潮。就是高考进来之后，高考之后冲击用劲，进来之后第一学年都是通识课，有些通识课基本上就是水课。有些同样内容在初中学，高中学，大学又学，教第三遍。所以很多同学兴趣下降。现在把专业核心课前移，有助于克服同学大一第二学期和大二低潮。
第二个特点，专业核心课教什么呢？同学在大学四年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每个专业知识是无限的，你想教他可以永远教下去。所以我们是注重要教历史观、方法论，叫他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三个特点，我们专业拓展课，比如学财会的，学财务管理的。财务管理到了第三、四学年有三个拓展方向，他可以做国内的CGN，可以面向国际做ACCN和CFN。我讲组合学分制在这体现了，就是第二个组合，你要选就选一个组合学习模块，比如这三个方向选其中之一，但是不能这三个方向这选一门、这选一门、这选一门，这样就是东一榔头、西一耙子，什么都不行。但是你有选择自由，你选择专业方向，你有选择自由，但是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你有选一个模块的自由，但是没有从模块之间跳来跳去的自由，你选的时间就为自己选择的方向负责，而且你要做完。
第四个特点，我们总学分架构，加起来是240学分。和欧盟是对应的，我们的总学分架构对应每一个学分的学习时间，同学们在耿丹学院十个学期，6080小时，每个学分对应的是25学习小时，这25学习小时里面不同科目，比如我是工科的有实验室学习，这样师生共同学习时间就是50-60%，文科的师生共同学习时间是30-40%，其他时间是自主学习时间。学艺术的，师生共同学习时间比例就是50%。这样把同学总的学习时间做了一个合理的规划，就是要求课上、课下、课前、课堂、课后做统一设计。而且我们和华盛顿协议做对比，我们和华盛顿协议要求的工科的学习量也是可以对应的。
第五个特点，同学要选就选一个组合。
第六个特点，我们的通识教育，通识课程本身是延续到三个学年，但是我们是通识课、创新创业课在每个课堂都有，我们每个课堂都有创新这部分评价的权重，每个课堂我们也有小组合作学习。所以我们把通识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嵌入到每个课堂里面。
第七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同学们四个学年，每个学期的学习量是基本均衡的。现在我们很多学校学制有什么特点呢？第二、三学年学习量很大，同学们每个星期30-40小时，到第四学年实际上是有点放羊了。但是我们现在要求是均衡的，就是四个学年，八个大学期，基本上每个大学期都是30学分。
这是这张图个特点，使得我们同学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均衡学习，而且有良好的学习过程体验。
这是第二张图，这个图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耿丹学院的同学在进入耿丹学院之后，有四次选择机会，五条以上发展路径。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选择机会是在第一学期末，同学们不管选择什么专业，当然艺术和普通大类，入学考试是不一样的，这个之间不能切换，除此之外都可以切换，没有强制调整。第二次选择机会是第一学年末，同学们可以有第二次选择机会。第二次切换就是第一学年末，因为高考报的时候比较盲目，学了一个学年，发现确实不喜欢这个专业，我想换，可以。但是从此开始，我们就要求你切换的权利是你挣出来的，也就是你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你必须平均修分基点达到2.5以上，你才有平转的权利，当然你可以降转，这个没有学分基点要求。但是如果想同年级平行切换，是有学分基点要求，必须达到2.5。这个就是过程管理的一部分，就是你选择的权利是你挣出来的。第三次是在第二学年末，你可以选择2+2，就是头两年学国际贸易，三四学年想学英语可不可以？可以，就是2+2。也可以选择3+1，比如学机械，第四年我想学艺术，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很多艺术大师愿意带有工程背景的同学，这样可以促进交叉领域复合型人才，而且很多大师是交叉领域产生的。第四次选择就会就是第三学年末。所以给学生提供四次选择机会，五条发展路径。当然这个有很多组合，每个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而且能够实现。
第二个特点，我们要求从从第二次选择机会开始，都要有GPA要求，就是过程管理，宽进严出。
第三个特点，整学年切换，除了第一次之外都是第一学年末、第二学年末、第三学年末。我整学年切换到另外一个专业，从人家低一个年级、低两个年级开始学，不用另外开班。我们现在也有辅修和第二学位问题，但是都要重新开班。现在这种整学年切换，哪怕一个人转都可以，因为他降两级或者降一级跟另外一个专业同学一起学就可以，不为了他另外开班，所以也不另外收费，现在辅修和双行为都另外收费，因为单独开班。假定同学们能够2+2读完相关的专业核心课。同时两个专业里面要选一个作为主专业，主专业方面有二次学分拓展课程要求，他完成这些专业核心课和拓展学分之后，同时完成交叉领域毕业设计，我们给他双学位，这是2+2。对于3+1，给他一个辅修专业证书。但是你做2+2或者3+1选择的同学，必须承受什么挑战呢？就是到第四学年，4+0的同学第四学年相对比较轻松，因为他都是沿着一个学科念，第四学年就是做专业领域毕业设计和毕业实习。但是选2+2和3+1的同学，第四学年要完成另一个专业毕业课程，还要完成交叉领域的毕业设计，所以对他的要求是非常大的。但是他的好处就是可以拿到双学位或者辅修专业证书。对于学习特别好的同学，每个专业前5%的还专门设一等荣誉学士学位，前25%的设二等荣誉学士学位。这样是有助于培养交叉领域人才的，不管是1+3、2+2还是3+1。这是这张图的特点。
大家可以看出来，从我们的安排中间，我们可以帮助同学们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而且有实现的学分制安排的学习路径。最主要目的就是找到同学将来到底要做什么，为这个做好准备。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普通高等院校，大前年是2824所，去年的数据是2500多所，就意味着有2500以上普通大学，中国不多一个耿丹学院这样的普通的本科院校。但是缺乏能够探索教育改革方案，能够把人才培养方案落到实处的学校。所以耿丹学院要在未来竞争中胜出，我们一定要在品质方面、服务方面有突破。所以我们必须发挥差异化竞争优势。我们这样的学分制安排，组合素质养成和组合学分制安排，可以做到四个差异化。第一个差异化可以帮助同学们发现自己，并且按照适合自己发展路径发展。刚才大家看到了，不管是0.5+3.5，还是1+3%，2+2，3+1，都是帮助同学选择发展路径。同时激发默示知识，培养交叉领域复合人才的地方。同时是集成全球优势教育资源，国际化教育性价比比较优的地方，我们全英文授课每年收费是3.8万元，同学到海外学习，花的钱远不止这个数。我知道在美国学习很多很有钱人家的孩子，去了美国实际上不适应，在大学里面大约有15%是通不过相应考核被送回来的，保守讲是15%，有些培养说至少30%。就是家里有钱，你送去了，但是在美国大学跟不上，人家给你退回来。我们可以在中国土地上提供国际教育，而且是性价比比较优的。同学们毕业之后，不管选择到海外继续深造，还是到国际大公司就业都没有问题，不会有语言障碍。而且我们接收海外留学生也没有障碍。第四个差异化，就是我们以提供素质教育养成为第一特色，帮助同学实现三个转变。哪三个转变呢？从少年到负责任的公民。从盲目学习到兴趣导向，到人生规划。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到研究导向学习。我们希望帮助同学实现这三个转变。
要是这个，我们老师必须实现相应转变，所以未来耿丹学院定位是什么？是我们集聚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有赛马机制，为学生提供能力、素养培养、激发智慧服务的平台。我们打一个比方，同学们是教育服务消费者，我们耿丹学院就像一个提供教育的超市，他到我们这个教育超市来选，这个客观上对老师是最大化提升教育服务品质的要求，最根本的质量保证。你办的不好，同学用脚投票，到其他专业去了。耿丹学院就是集聚资源的平台，提供差异化教育服务的超市。学生定位，他是成长主体责任者，是你自己要学习，而不是老师学习，是你自己学，老师是帮着你学。所以你是成长主体的责任者，当然你也是购买教育的服务者。老师的定位，老师不再是单向传授者，老师更大程度上是学生成长的辅助者，教育服务提供者。这是未来耿丹学院各自的定位，责任要很清楚。老师责任就是辅导同学成长。
刚才讲的是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组合学分制，组合素质养成和组合学分架构。下一个方面说说社会反馈和家长反馈。这是我今年5月份在苏州中国高等教育创新2016年会上发表的演讲，得到了第二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黄达仁（音）、杨东平（音）、李培根（音）院士的肯定。这是《中国教育在线》电视台栏目采访我。《光明日报》发表这个文章：就是说兴趣和导向是学习最原始的动力，所学非所好，甚至工作之后所学非所用，造成巨大教育资源浪费，也是困扰中国学生和家长的一个长期问题。这是光明日报编者案。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一个月之内有54家媒体采用，包括九万条相关搜索。从这个问题来看，它确实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共性的瓶颈问题。最近芬兰教育专家，我给他们讲了我们组合学分制的做法之后，他们非常赞同，他们觉得他们一定程度上应该向我们学习。
家长和学生的反馈是最直接的，家长的反馈，我们2015级的家长，他是江苏的，他说和江苏高校同专业大学课程相比，他们觉得我们的课程设置更加能够帮助同学在三大阶段以及未来的发展。家长也不再为孩子远到千里之外北京学习担忧了，因为现在孩子都是宠物人，家长经常担忧的。这是2016级城乡规划班，我们每个
我们再看官媒和全国性媒体转载。这是人民网和教育部的教育新闻，还有阳光高考网站，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网，还有共青团中央的中青在线，等等全国性的媒体，还有凤凰资讯的转载。各省市、县的官媒都在转载，这些官媒都是宣传部办的。这是北京晨报，东北新闻网，河北教育考试网，贵州教育网，还是宿州，就是四川，这是南京。这是扬州晚报，这是地方媒体，这是泰山，是泰山市委宣传部办的，这是郑州局。很多了，就不一一讲了。
各个大学也在转载，这是西南政法大学，南昌理工学院，安顺学院，八维教育，这是多前国内最大教育考核门户网站青年人考试网，每天日访问量50万。大学里面新闻中心主任，海洋大学的，他也在转载。有人已经开始侵权了，引用的时候没有说从哪引的。这是高考资讯媒体，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网站。举这些例子说明什么？说明同学们到了三岔路口面临选择，是每个年轻人和家长面临的共性问题，耿丹学院在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就是我向大家的汇报，关于我们组合学素质养成和组合学分的情况，希望在座诸位教育界的同行、专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
李宝元：
今天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天则所听课。
我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实际上，我是天则老粉丝团的成员，追踪你们至少20年了，你们在方庄的时候，我就曾穿城过去过数次，后来到海淀我也去了几次，茅老爷、
我自以为是学经济学的，但到了北师大，外界老是把我说成是什么教育专家，因为你在什么庙里面，人家往往就把你当做什么和尚。前些年做评论、接受采访，人家都把我当做教育专家，如当年茅老爷讲高校收费的事，《新京报》就让我写评论，于是我就写了一篇，告诉大家"不要以为经济学家会轻易胡说八道!"，后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还因此特约我
言归正传。今天
他针对的大学生选择困境问题，实质就是应试教育的典型后果或恶劣后果。在应试教育下，我们的孩子们，经过中小学层层应试，特别过了高考鬼门关，到大学就傻眼了，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只会死记硬背结论原理公式的头脑，从来没有用来想问题，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即便是自己的人生定位及专业职业选择问题，也从来没有过过脑，做个独立自主思考，面对眼前的选择，往往感到无可奈何无所适从，左右为难来回纠结。如果再上研究生，上到博士就傻得没治了。去年我博士生关门了，不招了。往往本科还有一定可塑性，硕士生也还行有些可塑性，到了博士生，再加上这些年在职博士特别是官员博士闹腾的，现在博士这个层面已经烂掉了，水平最差的、最不可塑的、最没有学习能力的，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就是博士，出去说是博士或博士生导师，都感到非常丢人，这就不扯了。现在我们的孩子，到了大学面临选择，确实不知道干什么。关于选择问题，这应该是经济学的拿手好戏。记得樊纲早年在他的半自传小书
求解命运的方程 中，说经济学就是选择学，但人生选择，不是就事论事的行而下选择，或不能急功近利地在具体路径机会器物层面做机会主义算计，而应该如
如果上升到理论层面来看，为什么面对选择纠结无所适从呢？这就是
如果追溯思想史，这个理论所蕴含的思想其实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创新，咱们几千年前道家老子的阴阳图充分展示了这个辨证关系，黑中有白白中有黑，而且还有动感，阳的就是明晰知识，阴的就是隐含知识。
实际上，人类知识有两套，一个是说得清的知识，从具体情景抽离出来的科学知识; 另外，大量不可知的，和具体情景没法抽离的，这就是所谓隐含知识。
过去我们受教育，似乎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知识，和具体情景连带在一起说不清楚的知识，就不算知识，尤其是宗教知识，信仰这一套东西，我们认为它不是知识，是迷信。这是一个大误区大误会。
我现在已经过了知命之年了，我们50年代、60年代这一代，回想起来，这些道理似乎也是非常明白容易理解的，但是实际操作层面上就弄混了。比如毛主席，他在文革的时候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而且提倡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这里，贫下中农的知识不就是隐含知识吗？你（知识青年）学的书本知识不就是明晰知识吗？两个要结合要互动有机转化，才能形成真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抽离了当时特定政治、历史的东西，他（毛泽东）的思想，就是现在教育学界、西方教育学讲的最前沿理念最先进思想和最关注的热点问题。
所以前沿、后沿打通了以后，往往是一一贯通的，老子几千年前就说清楚了这个东西。
在这个意义说，应试教育最大的症结问题，就是将本来需要一二十年干中学循序渐进累积隐含知识的成人过程，却当作一种灌输明晰知识现成原理结论并让学生死记硬背鹦鹉学舌的选才机制，在行而下层面加以急功近利地一再强化再强化，结果就导致了进入大学本已经成人的大学生面对选择无所适从傻眼的盲区困境。
所以，我觉得今天
但是，宏而观之，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在中国当下，一说到教育问题，往往就有些控制不住的激动，为什么激动？千头万绪，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不能说。谁敢说？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问题，根本说来，是不能触动的体制性问题，官本位、大一统是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科举应试也不是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史无前例地强化李了教育几千年来的特殊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洗脑职能。这是今天不能说不敢说，说了也白说没有解的根本问题。
另外，今天的教育为什么囧到了这个地步？按照我的说法，当下宏观背景可以归结为"外三化、内三化"，对外看是全球化、数字化、绿色化，而我们工业化还没完成，急剧快速城市化问题多多，市场化大成问题，尤其是新常态下，不能说了，基本方向逆转，就是一个旧体制复辟，方方面面明显复辟回去了。过去八九十年代搞的改革开放，政企分开那些事都不是问题，现在又回去了。凡是民生领域，教育、医疗，上学难、看病难，这些民生领域，全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这个在天则所的同仁面前，应该是没有什么分歧，非常清楚明白。
可悲的是，多少年来，人们把这些乱像都归结为教育产业化，如果真正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那就好了。
所以在这样一种宏观背景下，在这个意义上，
所以，
总之，听了
李楯：
来了总得讲一讲，本来不是很想讲，我不是搞教育的，但几十年来，一直想过，最起码在很长时间内想办学。之所以没有办，我觉得条件不具备。来了之后一看
再一点，民办大学不可能和现在国家办的大学平等竞争，这个给你很大的制约。教育改革，我觉得不管在民办学校做，还是在国家办的学校做，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个意义是有限的，就像前几年清华百年的时候，在这一年的一头一尾，我在新华社《瞭望周刊》发了两篇文章，第一叫做百年清华大学之道》，第二篇是年尾发的，讲的是现在的清华100年了，比过去如何，我的结论是不如过去。这个曾经公开播出过，那个人也曾经很愿意在电视露面，我那个年代也在电视露面，就是当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在教委当年设立两门综合课，一个社会科学综合课叫“社会”，一个自然科学综合课叫“科学”。从小学原来准备一直讲到高中。后来在世纪初，我当时和李强主编一套教材，在北京几万学生中试用，试用了没几天就停了。当时我们做这个课程标准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应该合起来，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和技术，把他看作一体，都像当年教委那样想的，教委是上面叫社会、叫科学，小学一二年级叫常识。我觉得都应该叫常识，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所以我们当年课程标准里面，把这些做了一种展示，就是你怎么认知人类到现在的知识、技能和方法。我们在清华，1999年进清华之后的一个想法，当时我们提出的方法就是以问题为先导，不为学科所局限的研究路径和知识产生的方法。就是在“专”与“博”之间有些东西是要重新思考的，而思考的前提，价值观问题就没有解决。所以考虑技术层面解决，我觉得第一是很难，第二是解决起来就像
选择的前提是什么？一个是机会，可不是知道不知道，很多人是连机会都没有。尽管我们说大学招生扩招很多了，但是每个人机会都是有限的，不是机会特别多。进入好的学校，进清华、北大得如此，进二三流学校的也是如此，进不了大学的也是如此。就是在现在人的发展路径上，机会是受到很大限制。第三个才是信息，你知道不知道。第三，你的见地。你知道这么一大堆信息，你看明白了什么？甚至这个专业，我四年学完了，五年学完了，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比如像刚才这位先生说当年一个人讲经济学干什么？经济学就是搞选择的，就是这点钱是买冰箱还是买电视。那么，选择的前提是什么？一定要学为所用吗？转换专业和转换职业的意义究竟在哪？以至于在我们报大学的时候，对没有机会的人暂且不谈，对于有机会的，家里面有钱，供得起，能上大学的。
有一个问题，本科是选专业还是选学校？这个大家看法是不一样的，选专业就是现在定了我干什么，我学一门吃饭的东西。选学校就是我要有一番什么样的经历。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一直说我是外行，虽然自打杨东平（音）干教育，他的会都把我叫去，但是我是外行。选学校的意义，比如综合性的学校，你的眼界就打开了，和你在一个专科学校，我们现在什么都叫大学，有的名为大学，实际上是一个专科学院，有的连学院级别都不够，只是一个专业很小的领域。如果我选的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我的眼界就打开了。第二，如果我选一个综合性大学，我就有一个同学的网络了，这些和这个人今后道路是密切相关的。
是选学校好，还是选专业好，我觉得在于一个人，他明白了，选什么都可以。我同意
李宝元：
不理你了。
李楯：
所以学生给老师打分是不是一定是好办法？什么事情都是有利有弊。他给你打分，就像有人说的，给某教授在会上给人讲怎么申报项目，社科基金、自然基金，怎么申报项目，学生怎么选课，选我这个课保证你们都及格，你要碰到郑也夫这样专门较劲的，怎么能都及格呢？所以兴趣怎么产生？我们学校给人家的兴趣提供不提供一种场地？我说我们大学和国家和社会是不同的场地，我们在社会中一个好的社会，我们讲公民社会，也讲个人权利，个人尊严，个人自由，但是学校里是实行更不同的规则，他是更自由的场地，是各种思想能够相互辨别、论争，能够相互挑战，各种有用之学、无用之学都在这展开。我们现在大学更多讲的是有用之学，说你这个专业将来找工作麻烦，或者报名人少就给灭了，按照教育部就是这个思想。有用之学，无用之学放在一块就是大学，否则就是高等职业教育，你拿到博士学位也是高等职业教育。比如我的一个专业，法律。在美国除了学法哲学的，学法史的，那就是高等职业教育，学出来干律师、干法官的，你是学一门技术，这是不一样的。
一个“精”与“博”，一个是“独”与“思”。刚才讲到网络，我恰恰是为什么进学校，为什么有老师，百度不能知道的是什么？是方法，传授和师承。因为我们要求一个人真正长出来，不是他记住了某经济学家、某经济学教授说了什么，而是要像他当年能够有这样一种学说，创立这个学说经历的过程，你是不是像他一样面对这些问题，面对经济学问题、面对社会学问题、面对政治学问题，你有这样一个领悟的过程。而不是说你知道这是正确答案。所以网络再发达，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网络有什么用？百度我也用，因为你把别的都关了，我要查什么，只能上百度。
再就是我有一些个人看法，比如全英文授课好不好？我们的英语教学和整个教学一样，简直就是糟透了，没法再糟了。因为我们的英语教育，要学语言，我是一个语言非常糟糕的人，因为后来我不学语言了，主动放弃，我什么外语都不会。但是我说句吹牛的话，因为70岁了，老了，该吹牛了。我是联合国7个机构专家，你要找我，包括驻京使馆，你带翻译来，你要我的东西，你自己翻译去。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母语糟到这个程度，我不能说不能全英文授课，就是它的意义究竟何在？语言当然重要，对我个人来说，如果我的英语好的话，我肯定不是这个模样了，我的语言糟透了。但是我们怎么看待语言的教学，这都涉及一些根本的问题。因为语言里面含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他的认知、记忆、感受、交流的极具特性的东西。各种语言不同，一翻译就丢失很多信息，原因就在这。所以我更看重几个朋友，比如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黄平，还有在哈佛回来的，在外面也有终身教职，在清华的井军（音）。黄平语言好到什么程度？我们开会在说的中文，但是他记出来的是英文。我们说什么素质教育，我同意这个话，素质是教不出来的，但是素质可以摧残、扼杀，关键是我们给他提供什么环境。我父亲当年是流法的，他们去的时候语言好不好？当然不好。恢复学位之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他出去的语言行吗？不行，你扔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30年代上海拉黄包车的，他都会英语。到北京秀水那，练摊的，他也可以说英语。所以我们怎么安排我们的教学，怎么组织我们的教学。
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是一生的事情，在发现自己、在改正自己人生路径选择、专业选择、职业选择之前，是不是改这个选择前面就没有用了呢？我觉得最起码学生教给学生这点东西是有用的。我是硕士生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主持人：
谢谢两位评议人的评议，下面有点时间，可以继续讨论。
盛洪：
感
第二个方面是教育制度本身的模式，也是逼使这些学生或者学生家长缩小他们的选择空间，我说的是应试教育，这种应试教育是一个指标体系，这个体系近似的衡量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或者他的努力的结果，但是它只是近似，而这种近似虽然近似，实际上在根本上是在违反学生根据兴趣选择的特点形成的。而这种衡量标准其实是一种平均的衡量标准，是不可能衡量很多有特质、有特殊才能的学生。所以这个体系总体来讲是很糟的体系，是大家追求分数和升学率，以至丢掉了最宝贵的东西。我也当过一
（李宝元：
实际上就是被应试教育搞的脑残了。）
他们到那个时候已经认为学习不是自己的事了，他们以为学习就是
我觉得更大的问题，就是教育是要做什么？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教育当成统治工具，就是我们现在的执政党以为通过教育，向学生灌输他希望灌输的那些东西，一定会有利于它的统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实际上教育要获得的是真实的知识，不是假的知识，而你用假的知识不会做出非常正确的判断。所以这个时候这样一种教育，第一，不可能造就出真正的人才，包括我们认为的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两年中国是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我觉得像莫言这样的人，幸好他辍学了十年，他确实没有受到这样一种教育体制的摧残，他才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他那十年听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所以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是做不到的。第二，他不可能使得这些学生真心相信他们学的那些东西和形成一种诚实的品质。他们学到的是虚伪，学到的是说假话，学到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公正，是因为他们在大学里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想给执政党进言，什么是对执政党最好的教育体系？我举了好几次例子，我们在剑桥大学看到了国王学院和王后学院，我在想国王学院、王后学院，他们最有理由让学生天天喊国王万岁，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其实最聪明的做法是让这样一个大学真正能够有非常自由的学术和教育空间，不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禁区。只有这样，这样的大学、这样的教育，一方面能够在思想上有充分的，各个方向都可以发展的自由的空间，才能撞击出创新思维和新的理论。如果有各种各样思维禁区的话，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执政党也是如此，就不要相信每天让他们去学他们认为应该学的那些东西，就对执政党有好处，其实未必。真正对执政党好的就是让学生自由发展，让学者自由探讨，让学生自由选择，让学生有更大的空间，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他们的课程。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能我们的教育才能会比现在获得更好的结果。
李楯：
我插两句。一个是民办大学也不能免的把绝大多数人培养成为机会主义者，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不了说。第二个问题，在我们大学里面应该有可能解决，但是解决不了的，就是我们搞不清什么叫科学，什么叫技术。就是我们实际上是理科、工科不分的，我们有一种极其迷信技术的东西，就是我们在科学名义下迷信技术。科学用一套规范的方法来解释问题，比如你是用物理的理论框架概念体系来解释，还是用化学的理论框架体系解释。技术是把科学研究出来的结果用来改造世界，甚至创造一些东西，比如像塑料，这个东西自然界没有。比如核能，那个东西有，但是是通过人为刺激他。凡是技术的应用都是双刃剑，技术和科学是有不同的，而技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整个教育中几乎是个盲点，没有关注到他们相互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李宝元：
实际上涉及到“体用”关系的问题，我们在纠结最根本的地方，没有价值观。
李楯：
这个东西学出来是干什么用的？什么也不用，就是解释。
李宝元：
长期应试教育最大的摧残，本来一二十年中小学教育是价值观形成。
李楯：
建筑专业、汽车专业是干具体活的，物理学专业不是干具体活的，我们从来没有给人讲明白这些问题。而且我们在学校整个构架上这些问题都没有弄清楚。
李宝元：
所以以价值观作为选择是最靠谱、最准确、最经典，但是恰恰我们不知道怎么选择，就是因为中小学应试教育，到大学以后没有价值观，不知道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还是形而上的问题。所以
杨子江：
我叫杨子江，和
刚才听
还有刚才
李宝元：
人才、人物、人流都不缺，就缺人。这是我给你的点评。
李楯：
就是培养人的问题。
李冰：
我讲点感想，我极其同意
1957年，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庭长亲自抓，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为什么县委书记一年内不能找中小学校长谈一两次话呢？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管思想、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
1978年，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却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
9月份，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列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
李宝元：
这都不是历史，这是现实，赤裸裸，血淋淋的事实。
李冰：
如果全部民众，仅仅是被认为只有工具意义，只是一种手段，能够有什么改善或者改进的余地？所以我觉得还是权利贫困的问题。
李宝元：
还有刚才丁兄说的互联网的事，我思考互联网对传统社会最大挑战就是扁平化，包括现在的手机微信，过去是垄断型的，专家垄断，这涉及到传统的师范教育，师道尊严，传统的就是专家垄断知识。互联网不是了，互联网颠覆了这样一个东西，老师、专家，权威不在这，权威在后面，就是材料组合的能力，旧要素新组合就是创新，积累素材，积累旧要素是传统社会最大的瓶颈或者障碍，互联网把这个东西扫平了。只要你踏踏实实累计，这些渠道和手段都不是问题，现在对专家要求的就是组合能力，观察、分析内容的能力。
李冰：
我回应一下
李宝元：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民主化进程，有了这样一个技术平台和没有这个技术平台非常不一样。所以我歌颂互联网、数字化是在这个意义上，原来我对民主化进程不抱希望，有了互联网、有了数字化，有了手机、有了微信，我有了希望了，不是说技术决定一切。
盛洪：
李冰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有那么一些政治上的障碍，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基本上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实际上任何社会的改变，他不是0和1的改变，是一步步的改变，这一步步的改革和这个事中的每个人的努力都相关，即使这个努力都很小。我觉得耿丹学院这种努力是非常可贵的，如果反过来讲我们所有努力都是徒劳，所以我们就不要努力了，这个社会才是真正可悲的。我们反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社会是一下子走向理想社会的，一个社会都为他每前进一步付出代价的，不是中国独特，所有社会都一样。所以
谷平：
最后，我想讲一下我所观察到的，咱们很多在教育上不好的东西，包括我们家长在祸害全球教育，他把不好的东西带到成熟发达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我们十年前没有大规模进行留学的情况下，人家高中生还有点兴趣，自己学这个、学那个。咱们的人光得高分，逼得人家跟你拼分。所以把整个机制破坏了。还有我女儿在加拿大读初中，说要选择美国高中，究竟到哪弄托福，怎么给自己补点分，我爱人一直在考虑这个东西，考虑东部哪一个好一点的学校，波士顿的等等。后来我就生气了，就争吵，在国内不想让他接受这个教育，就是这套烂玩意儿，怎么跑到那了还是这个思路呢？所以这一股风把他们也是冲击了，好在美国人看的比较准，说黑人和华人考试成绩，华人就是要高，黑人低就可以，同样进这个学校，他形成不同的标准。比如说他们要求一些东西，差一个社会实践，华人都出去了，已经是美国公民了，跑到工作做一个公益，公益不是出于真正自己的爱心，而是因为里面差一个东西，正好满足了。这样教育下来，我的想法就是不但我们进步甚微，甚至把全球好的教育体系给祸害不少。
主持人：
我简单讲两句，然后给你一个回应的时间。我接着盛洪刚才讲的道理，就是我觉得耿丹的试验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大环境我们一下子改变不了，当然这个改变需要逐步去做，你说现在怎么改变大环境？没有办法。但是小环境，我们在自己单位里面，真正有点权，可以做点事，改变改变现在的一些不正常的东西。所以耿丹的做法是有意义的。尽管这个改变可能是不大的，效果怎么样？咱们还得看。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改变的想法，是一件好事情。
第二，刚才他说现在很多变成脑残了，确实有一个问题，我们教育有一个基本的东西，要培养常人，要讲常识，要让人懂得常识。咱们现在不是培养常人，不是讲常识。为什么家长把那些很小的孩子弄到这个班，弄到那个班？干什么呢？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需要根本的解决。
第三，你今天讲这个很有意义，我觉得确实我们这些年，什么是最大的失败？教育是最大的失败？咱们讲大话，什么中华民族的复兴，怎么复兴？教育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尽管大学平民化了，都进大学了，但是大学的水平怎么样？连个常人都不是，连个常识都不懂。
李楯：
还有更糙的话，还有说现在大学是养猪场，家长把孩子送到养猪场。
主持人：
所以教育的问题，真是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讨论、需要解决。
丁晓良：
我想回应一下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刚才提到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我想回应四点：
第一，我总给耿丹学院老师、学生讲一句话，无论条件如何，都要做自己该做的，这是你的认识，然后做自己能做的，这是你的行动，要知行合一。选择相信、选择感恩、顺其自然，我在任何时候都跟我的老师和同学这么讲，不要管外部环境怎么样，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启蒙不就是这样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自己做起，你如果埋怨外部环境、宏观环境条件没有改善，难道你可以心里放弃吗？你就可以心里麻木呢？那一定程度上你就是帮凶。所以我总跟我的老师和同学讲，一定要从己做起，知行合一，思想启蒙，这个社会才能慢慢改变。所以我们耿丹学院一定不能做知道就行，要知行合一，我们门口大石头讲的是身正为范？你这么说就这么做。我们要求老师这么做，要求同学也是这么做。就是我们不能心理放弃，要从自己做起。耿丹学院再小，也是一个局部改变，世界都是从局部改变做起的，不要抱怨，不到等待，就从自己做起，这是我的信念，也是在耿丹学院教育同学
第二，我们坚信未来社会，只要沿着市场化大的方向走，他一定是政府要来购买教育服务，就像芬兰，芬兰政府所有的大学都是社会企业，都是基金会在管理，包括赫尔辛基大学，很多市政府就是基金会的一分子，芬兰国家政府向各个大学购买社会服务，其中70-80%的经费都是你完成相应社会教育公共服务基础上，政府给你拨相应的款，其他20-30%是建立在你向社会争取，比如产业界给你一块钱，政府贴补你六块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未来中国总的宏观教育格局，我相信他会是这么一个方向。但是能不能实现？需要每个人努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但是合理格局一定是政府向各个提供教育机构购买教育公共服务产品。当然越往高的地方，带有私人服务的程度越高，就是政府和私人共同购买，这个公平购买的机制一定要建立起来。但是现在没建立不等于未来没建立。
第三，我想回应一下全英文教育的问题，大家不要忘了我刚才提到的是40-80%全英文授课，全英文授课不等于丢失自己民族的东西。给大家举个例子，芬兰教育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是做的比较好的。曾经有人把全世界各国英文应用水平列一个单子，印度英语是官方语言，但是印度英文应用水平在全世界排多少位？排35位，中国是排42位。瑞典排第一位，芬兰排第五位。但是芬兰人丢失自己民族性吗？没有。
李宝元：
日本排多少？
丁晓良：
日本我没有关注，好象和中国差不多。
李楯：
这个你得看谁排的。
丁晓良：
我是在芬兰看到的这个数据。全英文授课是指40-80%课程全英文授课。但是其他的比如通识是用英文教的。母语糟这是全面的问题，不是因为英文授课了母语就糟了，不英文授课母语就好了。为什么定40-80%呢？比如看芬兰的大学，比如塔姆雷（音）大学他就是40%的课程全英文授课，所以我们为什么定40-80%，我们认为这样同学们更方便走向国际社会，而且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化社会的一部分。未来全社会的工作语言，当然我们民族语言肯定是要的，就像芬兰走向国际，也没有丢失自己民族语言。40-80%课程全英文授课，也不是民族优秀的东西没了。
李宝元：
我感应的现实，我判学生就业的时候，我看中文，我的学生十有八九的英文读不出意思来，十有八九有汉字写不成句，语法不通。我不知道是因为学英语把母语丢了，还是根上整个语言就毁了。
李楯：
跟学英语没有关系。问题是在这块土地上母语也没学好、英文也没学好。
李宝元：
现在很多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很多错别字都要学概。
丁晓良：
我是北理工兼职教授，我改15篇硕士论文，只有一个没有错别字，其他全是错别字一大堆，而且有些还是国家级教学名师学生。后来给我打电话求情，说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我改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后来不再请我改了。这就是根上就来自于国家所谓教学名师，他是不是严格要求？他如果严格要求，学生就改了，他如果自己就一塌糊涂、造假，你还指望学生改？
第四，非常感谢大家刚才提的建议里面有一点，就是平衡。刚才我讲到可迁移能力和专业能力的统一，面向未来和活在当下的统一。比如不管你做什么专业，你可能出去转行了，像我们77级的，我知道现在大概只有30%做老本行，60-70%都转了，这个转有一部分是正当的，本来人的一生中兴趣是会变的，他变了就会转。但是有些确实浪费了时间和生命，当时很认真花很多时间学很多东西，但是后来做其他的了，这个确实有些可惜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尽量避免。所以面向未来和活在当下、迁移能力和专业能力，这两者都要统一，我讲的统一实际上就是平衡。
感谢大家！
主持人：
今天下午我们就教育问题讨论了一下，大家发表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