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白重恩教授首先介绍，世界银行每年都会研究和发布年度全球营商环境指数，每年设10个子指标，用以进行国家间的对比。
良好的制度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指标，我们的经济制度基础不是很完善，企业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其中一个指标建筑许可，在189个国家与地区中我们排名第185。中国有报道称要盖一栋楼需交95种税费，盖192个章，盖章涉及30几个部门，每个部门盖章要签很多字，往往是部门主要领导签了字，底下的副手要签字，每个人都要走一遍。采访说如果按照规矩把这些章都盖下来，需要三年半时间才能完成程序。问题是，在如此不好的制度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保持了较高水平，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白重恩教授给出的答案是“特惠制”。
“特惠制”就是各级政府为某一些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没有很好的产权的保护，只要有人给你罩着，你就有把握，法律没有保护没有关系，总是有人给我提供保护。要盖房子盖章比较困难，我只要找这个人，他就能帮我把章盖下来，他们就可以帮助我们企业克服不良营商环境对企业造成的障碍。形成“特惠制”的关键因素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普惠制度不完善；第二，地方政府有能力帮助；第三，地方政府有激励帮助；第四，地方政府并不会帮助所有人，他会帮助某些特地企业。这是为什么把它叫做特惠，如果地方政府帮助每个企业，那就是普惠了，之所以强调特惠，就是因为并不是每个企业都得到这样的帮助，而是某一些企业得到帮助。
白重恩教授强调，普惠模式很差又没有特惠的情况下相比，特惠模式至少是让某些企业能够生存下去，所以他确实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但不是没有问题，下面来分析它可能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不公平。并不是每家企业都能得到优惠，有一些得到了，有一些没得到，这就是不公平。当把资源更多的用到某些特惠对象，其他企业能获得的资源就会被挤压，因为资源是有限的。第二，其他企业就可能有挤出效应，如果挤出效应很严重，资源配置效率就会很差。这是特惠模式带来的效率的损失。2008年之后我们这种挤出效应变得越来越大，所以2008年之后这种特惠模式带来的成本就越来越高了。第三个问题，如果特惠对象并不是效率较高的企业，这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更大，而且更加不公平，地方政府有没有能力选择支持效率较高的企业，有没有激励支持效率较高的企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难以选择效率较高的企业作为特惠对象，并不那么容易能选对，也许在经济发展初期比较容易选对，只要看韩国十年前做什么，日本二十年前做什么，基本上你跟着做就差不多。但是现在我们再这样做就很难。所以，地方政府选对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一到地方就被问到这个问题，下一个经济发展的热点是什么？如果他找到了热点就扶持热点，但是谁能说清楚下一个经济发展的热点是什么？十年前能说清楚，二十年前更能说清楚，现在很难说清楚热点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来效率更高的特惠对象，可能效率不再高了，过去支持的这些企业，过去有效率但未来效率不高了，但是因为已经扶持他了，你可能就继续扶持他，这就带来成本，特惠模式效果可能越来越差。
白重恩教授最后指出，首先我们的普惠制度不完善，指标都不好，但是经济又发展了，为什么发展的呢？我们认为中国的这种特有的特惠制度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正面的作用，而这样的正面作用是有条件的，我们列出了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是地方政府掌握资源，他有能力提供特惠；第二，制度中留有空间，有激励提供这样的特惠；第三，地方政府之间有一定的竞争，如果从这个地方得不到特惠，企业可能从另一个地方得到特惠。企业得到特惠的机会增加了，这也是中国的特殊。这三个条件，如果任何一个不满足，特惠制度对经济的增长可能都不能起到正面作用。最后我们认为特惠制度有很多缺陷，包括不公平，包括资源配置过度倾斜到某些企业，其他企业得不到，会造成挤出效应，包括地方保护，包括地方政府没有激励推动普惠制度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我举了62号文和25文的例子，说明要想推动普惠制度的建立，其实很困难。最后三个问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未来怎么办？既然特惠的路似乎走到头了，普惠的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中间这一段怎么办？怎么来更好的推动普惠制度的建立？
参与论坛的其它学者也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但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还是应该尽快实现制度层面的普惠制度，这才是能够继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