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户籍制度改革:不只是户籍那些事”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陈钊教授首先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在谈论户籍改革的时候,不能只是以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家角度看问题,有些问题讨论已经超出了经济学家的角色。
他进而阐述,讨论户籍改革,一个是积分制,一个是市民化的成本,积分制背后事实是,第一,希望能够控制,就是通过人为的方法控制谁能够,谁不能够,所以要看分数高低,这事实上是计划经济控制的理念;第二,积分制事实上对落户者不同的特征进行评分,比如说什么学历多少分,什么学校毕业,分数又不一样。这里面就会体现出怎样的理念呢?就是分数的高低体现了这个城市多需要你。你对城市的价值就是用那些指标、分数来评价的,背后是这样的立场。
讨论市民化成本,事实上是在说城市要给外来人口解决一个本地的城市户口,就要附加的为他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这是要承担的成本。所以要算一笔帐,这个人到底让他进来会不会负担不起?我的成本会不会太高?他认为,智库的一种形式,就是政府要做某一个政策,帮助他设计怎么操作,但是智库更重要的作用,就是有些事情是不是真的该这样做?有没有更合理的做法?这才是更需要的。
他表示,户籍落户、市民化,涉及到城市里大量的非本地户籍农业人口,包括他们的子女,我们有时候简称为“农二代”,如果户籍制度非常严格的把他们排除在本地户籍之外,不让他们融入市民化的过程,这些人他们成年之后,他们的收入、他们的心态会怎么样?这也是城市要算的一笔帐。另外,市民化过程不彻底,很多小孩变成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成长,他们技能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以后城市产业升级对人力资本、技能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这样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家庭的幸福、和谐也有很大负面影响,但这不只是农民工的事情,也不只是农村人口的事情,如果他们不和谐,不幸福,会通过各种渠道产生负面影响。可能表现为社会的不稳定、冲突、不和谐,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算一笔更大的帐户,而不是算一些小帐。
目前的户籍制度还形成了城乡分割、公共服务的分割,如果在城市里,城市不承认你是他的一员,你也不想在这里面长待下去,公共事务参与就少,公共意识就比较淡。这对于城市治理都是不利的。他强调,讲刘易斯模型的时候,完全是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情况下,但是在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城市政府的决策会影响城市里有多少农民工,最典型的控制城市规模。如果能够消除这些制度障碍,就不会像刘易斯拐点预言的那样,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还可以有更多农民工愿意到城市里。
针对不久前下发的国发44号文,他认为,虽然在扩大公共服务、医保的接续、积分制等方面有了很大突破,但还有更大突破的必要。第一,公共服务中的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第二,市民化的奖励机制要向吸纳更多转移人口的地区,向中西部的中小城镇倾斜。他强调有更大的进一步突破空间的,就是土地权益,农民工落户了,获得城市户口了,可以保留你的宅基地的权利、土地承包权利,农村集体收益分享权利,都可以保留,但“现阶段严格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表述需要突破,否则,土地交易价值将大打折扣,也难以支撑城市落户的需要。
针对陈钊教授的报告,穆光宗教授认为,户籍制度,是传统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和方法,是人治、治人的统治需要,是中华帝制的附属产品,户籍制度导致中国人口地方化,固化了中国人口的分布,这固然带来社会稳定的效益,但是也导致我们的公民待遇迟迟不能摆到桌面讨论,因为在户籍制度框架里面人口可以分为市民和准市民,城市化人口和市民化人口不能相提并论。户籍制度固化了中国人的地方身份,所以改革是很难。张展新教授则表示,现在中国户籍制度就是几个大城市堡垒,不能攻破的原因有很多,以北京为代表,因为北京市垄断各方面资源,所以在北京造成规模报酬递增的超常的情况。盛洪教授认为,为什么户籍制度改革不动?背后是有不公正的分配,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改掉户籍制度背后不公的分配。30多年改革,已经把计划经济时期那种从根上的城乡不公正做了很大的调整和纠正,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绝大部分城市,我说的是中小城市,基本上没有什么户籍制度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小城市基本没有更多的特权,没有更多背后的公共资源的分配。中西部中小城市,他们怕的是人员流失,我们到山西很多县,他们说我们县最头疼的是我们人口年年减少,为什么?跑到东部去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只要是这样一种不同的户籍,包括不同地区城乡区别的户籍,没有背后的物质利益,我觉得这就不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