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许章润教授首先从美国弗格森小镇的黑人青年布朗遭警察枪杀案和中国正在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两起事件的发生，之所引起的国际关注，进而指出：在国家政治、国家间政治和全球政治三重视野着眼，超级大国的一大特征就是内政之国际化，失去了纯粹内政的可能性。就是说，任何一项内政举措，均不免深度牵连他国，搅动国际风云，因而，均不得不考量其外溢效应，也无法以“内政”和“不得干涉内政”自我辩解。
在解释为何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时，许章润教授认为以下4点原因促成了这种态势：第一，超级大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第二，超级大国内政治理的全球示范性；第三，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秩序视野下，根据195个自助体，联合国195个成员国之权责对等的原则，使得超级大国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以及救济力量，它们要担负起比其他中小国家更大的职责。
以国际公法为基准，许章润教授认为1648年威斯特法尼亚体系以后的主权概念，应该具有4种形态：第一，道德主权；第二，人民主权；第三，历史文化主权；第四，国家主权。他同时强调，国家主权仅仅是这四种主权中的一种，只是一种世俗的政治力量所享有的一定地缘空间内的自治性而已。
同时，许章润教授还特意强调了所谓的“帝国负担”。他表示，威斯特法尼亚体系的主要功劳是通过主权建构，暂时屏蔽与避免了一统天下时代，包括基督教一统天下时代，基于教义王权或者道义优劣性而干预另外一个治理领域的可能性，也排斥了一个强权国家基于权益扩张野心夺取另外弱小国家的领土或者其他利益的道义和法律的可能性。然而，正是威斯特法尼亚条约体系不足以落实条约本身关于主权建构和地缘政治边界不受侵犯的主导理念，才有霸权体系崛起，而这种霸权体系恰恰救济了这个条约体系，使得这个条约体系不是受到了削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恰恰获得了一个准世界政府性的力量的维持。此即霸权的合理性，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帝国负担”的两面性，一方面就是必得担负更多的提纲公共产品的职责，另一方面在担负这种职责时努力减免周边的不安，消弥其疑虑，这是第二种职责。
最后，许教授表示，在霸权体系和条约体系相结合的当今世界体系之下，“内政之国际化”与“国际政治的内政化”，均已成为双向互动的全球治理景象，进一步凸显了“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这一主题。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它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并且应该受到世界体系和全球秩序的质问、追寻与抗衡。否则，庞然大物矗立，大家都战战兢兢，还怎么过日子。
他强调，主权原则、及其条约体系和霸权体系相结合，早已是事实。既然此刻这个世界尚未产生一种足以取代的新型秩序，因而，我们只能认同这一现实，而锱铢累积，逐步改善之。
李兴教授在评议中表示，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才使得超级大国没有内政的问题的问题出现。他强调国家发展的最求共分三个层次：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威望利益。但是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资格追求威望利益，因为他是一个递进过程，只有超级大国才有这个资格去追求威望利益。很多国家都是在争夺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利益上徘徊。他最后表示，如果一个国家是为了满足自己国家正常利益，就是Right，我认为是在合理为，应该支持、应该独立的。但是如果超过这个Right去追求Power，或者满足自己Power而牺牲别人的Right，这个问题性质就发生变化。
郑也夫教授则认为，认识到内政的有限性十分必要。但全球利益的提法缺少利益载体，也就失去了动力。超级大国都企图为世界或者为周边提供秩序，但提供秩序比较成本低的做法就是透明。
莫志宏教授表示，这个话题整个完全可以翻译成经济学的话题，这个世界相当于一开始就在基本的逻辑架构上否认了其实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利益相互关联的、事实上相互依赖的世界，也可以说是一个你我他共同的世界。对于这样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同时我们如果遵循直观又感知不到的你我他组成的共同的世界，如果我们缺乏认知，如果精英知识分子看不到它的存在的、不去料理它就带来一系列问题。
成晓河教授认为，技术进步和观念的改变已经中国对内政的国际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现在的定位，就是准超级大国，不是超级大国，更不是霸权国家。中国原先官方所秉承的主权绝对论过时了，中国对外干涉的经验、对外介入的经验和能力总体还是不足，所以应该是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一边学一边进行积极的尝试。
参与论坛的其它学者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