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陈志武首先强调，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为，政治行为、经济行为还是其它行为，最后都跟利益、收益和成本计算有非常大的关系。因此，与经济学并不远。
他介绍，做这个研究的主要的背景，是关于文明变迁。用传统的方法，比较不同文明的学者，可能变成一个自己的价值取向的问题，会局限于我们从小父母和周边的人，包括教科书，尤其是每个礼拜五的政治学习还有其它的政治学习，给我们树立的不知不觉的观念，对于我们做研究肯定会产生影响。
而用量化方法研究比较不同制度，即使在同一制度体系、同一文化体系之下，不同时期制度演变的比较，依然是用经济指标来做判断比较多。
怎么对中国的过去做量化研究，我们做的第一批事情之一就是对中国过去的暴力历史、命案率的水平和趋势做研究。因为除了西欧命案率的变化、暴力历史变化研究比较多以外，中国这方面的定性研究和个案研究有一些，但是没人做过一个系统的量化估算。
总体来讲，整个清朝期间死于暴力的概率在十万分之零点六到十万分之一点五之间，比同期的整个西欧国家要低很多，同期间，西欧社会死于暴力的概率大概是十万分之三到十万分之七之间，比中国高很多倍。民间层面，19世纪后期之前，西欧社会普通老百姓死于暴力的可能性，要比中国高很多。在整个1200年的时间里边，西欧的国王，一年大概有十万分之一千的概率死于非命、死于暴力，中国的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一年大概是十万分之三千零五十，比西方的国王高出两倍左右。
我们选择用清朝1820年的最大的版图作为标准，109个政权，658个皇帝。109个政权，658个皇帝。600多个皇帝大致情况总的统计，一是朝代持续的时间，平均186.9年，最长的是459年，是北方的一个匈奴王朝，可能因为它太小了，所以没什么人去打它，存活了459年，但平均是186年。每一个朝代皇帝的数量平均为16.3个，皇帝到死年龄平均42.3岁，登基的平均年龄是26.8岁，中位数是24岁，说明有一半皇帝登基的时候不到24岁，另外一半比24岁大。皇帝在位的时间，中位数是8年，有一半的皇帝在位时间是8年以上，另外一半少于8年。
这些量化的中国皇帝死于非命的数据，跟西欧国家做一个对比，可以让我们看到，原来中国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比西方国家的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高这么多。这种结论和这种认知，是单纯看中国史书看不到的，尤其是把老百姓层面死于暴力的概率，在中国和西欧国家做对比，又得出另外一个结论。
评议阶段，周孝正教授对陈志武的研究方法表示了极大肯定。刘业进则认为，研究是继承了以诺思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量化研究跟制度研究并不矛盾。他同时认为，真正发生急剧转变的是最近300年的工业革命，是封闭社会秩序向开放社会秩序转变，中国五千年来都在完成一个事情，那就是如何向一个开放社会转变，新的名词就是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吴思表示，这种统计方式，可以回答很多重要的当代问题，比如说人们问当代中国是什么社会，有人说是威权社会，有人说是集权社会，有人说是新集权，不管叫什么，如果有一个定义的话，一旦把它数量化，问题就清楚了，就没什么争论了。
与会的其他学者和嘉宾也各自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