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彦斌：简单说一下刚才曾老师提到的通奸罪的问题，首先我不赞成通奸的提法，我反对的是通奸入罪。现在保留通奸罪的国家非常少，现在台湾是有通奸罪的，中国大陆至少是正式颁布刑法以后是没有通奸罪的，台湾是有的。韩国是通过司法判决形式废除了，台湾现在很多女权团体呼吁废除，还没废除。但是这个罪名在，适用的少。真正按通奸判刑的人很少。
许章润：台湾有一个统计，按照通奸判刑的话，年满18岁的成年公民一多半都要被判刑。
董彦斌：对通奸入罪或者不入罪，我想说这个跟儒家没有什么太多关系，中东跟儒家也没有关系，他也有通奸罪，我想说的是这个。对儒家应该从精神和具体的条款应该区别对待。
王建勋：我接着通奸的话说，虽然通奸罪早就废除了，但是一直有非法同居这种说法，作为行政处罚，不是在刑法里边，但是以前一直对非法同居可以对你进行行政处罚。我觉得共产党很好的利用了儒家的一些东西，比如现在惩治这些贪官的时候，经常查他们的作风问题，如果说在外面有情人什么的话，通常把这个拎出来作为罪状之一。
李庄：他是共产党的纪律条例，也没有刑法。
王建勋：就是共产党内部用所谓的礼、德来处分自己的成员，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是也不是新的，共产党利用这个很多年了，一直都利用作风问题把对方整倒。我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法律和道德关系问题，一方面法律肯定离不开道德，或者说有道德性，有超验的基础。另一方面，法律和道德又有一些明确的区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西方历史上也曾经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像同性恋，同性恋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在西方很多国家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在英国就有即使私下进行的同性恋行为也可以被抓起来。这个也跟时代变化有关系，时代变了以后，现在没有哪个地方还把他定罪了，相反甚至承认同性恋可以结婚了。什么意思呢？刚才盛洪老师也提到，儒家其实是在变化，所有传统、所有文化都在发生变化，包括宗教也是，教义的解释也在发生变化，完全没有必要固守儒家一些完全不合时宜的东西。我觉得一点没有必要。一方面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法治作为对于一个文明政体的自由社会是必须的话，当然与此相冲突的所谓的礼、德，当然是可以不应该遵守它。
回到李庄律师提的这个，我觉得从儒家来看，看不太出来他对联邦制有什么渴望或者是有什么诉求。以我对儒家的了解，当然他们强调一定程度的自治，社会的自治，地方的自治。但是似乎长期的一个传统仍是在大一统的框架下来思考政治问题或者政体问题。我不知道这种儒家究竟有可能是一个障碍，还是对走向联邦制或者建立一个多中心的社会会有贡献，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在这方面有些论述。到底二者之间关系如何。即使有一些正面的东西，我觉得也不必要像秋风一样对儒家的理解，放着现成的西方的东西不学，要回归到几千年之前，我不知道这种难度和从现在借鉴一些西方的东西哪个更大？
李庄：中国是一个儒学大国，儒家大国，儒家讲的是君臣之道，联邦讲的是权利平等，能不能有机的融合到一起？我关心的是这个，很多人也关心这个。
王建勋：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等级秩序的问题。联邦制是建立在一个平等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跟基督教的圣约传统密切相关的。
李庄：郭老师和张曙光老师也都说了，说现在中央提倡儒家大发展，孔子学院到处设立，这是一个什么信号？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分清君臣之道。就是这个意思。
王建勋：我对儒家这种等级观念一直是有顾虑。
唐文明：曾亦的思路比较了解，根据刚才的讨论，我想给他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考虑到当下和以后，按照你的思路有没有一些制度上的考虑？因为过去儒家基本上是公共传统，而且《春秋决狱》有一个制度架构，现在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制度架构。我是从蒋庆的三院制有一些启发，现在按照你的思路，不一定是落实到某些特别具体的、小的问题上来考虑，而是说在根本的问题上，比如说前面讨论到宪法法院，假如在宪法法院里面要有一个儒家的位置。如果对这个良好风俗有坏印象的，他可以投否决票，就是抓住儒家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其他价值可以根据时代变，把那些最基本的价值放在宪法法院的框架里面，我觉得可以跟宪法的建构结合起来。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考虑？
白敏：我关于理论上的问题，各位大家在这我讲不了，但是我可以介绍一下蒋庆先生一些想法，或者是说我所知道的一些跟今天、昨天的话题有关的内容。因为我跟蒋庆先生是一个学校的，我是师妹，他在杨名经舍修一个小房子，每年5-10月在那个山上读书。蒋庆先生的太太和我是师姐，所以我们跟他们很熟悉，所以每年接受他们，或者我们有学长去贵州，我都上山去，所以每年5-10有两三次到杨名经舍山上陪其他朋友学长去，所以会听到蒋老师一些想法，所以可以介绍给大家知道一下。
第一，关于政治儒学这本书是三年以前出了一个版本，当时是朋友资助印的，出了很少，后来普林斯顿大学出了英文版本。在政治儒学这个书里面除了我们原来知道的蒋先生的一些提法，最重要的是他对他提出的儒家宪政提出一个三院制治理方案，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我们就谈到蒋先生你认为你提出这个治理模式有用吗？他对当下中国能起什么作用？蒋老师就说其实可能是没用，但是也可能可以给社会治理提供一点点参考。他原话就是这样说，他说至于有没有用，以后再说，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把他提出来就可以。
第二，我的师姐到山上跟我说以后，他就说山上没有一部电视机，他说我每次到山上的时候都跟蒋庆说添一个电视机，但是蒋先生说山上的事情你不要发言，山上的资产全是社会资产，将来我也要把他交给社会，他跟我个人没有关系，跟我的家庭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师姐说我每次上山都跟客人一样，最多住过一个星期，有时候看看就下来了。关于这一点我也很敬佩，所以蒋先生去年跟我说，他说白敏我们这个山庄可能要想到以后怎么把他归还给社会的问题。
我就讲这两点。
[ 本文辑自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董彦斌、许章润、 王建勋、李庄、唐文明、白敏对曾亦主题报告的评议与讨论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转载请注明 ]
2015-9-22
中评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