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民间投资是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的最重要支撑力量。进入2016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月持续显著回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低于全部投资增速，而国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月持续显著提升。具体而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6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5879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8%，增速比1-5月、1-4月、1-3月、1-2月分别回落1.1、1.3、0.5、1.2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下降4.9个百分点。其实，从一季度银行新增贷款投向便可看出民间投资下滑端倪。有记者从多省银行业内人士处了解到，特别是1月，2.51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主要是投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和国企，而非民企。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民营企业怎么了？事实上，为确保投资平稳，去年以来国家出台不少调控举措，比如连续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实施定向降准，又比如扩大专项建设基金规模，推出重大工程包等等。但是，民间投资增速仍在回落。天则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于2016年8月9日在北京举办了“民企怎么了—2016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论坛”，会议邀请了相关企业家、知名经济学家与法律专家，就有关民营企业在中国“新常态”下的营商环境与发展瓶颈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并发布了天则所近期有关民营企业税负研究的相关结论。
与会专家及企业家分别从现行体制及政策预期两方面谈了各自的感受，大家普遍认为，目前的政策及理念严重向国企倾斜，致使民企的投资空间被大大挤压。与此同时，契约的履行，产权的保护，税收的负担以及法律的困境都给民营企业前行带来不可预知的困难及阻碍。
茅老在开幕致辞中引用了洛克的观点：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他认为，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彻底解决，得从解决财产公有和权力私有问题入手。天则所本次会议只是讲一讲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他也承认，天则所一直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其力量太渺小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知。虽然力量渺小，但是天则所还是坚持把事情做成一个正确的事情。
会上，著名经济学家秦思道进一步阐述了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民营投资增长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全部投资上半年增加9%，民营投资只增长2.5%，与此同时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4%点多，到6月份民营投资增长已经变成负值。这个现象在中国经济运行这些年中是从来没有的，从2009-2012年民营投资在整个中间比重从49%点多，增长到了61%点多。去年尽管后来民营投资增长慢了，但是仍然占到了全部投资的64%，但是现在出现大幅度下降的现象。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陈有西律师从法律案例着手，总结了当前民企的生存现状。他认为，法律细化使中国社会越来越丧失活力，以前讲反对立法宜粗不宜细，前面20多年，不断立法，出现问题就立法，现在已经有230多部法律，以致于法律的严密，严重压缩了改革创新精神和整个社会的活力。法律立的越细，就失去了改革动力，走任何一步可能都是闯红灯，因为我们立的法很多是计划经济的法。立法细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的是严重压抑的作用，使社会丧失了活力。此外，他提到司法领域恶意执法对经济的破坏也非常严重。盛洪教授也支持陈有西律师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企业界，中国的市场应该主要以习惯法为主，以制定法为辅，这个观点是非常值得强调的。”
胡德平先生认为，我国改革事业在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已经把民营企业纳入其中，相比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评价相当不低，但基本的舆论环境依然不能让民营企业安心。他指出，现在的宣传、意识形态工作中可能还存在着重要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民企应该消除歧视，从政治待遇、经济政策和立法措施上都能够消灭歧视。
盛洪教授还提到他一直以来的主张，就是如果政府办企业，政府就不成其为政府，因为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而公共物品就是保护产权、维护秩序和裁断公正。这里面公共品最重要的是公正、是公平。假如这样一个裁断公正、保证公平的机构自己有企业，那么无论怎么限制这个企业都不能保证公正，因为有利益，有一群人在市场当中，当面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冲突的时候，事实上做不到公平裁断。此外，他也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如我国的存贷差崎高，说明了此问题。就此问题，刘小玄教授也有相同的感受，她提到：“货币发行超额是因为民营企业叫苦连天，结果钱没有流到民企，却都流到股市、房市以及国企。国企帐面上几百亿，造成民企饿死了，国企撑死了。这样一个金融体系和制度结构，是非常扭曲的状态。”
谷平教授对当下的情况也谈到了三点感受。他认为，第一，国有企业的制度性退出壁垒构成了民营资本的制度性的进入壁垒。第二是对新兴产业的觊觎和挤压。即对互联网及其他新媒体。第三是国企与民企的区别对待问题。
此外，与会的专家与企业家也从反腐对民营企业家的伤害，劳动法的不合理规定给民营企业发展造成的伤害，税收畸态，抽贷，断贷，企业接班人的困境等问题进行了剖析。一位来自湖南的企业家对湖南永州地区的企业进行过调查，他提到，工业企业80%都已经关门，还留下10-20%左右在勉强生存。商业企业，大概有50%左右的企业，像门店、商场都关门了。还有大概50%的企业在生存。这就是现在民营企业的状况。其他一些与会的企业家也多从自身的经历及感触谈到了处境的艰难，有些企业家也谈到国内创业企业家最后的退出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以及为了征收个人所得税，强制要求个人股东分红等令人震惊的问题。
就企业税负问题，李炜光教授就四地民营企业税负调查做了总结汇报，分别是杭州、武汉、贵阳、大连。他谈到了几个初步结论，第一是企业税负率在30-40%之间徘徊。在2009年以前比较高，应该是45%左右。近些年也是在33%以上，与其他调研数据是相近的。另外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五险一金构成企业比较重的负担。第二个就是分产业企业税负，第二产业税负大大超过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感觉好一点，第二产业的企业简直都快被搞死了。尤其是在大连调研的时候，民营企业的女企业家都在哭，真是成了诉苦会。第三，营改增之后出现企业税负加重问题，在几个行业比较突出，比如会展业，比如运输业。我们国家有9000万辆卡车，都是个体户，在实施营改增之后，为了取得发票，挂靠到某个公司购买发票的行为非常普遍，实际上是造成了重复征税和税负加重问题非常严重，这个问题已经提给了有关部门。第四，税痛感非常鲜明。第五，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不甚理想，调研的时候很多企业感受到没有享受到优惠政策。还有就是企业家预期不确定，制造业问题突出，竞争环境不公平。谈到税负的感受，67%的被访谈企业认为是较重或者是很重，其他的单比就比较低了，说明虽然说是减税，但是税负过重的情况，企业家仍然说过重。
相较其他几位专家学者，秋风先生和吴思先生的观点较为乐观，秋风先生认为我们在讨论民营经济面临困境的时候，可能需要更仔细的做一个分析，看哪个部门面临困境，分部门的分析更可以看清楚问题在哪，出路何在。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它的生态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民营企业家要扮演什么角色，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和其他阶层的关系。此外，从英国脱欧，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之间冲突可以看的非常清楚，由此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全球化的停滞，乃至于倒退。经过40年发展，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有好有坏，好处是给中国企业家提供更大舞台，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家在全世界做生意。中国前几年开始已经变成了净资本输出国。秋风先生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应是如何为中国企业家在全世界进行投资提供一个更好的保障，这对于民营企业发展其实是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吴思先生则认为，现在中国融入世界，加入全球化之后，WTO的秩序就是给每一个投资人，每一个商人、资本家提供一个世界水平的基础保护。
本次论坛时间短暂，大家都深感意犹未尽。对于民营企业的关注始终是天则的立所之本。我们愿在今后为民营企业权益的保护带来更多，更有益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