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李飞跃副教授首先介绍了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研究文献，即国家能力这个概念一个是汲取资源的能力，一个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汲取资源背后就是Power——是不是强制力够了，提供公共服务就是治理，能不能有效的治理，是这两个维度。国家能力是两者的有机的结合，缺一不可。他认为，战争是国家能力的重要来源，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的，在抗战过程中重视对基层组织建设，对基层干部的培养。这样的实践对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有影响的，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的自主性都非常强。
他表示，新中国具有中央的管辖积极性和地方积极性，实际上两个积极性一直是一种竞争关系。而不仅仅是委托代理的关系。地方基层有治理能力，也有治理的自主性，所以会形成竞争的关系。这样的话在基层的博弈里面有上级政府，有基层政府，还有群众，三方博弈过程中决定权力边界及政策。上下级在治理权上的竞争会使得政策更加偏向于本地群众利益。
他强调，抗战经济首先会影响初始治理格局，这个治理格局有一个延续性，延续了抗日战争中共县委抗战民主政府，历史已经表明，中共县委规模越大，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好。他认为，从国家能力的视角再看中国奇迹，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中国一个重要角度。
评议阶段，许建明博士指出，战争对国家能力形成的提法需要警惕，因为，国家能力的最高级就是全民皆兵的军国主义。而国家能力概念也有内在的冲突，即国家能力包含两个东西，一个是吸取资源能力，还有提供供给能力。当一个社会资源被政府吸取的差不多的时候，这个政府还愿不愿意提供公共品呢？如果政府这时候不愿意提供公共品，社会也没有资源依靠去问责政府。而且，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增加了，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公共物品是不是就增加了？如果政府不吸取社会资源，自治的公民社会组织可能更好利用这些资源去提供公共物品。
赵文哲教授也认为，研究结论是治理能力（国家能力）越高，科教文卫支出越高，经济性支出低，这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原因。这个结论对90年代之后，甚至2000年之后容易被接受。但是对于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之前的时期经济性支出低未必能导致经济发展。
还有评论者认为，论文的逻辑存在瑕疵，既然国家能力这么重要，而且直接导致经济繁荣，那么怎么解释毛时代和改革开放以后？从理论上讲，毛时代的国家能力应该强于后面，你想想，那么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都拿掉了，他的能力不是更强吗？那不是应该经济更发展吗？但是事实恰恰不是这样。
与会的其他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