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来自瑞典的Pontus Braunerhjelm通过对三个方面研究的展示，阐述了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间的相互关系。第一，对当前政策的质疑；第二，最新的数据；第三，数据对政策的影响。
他介绍，统计跟踪对数据显示，一国的研发投资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正相关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他表示，主要的原因是制度因素，每个国家的制度不同，每个国家的法律框架以及法律法规不一样。他以新加坡和牙买加为例，50多年前两国水平相近，但50年后新加坡的收入是牙买加的六倍以上，原因就在于两个国家创新制度不同。
在对创新能否继续发展弥漫的普遍失望情绪中，他表示并不悲观，因为究竟哪种创新会为人们带来更多福利，不同的时代很难对比，技术还会不断的发展，带来更多创新性、颠覆性的成果。但他强调，人们在关注企业家精神的时候，往往只关注研发投入的增长，实际上应该更关注的是创业，更多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才是真正促进增长的方式，但是80%的情况下，事实都不是这样。
随后，Pontus Braunerhjelm简单介绍了Nelson和Winter、Romer、熊彼特的增长理论模型，在将中国作为主要对比对象时，他指出目前这些主流的增长模型并非完美还需要补充。数据显示，2002-2014年刚刚成立的新公司以及建立不到三年半的公司称为创业公司，中国的表现十分突出，2014年中国和美国的创业水平是差不多一致的水平。但他认为，中国的创业公司在贷款、国际化、品牌方面仍很不足，世界银行2011年经商容易度185个国家排名，中国排第90位，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评议人韩朝华教授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确实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问题。但他指出，通过问卷调查给出的专家评估，比如创业的欲望、创业的难易程度这类评价，在涉及不同国家、不同制度环境时，其实际含义有时候会差得很远。比如，报告中提到做生意、创业的难易程度，作者比较了四个国家，其中，中国好象最容易创业的，因而得分最高。但要细究起来，里面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澄清。说在中国办一个企业很容易，或者换一个经济学术语来说，在中国创业的成本比较低，这有正面含义，也有负面含义。比如在中国办企业的环境成本很低、违约成本很低、搞假冒伪劣的成本很低，诸如此类，这导致与较发达国家比，与法治国家比，中国创办和运营企业较为容易。但同时，中国办企业的成本又很高，比如税负重、政府的随便干预、产权缺乏保障等等，这导致在中国办企业的成本又明显超出法治化国家。所以，同国家的投资环境不同，要做创业难易程度的比较，要看怎么比，或者从什么角度比。这方面的问题是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报告人只提到一个标准，即创业的难易程度，但这种难易程度是具体是指哪些方面，还需要更深入地追究下去。
与会的其它学者，也就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