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实业之发达，必持有完备之法律”，大家知道中国清末最大的实业家张謇，张謇给清政府起草的请愿书，并且张謇是重要的测重者之一。张謇是中国最大的一个企业家，最先下台的，他本来是清末最末的一个状元，后来下他海了，在南通那边做的很大。他的纱厂生意一直在南通，1911年的时候，他决定在华中建自己的厂，再向华南华北发展，1911年10月10号哪一天，他在武昌的纱厂正式投产的第一天，晚上离开的时候，突然枪声大作，越富有的商人，越是希望社会稳定，越是反对革命暴力，一夜之间这种从下而上把这个政权导致一种新的，张謇是坚决反对的。他坐船到南京，他就等不到南京了，到安庆他就下船了，跟当地的说武昌那边乱了，你们得去镇压，不能乱。
但是，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制止不了，于是他就找了一个认识了几十年、他从不来往的袁世凯，因为他觉得能收拾乱局的就是袁世凯。但是他很不喜欢袁世凯这个人的品德，他是那么高的商界的头领，袁世凯当官不跟他来往，这时候想起袁世凯。为什么我首先谈他，就是连他这种商人，从1909年就觉得中国得立宪，只有立宪才能避免革命，他就是积极参与和组织了商人的立宪。商人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如果没有立宪，自己的产权得不到保证。因为中国传统知识，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传统从私有产权的观念是不严格的，不完整的，没有完整的私人产权，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新式企业产生之后，李鸿章他们用朝廷的资产或者政府的钱买机器受到了阻碍，可以说清政府很荒诞，但是从产权上来说，清政府有这个权利。是我的钱，不许国企这样做，有这个权利的。但是，清政府同时又规定，任何商人，按照传统方式经营可以，去卖步，很多人纺纱可以，但是有的商人有钱了，要从英国进口纺纱机去卖，那绝对不许搞。从产权上来说，可以规定李鸿章、曾国藩不许，凭什么规定商人不许，但是中国就是这样，商人就不能够做。搞传统的小滑板可以，但是买轮船不可以，他允许外国人做一批买卖，就积攒了资本。实际上通过股权买下了外国公司很多股权，名誉上是外国的，实际上控制在中国商人手中。从产权关系说还是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
李鸿章看到了这一点，由于朝廷不允许商人投资企业，但是朝廷急需钱，他就说用这些可以赚钱，但是我们现在没钱办，因为商人又有有钱又有现代化支持，他就提出了官都商会。所以买卖商人就逃到李鸿章门下，办了很多企业，实际上跟我们初期是一模一样。实际上相同的环境，相同的人又会做出相同的环境。很多官员觉得这些企业是清政府的，商人觉得是我的，我投资，我经营才这么大的，李鸿章是支持商人的。李鸿章去世之后，袁世凯就觉得这些都是政府的。商贾退出，商人不干，中国的商人斗不过袁世凯，因为这些商人都是买卖，都了解上海、广州都有现代化的企业，就是说股权袁世凯给了很低的价，商人给了另外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商人最后说咱们找一个第三方评估，第三方说了这个是什么价格，我们按照这个来成交。但是清政府断然拒绝，绝对不可能。如果清政府能同意的话，中国的政治传统天下都是我的，只有我说的价格，你们商人就得服。
这个过程中，一批商人受到了大量的损失，他们觉得了解了西方的立宪什么的，后来中国商人很少介入政府的，没有那个权利，也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意识。这个时候有意识了，这些东西传播的很多，商人接受了立宪这个观点。我写过一篇文章，包括今天的书里面就有了，契约论开始传入中国了，以前觉得这个国家皇帝下的都是圣旨，只要圣旨要求我就得跪在那里接。现在他接受了契约论，国家观。就是这个政府只是皇帝，也是大家契约产生的一个为了社会更好的运行必须得有这个，你凭什么说下一个圣旨，就要求股权让出，商人就不干了，随后这种要求越来越烈。当有一些商人第一次请愿的时候被拒绝，他们觉得力量不够，发动了第二次请愿，人越多，清廷采取的政策就是镇压了，一镇压商人就过激了，第三次请愿镇压更厉害，上海商会的请愿的副会长，就跟最高统治者谈了，中国尤其在那个地方更是这样，官商一体，很高的商人和官人都是认识的，彼此都有来往的，你再不立宪很可能会革命。官员回答说，这是我爱新觉罗的天下，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几个人来说，这不符合中国政治传统的，训了一通。会长就觉得他们对这个形势完全没有估计，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很危险了。我们不能跟清王朝在一起了，我们就不请愿了。
1910年的春天回去了，他临走之前跟其他的请愿者说，浮水将废，回去之后他把这个情况跟会长一汇报，他们决定不能跟清王朝在一起了，加入了同盟会。由于没有实现商人倾向于革命化，人总是希望妥协的，最富有的商人还是希望能妥协就妥协，但是清王朝1911年的5月份要求铁路国有，原先全国办铁路没有钱，民间集资办铁路，现在他找种种理由，说你们办的不好，统统收回国有，就是按照清政府规定的一个很低的股权，要求商人把那个让给清政府。而这些商人，包括立宪派的领导张謇他们都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现代的立宪理论，觉得国家政府也可以剥夺一个公民的私人财产，但是要通过一个程序。不能发一个圣旨就剥夺了，中国在此之前没有要求一个皇帝你不能发圣旨的，千百年来没有的，这就是近代契约论传进中国，也就是说人民已经不是过去的人民，但是政府还是过去的政府。他还觉得世界没变，我想千百年的政府都一样，只要发一个圣旨你就得跪接。还得觉得皇帝要你的东西是给你的恩宠，没想到这次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原本特别反对革命的张謇看到这个特别着急。他都说天下兴亡在此一举，但是清王朝根本不理张謇，觉得朝廷完全有权力把你的财产按我说的价格拿走。中国千百年的政治传统就是这样，结果最后就是清王朝的覆灭。也就是说清政府的政策，使清朝末期本来不关心政治的商人，后来为了避免革命一点一点关心政治参与政治。
在中国这些商人他们要求立宪是为了自己的商业，也就是张謇说的，实业之发达，必须有完备之法律，中国的实在布局，不是法律不完备，要就是执行法律不完备。这是在商言商，但是多数也是自己的利益，为了商业的利益。
在中国这种政治结构中在商言商也很难，很难分清在商言商和政治素质之间的界限，清末时期的政治有太多的历史教训可以镜鉴，也是对我们现代有启示的。
[ 雷颐 著名近代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1月8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6「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修订，严谨转载 ]
2016-1-23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