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锋:未来中国仍堪谨慎乐观

  • 杨俊锋
    2016-01-19   累计浏览:

 

 

过去一年里,知识界总体上普遍深感失望和不满。经济滑,集权强化,言论控制加强,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如此等等,这些确实都是现实问题。但是,人总是需要一点希望。而且,这个社会也并非没有希望。总起来讲,未来还并不是不可以乐观期待。

 

一、威权对于后发国家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人之所以失望,往往是由于期望太高。法治和民主无疑是人心所向。然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讲,现实往往远比理想更复杂、骨感。

 

纵观世界上后发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就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此的力证。后发国家中,公认的转型成功国家,从亚洲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到欧洲的西班牙,到南美的智利,又一个共同点是,都曾经历过一个威权时代。其实,更广而言之,而相反,那些骤然实行民主化的国家,可能不仅没有实现善治,反而政局动荡不定,经济停滞甚至大幅倒退、腐败更为严重。南美、非洲各国,包括智利皮诺切特之前的阿连得时代,到当代乌克兰,都无一例外。这反而败坏了民主的声誉,阻碍民主化进程。

 

由此岂能不承认,上述令人失望的惊人巧合中,必定蕴含着某种规律性的原理。概而言之,民主不能靠一纸宣言或一部法律的规定,就可毕其功于一役。它需要一系列制度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条件作为支撑。

 

例如: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连基本的公共秩序都难以维持,更遑论其他?如果没有法治的传统,民主化的结果还可能出现的是各个政治派别互不买账的政治僵局。在民众对于民主的缺乏理性认知,中产阶层弱小的情况下,执政者很可能会为拉拢选票而采取种种迎合贫下阶层的激进民粹主义政策,从而严重损害经济发展,最终经济的崩溃导致民主的崩溃和独裁上台。这些情形绝非理论上的危言耸听,而是在广大后发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历史上,反复上演的活剧。

 

反过来,为何那些转型成功的后发国家,普遍经历过威权时代?威权体制下,既没有民主,也没有真正的法治,当然算不上理想的政制。但是在特定情形下,威权体制却可能是一个无奈而又现实的选项。

 

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威权统治不尽相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理性的威权统治完全可能比仓促的民主体制更为有效,更能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究其原因,可主要归纳为:第一,一个有效的威权统治,能够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及其他基本的公共产品;第二,理性的威权统治者可能比一个不成熟的民主体制,更能坚守经济自由,而不是采取杀鸡取卵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第三,威权统治也可能是一个法纪严明、较为规范的依法治理型统治,如新加坡。

 

而经济发展的一个非意图后果是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社会的文化水平大为提高,以及权利和法治观念在大众中更深入和普及,从而成为推动法治和民主的坚实动力。

 

啰嗦上述道理,当然没有高呼民主、法治那么富有道德美感和感染力,但现实就是如此的坚硬和复杂。这也当然并非反对民主,恰恰相反,只有认清民主化的复杂性,才能真正推动民主化。否则,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思想准备,一旦民主化进程出现反复,就很容易灰心丧气甚至怀疑民主本身的正当性。

 

二、当下中国威权体制基本上还是较为有效和理性化的

 

知识界的失望和不满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但事实上,这些不都是威权体制的正常体现而已,哪有老虎不咬人的道理?再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政治体而言,民主、法治化进程中,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的反复、回潮,实在是太正常不过。

 

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下的威权体制基本上可以说是较为有效和理性化的。中国社会秩序较为稳定,基础设施建设迅速;经济市场化已经初见成效,并仍是官方施政的大方向;法治和市场经济一样也被官方列入执政目标。

 

尽管官方理解的法治,或许只是强调政府依法治理的法制(rule by law)。它和真正意义的法治(rule of law),即主要约束统治者的法治,并不相同。但这一政策性方向,至少具有意识形态上的积极意义。

 

固然,这种以法治理并不等于法治,也不一定通向法治。但总比任性的人治要更好一些,因为即便只是现行法律能得到公平实施,这至少也会给人稳定的预期;而且,从多数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能将中国现行法律公正有效的实施,无论如何都是一大进步——大多数百姓的维权诉求其实也只是公平地适用现行法。

 

相比于无法无天的非民主体制,依法治理型体制转向真正的法治,可能要容易得多。因为它有助于培育法治所必备的法律权威和守法的文化。由此也可见,不能机械、僵硬地把法治的实现过程,理解成黑白判然分明、在某一时间点即可宣布大功告成。其实,从以法治国意义上的法制到真正的法治之间,可能是一个存在模糊地带的渐变进程。

 

而且,最理想的进程当然是法治和民主同步推进,但相比落实民主,推进法治的难度可能会更小。因为法治强调的是权力的规范化,而民主却可能事关执政者的更迭。不少人失望的原因显然在于,公报并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党与公共权力包括司法权的法律关系问题上有实质性的大动作。然而,这其实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终极命题。这并非短期所可以解决的,当然也并不是这次会议所能解决。

 

再者,转型国家若能先行推进法治,转型的震荡和代价会更小,这也正是落实多数人所赞同的渐进改良思路重要的具体操作性路径。

 

总之,在我看来,相比于民主而言,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市场化和法治(哪怕是依法治理意义上的法制),都具有更优先的地位。

 

包括当下的强力反腐行动,我仍然愿意同情式的理解。固然,知识界普遍批评,当下的反腐还是跟以前的权力型反腐、运动型反腐没有本质区别。我也承认它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但至少在我看来,反腐的积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腐败蔓延下去对社会文化造成不可逆的、或是很难改变的一种伤害。将来再想挽回恐怕非常难。 而且反腐至少对当下政治秩序的稳定是有益的,也有其实体上的正当性。

 

三、法治与民主的潮流已不可逆转

 

知识界对中国现况的悲观、失望情绪可以理解,但似乎也要注意到,中国已具备了许多值得乐观的现实因素。

 

第一,首先令人欣慰的,权利、法治、民主观念在大众中总体上仍在不断地更深入和普及。许多人担心会再来一场文革,但事实上并无这种可能。一些当政者也并非不想获得更大的、绝对的权力,但实际上也已经很难。为什么?简单地讲,世道人心真的变了。别的不说,要发动文革,就要发动民众普遍起来斗争身边的“敌人”,但只要稍微观察一下现实社会,有几个正常的人会这么去干?

 

大家不要看网络上极“左”声音来势汹汹,这其实并不可怕。在现实的社会里,这些人并不是主流。在政治学和传播学上,这一微妙现象,可以借用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著名论断“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来概括,也即:在公共舆论界叫地响亮的声音其实并一定不能代表大众,因为普通大众通常在舆论场上是沉默的。尼克松此说当然本是为了自辩,未必符合事实。但无论如何,沉默的大多数这一论断本身却极富洞见,这对于准确地认清真实的民意民情,避免被舆论错觉所误导,至关重要。

 

第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虽仍远远不够,但也已初见成效。许多人已经不必一定成为政府的雇员,仰赖政府来生活。加上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民众财富大量增加,已共同造就了一个较为巨大的中产阶层,或曰市民阶层。这也是为何中国的权利和法治意识日益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

 

而从国际上看,中国已经深度的融入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当中。这是不可逆转的,任何人想大幅度地走回头路也都已经不大可能了。可以设想,即便是当年重庆高呼反美、反西方薄熙来上台,也肯定不敢从而也不会和国际主流社会完全决裂。

 

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因素是,城市化对治理的巨大影响。人们往往把城镇化看作是一个经济发展、以及人口居住形态的社会变化。但是实际上,城市化也是影响和决定一个社会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的因素。

 

我去年写过一文章,着重探讨过这个问题。简单来讲,城市化同时意味着生活方式以及文明程度的巨大变化。城市化其实是推进法治和民主的重要契机和动力。这一点从中国现实社会中,就可见端倪。例如,越是大的城市,社会的法治程度、政治透明度程度,政府的负责任程度,就越比比小地方强很多。比如说北京要比小城市好很多,上海比其他的城市好很多。

 

此外,再严厉的革命政权,从总体趋势上来看,“权力的总发条”都不可避免会不断松驰,哪怕再想随意的管控社会都将越来越难。而随着既有体制的弊病不断凸显,推进改革的现实压力和相应动力也必将继续强化,当推进改革使执政者的收益大于损失时,改革就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进展。

 

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非意图后果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力量也在缓慢成长。经济发展的一个非意图后果是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社会的文化水平大为提高、互联网不断普及和发展,这都将导致法治观念在大众中更深入和普及,从而成为推动改革的重要动力。

 

四、中国的文化优势

 

我们老是说中国人有很多劣根性,柏杨甚至专门写了一本著名的《丑陋的中国人》。这其中多少有恨铁不成钢的激愤之辞。

 

其实哪怕是从最为简单的直观现象来看,也并非如此。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中国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间为何会创造所谓的“中国奇迹”。泛而言之,在中华文化圈中,除了朝鲜这个冷战的奇葩之外,无论是韩国、日本、新加坡,包括台湾、香港,都绝对是当代人类世界的后起之秀。

 

这不能不说,其中必然蕴藏着某些文化的密码。以我的观察,这大概主要在于:对教育和文化的高度重视(以至于有父母为了学习甚至把子女逼得自杀);普遍的世俗主义精神,而不像印度或阿拉伯世界,宗教高度支配世俗生活,束缚社会理性和进步;对公共事务具较高责任感和抱负的士君子文化,等等。

 

总而言之,未来中国,套用邓小平的老话来讲,也许“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但基本上“坏也坏不到哪来去”。对于中国的现况和未来,当然需要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而不能盲目乐观,但同时也仍值得谨慎乐观。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界当然不是无所作为,相反,知识界的努力争取与理性引导,将决定着未来中国进步的方向和步幅。

 

[ 杨俊锋 独立学者。本文为作者201618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6「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2016-1-19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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