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5日，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专家研讨会在北京皇苑大酒店召开。此会议举办的背景是：自2008年12月，天则经济研究所执行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项目召开成果发布会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广泛的讨论，各方对粮食安全、十八亿亩红线、以及耕地的有效利用等议题各抒己见，但至今尚无定论。为此，中评网将课题报告向社会全文公布，并在2009年1月24日以“18亿亩耕地红线大讨论”为题的“每周话题”编者按中，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对“报告”的批评、争鸣和建议的稿件，天则网同步转载了这一消息。截止25日会前，中评网收到投稿共8篇，其中一位作者郑振源先生被邀请出席了25日的研讨会，并将他题为《也谈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文章作为会议资料分发给与会专家。
粮食问题与土地问题是涉及民生的两大利剑，然而目前的很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粮食与土地市场，百姓从中所获得的福利也偏离了最优状态。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这次专家研讨会的目的便是为了更好地在学界交流这个项目以及这个项目背后的一系列问题。
整个会议历时一天，邀请了著名的学者围绕粮食与耕地的问题进行了发言与讨论。会议分五个环节：课题组对本课题进行介绍，中国目前的粮食安全状况分析，中国的耕地保护制度，粮食安全专题分析，中国的耕地形势、土地政策与城市化。与会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专家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此外，会议邀请的专家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研究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市场与贸易研究室主任韩一军，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军，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司长郑振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杨俊峰博士。会议由茅于轼教授致辞，课题组执行负责人赵农研究员介绍了课题成果，张曙光教授与盛洪教授分别担任了会议上午与下午部分的主持人，最后盛洪教授对会议作了总结发言。此外，来自福特基金会的现任首席代表费约翰也列席了会议。
下面就按照会议的几个专题分别进行介绍。
一、 中国目前的粮食安全状况分析
卢锋教授对这个课题的成果大体持肯定态度。他认为这篇报告有如下特点：第一，具有现实意义；第二，研究的视野开阔、范围涉及到国内、贸易、生产、供给、消费，也讨论了历史和现实； 第三，运用了实证的分析方法；第四，分析方法非常讲究，尤其在以粮食安全的定义基础上再界定一个缺口率这一度量指标，在技术上具有新意；第五，结论可靠。
卢锋进一步对传统的粮食安全问题是否早已解决进行了发言，他认为我国历史和传统形态的粮食安全问题可能早已解决，并分别从公众普遍日常经验、消费结构变动、国内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实际粮价走势、库存和贸易依存度以及未来增长趋势和峰值预测进行了论证。并指出新时期我们面临更高层次的食物或食品安全问题挑战，如扶持农业科技巩固培育潜在供给能力；治理粮食和食物生产负面生态影响；减少价格和贸易干预降低周期波动；放松流通管制降低粮食安全目标成本；特别要对“小农户—大市场”格局下食物品质、卫生等新型安全问题给予更高政策关注优先度，这些问题比保证供给量更具有挑战性。
韩一军对近年来国内粮食的生产、期末库存、世界粮食供求情况以及世界粮食库存与库存消费比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尤其对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巨大的库存，2003年的粮食缺口等问题进行了解释。另外，韩一军还提出了几点看法：首先，虽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未来自由化的前景如何却不得知，这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粮食安全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赖国际贸易。理由是在入世以后，对谷物类保护的国家不在少数，在150多个成员里面，目前接近三分之一的国家将谷物列为过渡性的保护措施，如美国、加拿大等；其次，虽然人类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但中国现实的科技生产力的前景也不得知；第三，讨论中国粮食安全必须考虑商品率和农户库存变化，粮食市场放开后，伴随着出外打工人数进一步增加，近五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是主销区，越来越多的主产区的存粮都在明显减少；第四，虽然美国谷物竞争力已经很强，但还要多种政策措施来支持和补贴，日本每年进口大量的饲料粮，却花巨大的代价保护大米和小麦，他认为目的是保护产业。
二、 中国的耕地保护制度
盛洪教授对18亿亩红线的制度含义进行了分析。首先他从城市地价递减率原理，即随着土地离城市中心的距离地价就会递减，分析了城市土地价值来源于人群聚集，城市作为一个交易中心所带来的生产率创造的价值在城市中心最高，越往外越低。所以如果政府没有设定一个红线，耕地也不会减少。而设定了18亿亩红线，或者目前我国保护耕地的基本逻辑导致的制度结果是适得其反的，即导致了对耕地更多的征用而不是保护，理由是现有的耕地保护制度抑制了土地的价格，农民被限定在农业用途之内估价，低价便导致大量的征地需求。后果是18亿亩红线所蕴含的一个政策目标导致的制度结果是很糟糕的，既导致了土地制度的无效率，导致大量的社会冲突，更给官员腐败造成了空间，有百害而无一利。
杨峻峰博士首先对现有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严格的农地转用建设用地的制度目的虽然是为了保护耕地，但是实际上很重要的动因是垄断农地的增值，更重要的是中国现有的农地管理制度对于农地开发权和转用权利缺乏合理的补偿，但是同时在法律上看不到任何对农地权利人损失的公平补偿。杨峻峰认为现有的农地管制制度是典型劫贫济富的方式，据此，他提出了改进的建议：第一，如果允许或者恢复农地转用权利或者开发权利，如何与现行宪法规定相一致和相协调？第二，落实农民农地产权；第三，坚决废除对农地专用垄断的制度；第四，规范对农地的规划管制；第五，规范征收权，现在对于农地侵害最大的问题就是征收权滥用；第六，必须废除不合理的粮价管制；第七，可以在适度范围内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前提是先落实农地开发权过度限制的补偿；第八，完善对农地权利法律救济制度。
三、 粮食安全专题分析
党国英首先提出了目前中国确实很难再发生过去大范围的群体性的饥荒情况，前提是不会发生系统性的气候灾难。党国英表示赞成18亿亩耕地红线，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不缺少建设用地，因此没有必要将大量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他以上海浦东，厦门等城市为例说明建设用地是不缺的，关键是浪费严重；第二，考虑到生态因素，现有的耕地数量越多越好。虽然目前有些作物的单产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追求单产付出的代价太大，如果耕地多的话，可以轮作、休耕或者撂荒，适当的撂荒对于培育地力很有好处。
党国英还表示，提及土地制度改革，他与天则所的报告的观点大致一致，如果土地制度能够深入改革，18亿亩红线的问题不需要被设立成一个目标，也不需要花很大力气去解决，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土地制度改革如果到位也是可以的，即承包权长期化，承包权被当作财产权，18亿亩红线的问题自然就可以解决了。总之，在土地制度没有改的情况下，如果不设立红线，由于地方政府大量占地的冲动，耕地很快就被大量浪费。如果土地制度改革到位的话，耕地红线的设立与否就没有太大意义。
杨军分析了经济和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化，非农收入和非农收入所占比例，粮食产量和播种面积的变化，以及粮食自给率的变化趋势。基于这些数据，他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在较长的时间里，中国保证粮食自给率是没有问题的，要注意的是，一是加大国家农业科研投入，技术创新是提高粮食增产，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途径。二是提高基础设施建设，适当采用最低保护价，农业生产补贴，增加粮食生产比较收益，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三是中国可以适当进口一些粮食，适当进口一些与粮食安全不直接相关的土地密集型产品，使更多土地资源用于粮食作物生产，这也是保护国家粮食安全一种途径。第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需要。需要创建一套符合我国实际和市场规律的土地使用和流转体制。这既从法律和制度上明确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又要合理分配土地在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之间的流转，按照市场规律，发挥土地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作用。
四、 中国的耕地形势、土地政策与城市化
张曙光教授首先对报告本身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报告本身具有片面性，虽然强调市场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他认为，耕地作为稀缺资源，是需要保护的，但是争论的焦点应当是在保护耕地的手段上。由于市场没有公正性，产权不明，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相等，耕地必然保护不了，因此政策一定要使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相一致，并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张曙光教授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需要按照利益相容的原则来修改和调整现有的土地政策，具体原则有：使得种粮的收益能够达到平均收益水平，让农民自己去保护；用成本分担和利益分享的原则来保护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因为这不仅需要农民单独承担责任，发达地区和城市也需要承担，可以按照人口数量来征收税负作为耕地保护基金，以补贴农民。
郑振源指出，对于粮食安全问题，他基本上同意报告上的分析，即中国目前的面临的粮食安全和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不同，目前的粮食问题，主要是家庭层面的粮食问题存在，以及大豆、食用油等问题。对现有的以保护粮食安全之名的18亿亩耕地，郑振源表示反对，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由于国家统计数据有误，粮食单产比实际单产高估了30%，因此在现阶段，不应该再强调保护耕地面积，更应该强调保护耕地质量，提高单产，这才是真正保障粮食安全。另外，保护耕地，不能设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也不能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强制执行高指标，更不能拿耕地保护作为控制建设用地的手段，唯一的办法是依靠市场配置。因此，为了保护耕地，保证粮食安全，应该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节约利用建设用地，一方面提高耕地单产。土地管理局应该中间找一个平衡点，即节约利用到什么程度可以保证工业生产，单产要提高多少才能保证粮食安全。
此外，来自清华大学的彭波博士与中国农科院的王世海博士分别对课题提出不少有价值的问题。
彭波对粮食安全形势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粮食安全是突发性事件，中国历史上很多次饥荒事件都是发生在盛世之后，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问题确实解决的比较好，但是谁也不敢保证以后会不会出现新的更大饥荒。彭波也对课题的说法提出了建议，他认为做这样一个课题的目的是要让社会接受，因此切入点和主题应该是容易让读者接受的观点，而不是一看就产生反抗和抵触情绪的观点。课题可以强调是可以突破18亿亩红线，而且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关键是要通过哪种方式表达容易令人接受。如果把主题放在18亿亩耕地红线上，遇到的抵触情绪是比较大的，而如果首先放在市场机制配置上，再讨论18亿亩耕地红线，抵触情绪就会小一些，也会更容易被人接受。盛洪教授感谢彭波提出的建议。
关于土地管制，王世海认为，土地管制是世界通用的，比如美国是土地私有的，但是保留了征用权和规划权。对该问题，盛洪教授的回应是，美国的管制以承认土地私有权为基础，美国保护土地的法律是针对联邦土地的，即联邦项目不能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而我国的情况是以管制为名削弱甚至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
另外，针对王世海提出的前言部分所用数据的有误，茅于轼教授对此表示认可与感谢。
盛洪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说，召开专家研讨会有两个目的，一方面要反思这个报告，听取专家的批评意见，以便改进。另一方面，在中国现在这个社会中，还没有建立起一个非常健康的社会交流机制，一听到不同意见，动辄谩骂，不允许别人说话，甚至群起而攻之，这不是好的现象。天则所关注的是更好的学术交流机制、社会交流机制和政策制定机制。衷心地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形成一个宽容的社会，互相尊重的社会，求同存异的社会。
天则成立十五年以来，作为国内公共性研究性非政府机构，坚持市场化改革，也关心弱势群体。这个研究也是在为农民权利说话，希望大家对天则能有更多的了解。天则所愿意和农民子弟共同来改变现在这种对农民不利，也对全中国不利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