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4日上午，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教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马永良主任出席发布会并致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赵农研究员和项目组成员杨小静，宋厚泽介绍了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成果。
茅于轼教授强调指出，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现在的当政者对饥荒不得不保持最高度的警惕。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十年前，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全都变了。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
茅于轼教授进一步指出，特别值得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价格上升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贵，也不是劳动力的工资高，而是土地供给有限。另外一个长远的后果就是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几亿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
赵农研究员在介绍课题研究过程、课题主要成果时指出，自2008年年初启动该课题以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科研人员认真规划、努力钻研、 深入探讨并广泛交流，课题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课题研究期间，共形成11篇正式的研究成果。
赵农研究员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因而提供充足的粮食用以确保大众的消费，是完全必要的。而我国的体制改革之所以发端于广大农村，正是因为粮食的短缺构成了当时社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所以，当时将粮食安全列为中国的首要国策，是非常必要的。三十年之后粮食安全的问题在众多的重大国家政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退居次要。将粮食安全与保护耕地面积绝对地对应起来，或者说要求确保十八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赵农研究员进一步给出本研究的结论，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在现代中国，粮食不安全或大饥荒的事例只发生在经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无视耕地作为一种农业要素具有可替代性，并它将与粮食产量——乃至粮食安全绝对地“捆绑”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缺乏根据的。政府划定的耕地红线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而且原有的红线（21亿亩）已然被破，这条红线束缚的只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
赵农研究员进一步指出现有问题症结所在，即由于政府拥有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权，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耕地占用税的收取以及对失地农民的低额补偿等方式攫取了巨额利益，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城市土地滚动开发的所谓“经营城市”的积极性。在这一过程中，委实存在大量耕地被占用以及土地被无效利用等现象。因此，中央政府通过耕地数量“红线”的划设试图抑制上述现象发生的初衷，还是应当得到相应的尊重的。但是，将耕地面积与粮食安全等同起来，或将耕地面积保护的理由归诸于粮食安全，不啻是荒谬的。所以，耕地保护政策的“靶心”应当是承载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就业权以及因就业保证的不足所可能构成的对社会稳定的威胁，而决非粮食安全。
杨小静对测算的“百年一遇”“五十年一遇”“十年一遇”的粮食缺口数量与产量比重进行了介绍。从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来看，粮食缺口占粮食产量的比重大部分年份在5%左右，最高为2003年的12.90%。而根据本课题的方法测算出百年一遇发生粮食短缺的情况下，粮食缺口会占到当年粮食产量的11%到12%。现阶段我国的粮食储备非常充分，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世界粮食安全系数是世界年期末粮食库存量占全年总消耗量比例17%-18%，我国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警戒线。因此倘若发生粮食短缺，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用库存来解决。
宋厚泽介绍了在中国耕地面积下降1%，5%，10%的情况下，为弥补发生“百年一遇”“五十年一遇”“十年一遇”粮食减产所带来的产量缺口，需要增加的其他要素（包括种子秧苗、化肥、农家肥、农膜、农药、畜力、机械与设备和其他物资投入、劳动）投入。结论为在最极端的情况（耕地面积减少10%，并发生百年一遇的粮食减产）下，在其他要素上增加投入15.5%即可弥补产量缺口。因此，完全可以从经济性的出发，增加其他要素上的投入，以弥补城市化，工业化所需的耕地，并同时保证粮食生产的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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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茅于轼先生做演讲
赵农先生做演讲 杨小静研究员做演讲
宋厚泽研究员做演讲 马永良先生做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