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5至26日，由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腾讯思享会和《东方历史评论》协办的“历史学与制度研究理论创新研讨会”成功举行。会议第一天在徐水大午温泉酒店进行，第二天在白洋淀游船进行，是一次别开生面的理论讨论会。
中国人一向看重历史。中国学界的历史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硕果累累。且不说千百年的积淀，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无论是一般通史、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法律史、政治史和社会史，还有口述史，也是人才辈出，成果显著。而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流和互动，更是推动双方创新和深入发展的契机和动力，其中制度史的分析不仅相对集中，而且创新和突破较大。因此，本次讨论会决定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聚焦于历史学和制度研究。
杨天石、茅于轼、陈志武、张鸣、时殷弘、张千帆、吴思、张曙光、盛洪、姚中秋、李炜光、龙登高、单少杰、任剑涛、张岩、黄钟、鲁利玲、丁东、葛荃、吴伟、凌斌、刘业进、洪振快、许建明、胡兴东、谢志浩等30余位知名学者应邀与会，并发言交流，再加上有关媒体、独立学者及当地学界人士共80余人参加会议。袁伟时、杨继绳、罗必良、张旭昆、曹正汉、郭建等学者提交会议论文。中共保定市徐水区书记苏树锋和举办方代表茅于轼、吴思、胡子华分别在开幕式致辞。秦思道做了会议总结。
两天的会议共11个单元，29人做了主题发言。会议分为大会报告和经济史、法律史、文明史和社会理论、近现代史、当代史等分会场研讨。一些学者汇报交流近年来在本专业的理论创新，也有不少学者就自己的跨界研究领域作了报告，或者进行了跨界评论。与会人员坚持学术立场，各抒已见，思想碰撞，气氛热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几个环节的情况如下。
大会报告环节。杨天石老师提出，要把历史科学与宣传区分开，历史研究不能“虚、偏、谬”，一句假话都不能有，真实是历史学的最低和最高要求。陈志武教授报告，他的研究团队基于史料构建了中国自秦始皇以来109个政权658个皇帝的死亡情况数据库，研究其非正常死亡的规律与趋势。658位皇帝中，234位非正常死亡，另外11位疑似非正常死亡，两者分别占总样本的35.6%和37.2%，远高于战场的死亡率。自秦始皇以来，皇帝非正常死亡的概率存在长期下降的趋势。与欧洲相比，中国皇帝非正常死亡概率更高，下降趋势来得晚，下降速度更弱。
张鸣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商业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商人之间的交易是有契约的，产权也是被认可的，但是这些人跟皇帝之间，或者跟政府之间的产权就没有办法说了。征税没有什么还价的。商人没有任何抵抗，关键是他没有想过抵抗，到了1910年的时候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欧风东渐真正把产权和纳税人意识输入进来了，绅商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清朝政府收回路矿权使绅商们站在了革命的一边。张千帆讨论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分析了极权主义的形态特征，极权主义的退潮与回潮，认为要脱离威权统治，国民需要积极争取并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而公民行动也需要得到体制内的默许和容忍。对于宪政转型来说，从前苏联和东欧转型过程来看，和平转型需要体制内占主导的改革力量。极权体制能否存续最终取决于公民力量是否足够强大。中国转型既是一个艰难的政治使命，也是对自己勇气、智慧和人性潜力的真实考验，更是我们将这三十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资源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难得机会。吴思认为，中国从秦汉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官家主义社会。上面是官，分为皇帝、衙门和官员个人。下面是民，分为士农工商。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棋盘，中间是楚河汉界。这一盘棋下了几千年，各方博弈十几个回合。当代中国大陆可以称为半极权半威权-官家主义社会，从此过渡到威权官家主义，然后再转型到民主法治社会，是一种可以期待的转型前景。
经济史环节。李炜光认为，三星堆古文化遗址的财政文明富有启迪价值，是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阶段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它合于财政与国家“紧紧捆在一起”的关系定位和作为连接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子系统纽带的基本特征，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龙登高通过分析清代廊桥等民间公共建设，认为民间自治的制度基础包括私有产权制度、农民中产阶级，以及官员有自己的财产，相对能够保持独立，被贬或退休后，回家成为缙绅；在同时期的美国，出现了市场化的营利机构与公司、收费桥梁、收费公路与运河、继而铁路公司膨胀，通过比较认为市场化更具拓展性和发展空间。曹正汉、张晓鸣通过比较清代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发现中国基层社会存在自治与控制并存这一稳定结构，认为如何降低集权统治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是形塑基层社会结构的主要动力，而社会风险的不同来源是导致基层自治与控制并存的形成原因。刘业进认为，诺斯的突出贡献在于，把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经济学分析工具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由此发展出“新经济史学”。诺斯给转型中国的制度建议是，国家政体起着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仍然决定着我们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看，法治、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许建明认为，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原点，但它并不足以独自支撑起整个经济学的大厦。基于同样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加上秦制，二者作为分析原点，不仅没有改善人民的福利，而且带来了灾难。通过比较《国富论》与《商君书》，我们得知现代经济学还有一个原点——宪制。从这个意义上，选择一种经济学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是关于宪制还是秦制的选择。
法律史环节。盛洪认为，法的价值来源于道，即自然法或最高正义。礼则是人们长期互动形成的行为规范，具有非强制性和试错性质。儒家强调为政以礼和先礼后法，就是尽量用非强制的礼解决社会冲突，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对强制性法律的实施。近代以来把“法治”之“法”理解为强制性法律，却否定礼的作用，则导致民间社会缺少解决冲突的非强制性手段，而使强制性被不当地过多使用。时殷弘通过阅读《汉书·刑法志》认为，班固的根本结论，在于“刑罚世重世轻”，即法律惩罚的强度或烈度应当是个相对的和可变的事情，要按照所涉的特定时代的特定性质和特定需要。然而，很多人搞不清或搞不对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定性质和特定需要！郭建的论文认为，从法治经验层面上来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主要可以提供以下这样三方面的启示：第一，避免直接以法制针对民众、而将法治的重点置于“治吏”；第二，以分权来制约官吏集团的过度膨胀；第三，通过将“孝”作为法定义务，将既得利益的感觉扩散至每一个家庭，来换取社会对于朝廷法制的接受。胡兴东认为，宋元在断例构成主体上是判例法，但不管是宋朝还是元朝的断例中都有成文法，断例与判例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宋元断例在编撰体例上借用唐朝律典体例。宋元断例构成了中国古代判例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特质体现。丁峰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历代王朝经常出现的大赦现象。认为皇帝在作大赦决策时会面临着短期与长期的权衡。在皇权不稳定时，皇帝颁布大赦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如果统治者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提高皇权的稳定性，就很可能出现经常性的大赦现象，由此造成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如果皇权稳定，皇帝反而不会常宣布大赦，偶尔的大赦是一种天下太平的宣示。
文明史和社会理论环节。张岩认为，史前史的上限是生物演化历程中人科动物的出现，下限是文字的成熟。士学教育制度在唐虞之世已经出现，其产生基础是部落社会成年礼教育制度；这种制度实行于夏商西周，直到孔子时代尚有残存。士学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培训官吏。士学造就了孔子，孔子开创了儒学，儒学是三代士学的延续和士学基础上的发展、变迁。任剑涛讨论了现代建国进程呈现的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动力机制，他认为可以区分为英国、法国和德国三种模式。无论现代建国进程中政治与文化交互作用的机制如何，政治总是建国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只是推进或阻滞现代建国的次级因素。尽管如此，为现代建国聚集文化资源，总是一个国家迈进现代门槛必须重视的事务。张曙光批驳了福山“中国发明的不只是第一个国家，而且是第一个现代国家”的观点，认为这种二分法过于简单，在家族制国家和现代国家之间存在着国家的很多过渡形态，它也混淆了中央集权和专制独裁的区别。他认为，国家至少可以分为三类：古代家族制国家、非人格化的前现代（或近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仍然没有摆脱明君、贤相、清官、顺民的套路，而实际的政治运作和政治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潜规则在起作用。葛荃认为，中国人的灵魂的脱胎换骨才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关键。走出中世纪，要率先走出以下四个方面：身份等级要转变为现代平等理念，权威崇拜要转变为现代权利意识，亲缘观念要转变为现代公德理念，人治要转变为现代法治。
近现代史环节。凌斌讨论了为什么支部建在连上的问题，认为基层具有三个特点：既决策又执行，既管人又管事，既代表党又代表群众。基层集权造成权力高度集中、放大效应和
如何制约基层等问题，这不只是政党的问题，企业、政府、家族等所有组织都会面对“大企业病”问题。洪振快讨论了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转型难题，认为帝国逻辑的主权在君，集权专制；共和国逻辑是主权在民，分权制衡；党国逻辑是主权在党，一党专政；并讨论了党国逻辑下的转型困境。黄钟认为，中共党管干部的严密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国家公职人员不论是否中共党员，都必须首先是“党的干部”。中共不仅是“管”中共党员，而且能按自己的需要和标准选拔非中共籍国家干部，虚置或罢黜不合意的非中共籍国家干部，最大程度地保证非中共籍的国家公职人员“政治上可靠”。要实行宪政民主，就得摒弃“党管干部”，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
当代史环节。单少杰不赞成中国模式的说法，赞成中国改革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就好像已经有一个确定的形态，实际上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它刚刚走完了前半程，开始走后半程。
鲁利玲认为，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通常的说法，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还有一种说法，是从1975年邓小平搞整顿时就开始了，这两种说法都不是很准确。在她看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1980年2月，胡、赵进中央常委，形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格局：邓是“核心的核心”，胡管党，赵管经济。因此，如果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起点锁定在1980年，也有一定道理。吴伟认为，1980年代进行的那次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以改良方式进行政治转型的一次预演。这次预演，是由执政党内开明派领导者推动，由赵紫阳实际设计和主持的。它只进行了短短的一年多，但是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和政治遗产。这个遗产就是以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通过和平转型和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从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丁东比较了当代史叙述的多种语境。官方语境有毛泽东语境、邓小平语境和后邓小平语境。私人语境有独立史学的两种追求，实证研究和义理思辨。还讨论了个人回忆录和口述史，不同政治处境的高官回忆录的价值比较，面向市场的历史叙述的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