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的主题是关于出版自由。前些日子写了一篇评论《读马克思论出版自由》，发在FT中文网和共识网上，今天想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出版自由也就意味着思想自由，它的反面就是思想专制主义。中国历史上缺乏思想自由的传统，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外，到了秦朝，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朝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时期又大搞文字狱，就连毛泽东也说，历代都行秦政治。当时有不准妄议朝政之说，妄议朝政是要革职和杀头的。所以，思想专制主义在中国是有历史传统的。
近代以来，自由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中国也受到波及和冲击。比较而言，民国时期好像思想自由的空间大一些，那个时候的大学就比较自由，北大30岁就可以当教授，外面的人可以随便去听讲，清华有四大名教授，西南联大的空气也比较自由。其所以如此，不是说当时的政府不想控制，而是没有力量，他控制不了。事实上，国民党到台湾以后，新闻出版和思想控制很严，以至发生了《自由中国》事件，雷震交军事法庭审判，直到1980年代末，特别是1992年开放党禁报禁以后，才有了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
大陆1949年以后的情况，思想控制很严，根本无什么新闻出版自由可谈。1978年以前的30年，我们的报纸、杂志、书籍、电台，到处重复着一个谎言，说美国、日本、香港、台湾，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救，拯救人类。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欣欣向荣，中国人民生活得非常美好，我们也以救世主自居。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大家出去一看，美国、日本、台湾、香港都比我们发达，人家过得比我们好得多。
由于实行新闻出版控制，没有思想自由，真相被掩盖，历史被歪曲。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发生了大饥荒和大危机，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人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人们才从非正式渠道知道了这些情况。在当时饥饿、肤肿相当普遍，饿死人不能讲，一讲就是反革命，饥饿成了思想问题。今天，这些历史和档案仍然尘封着和掩盖着。谁现在要讲这个问题，公开这段历史，谁就是历史虚无主义，除非良心叫狗吃了，才会讲这个话。
实际上，1957年的反右就是一次新的文字狱，庐山会议就是不准妄议朝政的现代版，至于文革，思想专制主义达到了顶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自由多了一些。经济自由大大改善了，私有财产合法了；户籍制度松动了，人们可以自由流动（不是自由迁徙）了；思想自由也有了一些，至少在私下可以随意说话了。但自由仍然有限。那些话能公开讲，那些话不能公开讲，那些文章能发表，那些文章不能发表，那些书能出版，那些书不能出版，都是有管制，要审查，得批准的。至于个人办报、办刊、办电视，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开放。网络虽然是个虚拟的自由世界，但网络公司还得听网管的。叫你删除，就得立即屏蔽；你不删除，网管就给你删除。如果再不听话，就给你点颜色看看。这类事情也是魔高一尺，道 高一丈，高手学会了翻墙，只是可怜了不会计算机的人，或者会计算机但不精通的人。
历史上不准妄议朝政，最近又有不准妄议中央之说，不知道什么叫妄议中央，与不准妄议朝政有什么区别？有关官员用民主集中制来解释，恐怕有点不伦不类。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不是思想原则，组织需要服从，思想需要自由。中央决定了的事情要执行，还要继续讨论，因为决定有可能错误。议论就是检验，就是监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决定就错了，不仅不准公开议论，连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也不准议论，结果是造成了大饥荒和经济危机，饿死了那么多人。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决定了事情就不能讨论、不能批评呢？只有议论，才有可能发现错误的地方，才有可能纠正。
马克思在评论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时，对出版自由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肯定的善”。马克思讲得多好啊！仔细想一想，如此，没有出版自由，其他自由也谈不上，因为各种自由是相互关联的。一种自由受到限制，另一种自由也会受到限制。所以，没有出版自由咱们就没有思想自由，你看到的都是歪曲的东西和虚假的东西，用这类歪曲和虚假的东西加工出来的东西就会更加歪曲，更加错误。
马克思还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说得多好啊！大自然的确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人类社会也是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思想和精神更是五光十色，纷呈异常。然而咱们却实舆论一律，思想统一。这就太荒唐了，如果做不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中国的社会进步将会遭遇到非常大的障碍。
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应该使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能够有一点前进。在突破这一点上，学界的人应该用力。当然了，这个事情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决策者和控制者想不想放，会不会放，能不能放，另一方面是学术界和出版界以及其他被控制者怎么做，怎么争取。我们当然要求放弃思想专制主义的一系列作法，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出版自由。因为出版管制不光限制了我们，也限制了他们，比如，邓力群鼓吹和实行思想控制最坚决的人，他的《十二个春秋》也拿到香港去出版了。这不是极大的讽剌吗。
从学术界来说，我们不仅要积极争取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而且要警惕和清除自己思想上那些专制主义的东西，因为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有些东西已经渗透在血液里，需要来清理。比如，学术创作本来是个人的事情，由个人作主和个人负责，其他人可以建议，可以批评，但不能强令人家接受和采纳，更不能搞什么组织讨论和组织决定。我们作为主张思想自由的学者人，不要出一些控制思想的馊点子。在出版言论的自由方面，思想更开放一些，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点，努力推动落实宪法35第条。当然，这件事情还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谢谢！
[ 张曙光 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2016年1月8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6「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2016-1-18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